沉香屑---第一炉香 沉香屑---第二炉香 茉莉香片 心经 封锁 琉璃瓦 年轻的时候 花凋 中国的日夜

四〇至八〇年代流传在中原农村的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一段纷乱复杂的痛苦历史，一场人性人伦的严峻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愚昧朴拙的女主人公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的准则，则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而判死刑的公爹匿于红薯窖几十年。王葡萄是严歌苓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小说的情节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与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写出了人性的灿烂，体现了民间大地真正的能量和本原。
小说里的民间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的藏污纳垢特性首先体现在弥漫于民间的邪恶的文化心理，譬如嫉妒、冷漠、仇恨、疯狂，但是在政治权力的无尽无止的折腾下，一切杂质都被过滤和筛去，民间被翻腾的结果是将自身所蕴藏的纯粹的一面保留下来和光大开去。葡萄救公爹义举的前提下，公爹孙二大本来就是个清白的人，他足智多谋，心胸开阔，对日常生活充满智慧，对自然万物视为同胞，对历史荣辱漠然置之。在这漫长岁月中他与媳妇构成同谋来做一场游戏，共同与历史的残酷性进行较量——究竟是谁的生命更长久。情节发展到最后，这场游戏卷入了整个村子的居民，大家似乎一起来掩护这个老人的存在，以民间的集体力量来参加这场大较量。

二战进入尾声，日本战败投降，大批当年被移民来中国东北企图对中国实施长期殖民统治的普通日本国民被抛弃。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即为其一，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她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的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哥哥据传因为抗日而被日本人杀害，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导致流产，从此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整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怪异。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女人多鹤的身份不仅在张家成为重大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间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多鹤是张俭欲拒还休、欲罢不能的另一个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环身边的情敌，也是张家三个孩子的生身之母，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纠缠张家几十年的头疼事。同时，如何掩盖多鹤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张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张俭的解决之道是，让多鹤成为朱小环的“妹妹”，孩子们的“小姨”；然后再通过不断的搬迁来遮掩多鹤的日本身份以及畸形的家庭关系。这个奇特的家庭组合在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困窘的经济生活中飘摇度日。
几十年下来，日本人多鹤默默而固执地以“整洁、较真”等品质影响着这个家庭，而朱小环等张家人则以 “随遇而安”、“凑合活着”等生活理念改变着多鹤。残酷无奈而又充满吸引力的生活因着他们善良的本性使他们活成了不能分开的一家人。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七巧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在本书中在空前深刻的程度上表现了现代社会两性心理的基本意蕴。她在她那创作的年代并无任何前卫的思想，然而却令人震惊地拉开了两性世界温情脉脉的面纱。主人公曾被作者称为她小说世界中惟一的"英雄"，她拥有着"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为了报复曾经伤害过她的社会，她用最为病态的方式，"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
作者将现代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推向了极致，细微地镂刻着人物变态的心理，那利刃一般毒辣的话语产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金锁记》在叙述体貌上还借鉴了民族旧小说的经验，明显反映了类似《红楼梦》之类的小说手法已被作者用来表现她所要表现的华洋杂处的现代都市生活。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书中收入中短篇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心经》、《年青的时候》、《花凋》和《封锁》。
《传奇》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奠定了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五四”开创的新文学运动衍变到此，才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可能。
这本《倾城之恋》收入《传奇》增订本的全部，同时在附录部分收入《传奇》各版的作者自序和关于《倾城之恋》的两篇创作体会。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实庸俗的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于“一刹那”体会到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之间的“一点真心”。

严歌苓2009年最新作品，继《小姨多鹤》之后的最新长篇小说作品。
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由女主人公“我”在晚年讲述给一位传记作者听。
“我”在1939年的上海，爱上一名刚刚逃离集中营上岸的犹太男子。那时赶上约瑟夫·梅辛格臭名昭著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让爱人去美国，“我”临时在上海抓了个救星——另一位美国青年——做自己的丈夫。
乱世中，小人物们开始一串连环套式的命运救助，最后，“我” 用“爱人”的钱赎救了“丈夫”，用“丈夫”的护照让“爱人”脱险，同时，以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去实现了爱情……
故事结局在爱情的部分出人意料，令人叹惋。
一位世界报业大亨的生死前传，写在1942年的上海。
一位单纯、忧郁、文艺气质的犹太难民，从残酷的追杀中幸存，却听见自己爱情的挽歌，响在1942年的上海。
一位生在美国，长在上海的钢琴女郎，在背叛与热恋之间，良心与梦想之间疲于奔命，最终留在1942年的上海。
书中有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上海人苏北人客家人，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没有人能逃脱“寄居”的命运。大上海，小世界——爱情与信仰，忠义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都在其中。“上海在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
这部作品是严歌苓在题材、写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鲜成功的尝试。同时，小说延续了作者独特的自述式与视觉化的叙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