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18世纪的中国不是“不变”，而是存在着生机勃勃的“变革”，是对于潜在发展成为强大的、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耗羡归公”是财政制度这一改革主要领域的顶点，它不仅解决了前朝遗存的种种问题，而且是对当时各种财政危机的有效的合理化解决方案。各省实施改革，因地制宜，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成效显著，有益于国计吏治民生。然而“耗羡归公”并不能一劳改永逸地解决清朝财政存在的所有问题，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加上集权国家的财政要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后来的“耗羡归公”政策辉煌不再。
这是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品，是利用档案细致探讨中国历史的代表作。

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超过两亿中国农民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寻求务工、经商的机遇。这一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再生产。本书所展示的，是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空间、社会关系重构，以及跨区域联系网络的建立。通过展现一个典型的外地人口社区——北京丰台“浙江村”的发展、繁荣、拆除、重建，作者展现了后毛时代（post-Mao era）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及私人社会空间对传统管理制度的挑战。本书挑战了“市场胜利、国家撤退”的简化论，强调要从更为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变迁当中去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

Concepts of historical progress or decline and the idea of a cycle of historical movement have existed in many civilizations. In spite of claims that they be transnational or even universal, periodization schemes invariably reveal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predispositions.
Our dialogue, which brings together a Sinologist and a scholar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in Europe, considers periodization 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studying the case of the “Renaissance.” Understood in the tradition of J. Burckhardt, who referred back to ideas voiced by the humanists of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and focusing on the particularities of humanist dialogue which informed the making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our discussion highlights elements that distinguish it from other movements that have proclaimed themselves as “r/Renaissances,” studying, in particular,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ile disagreeing on several fundamental issues, we suggest that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regional dialogue is a format useful to addressing some of the more far-reaching questions in global history, e.g. whether and when a periodization scheme such as “Renaissance” can fruitfully be applied to describe non-European experiences.

这是一部不同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社会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事，并且是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讲述的。《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追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并讲述了后来他们又如何着手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使土地回到耕者手中。将问题讲得最中肯的是那些有阶级觉悟，敢于同侵略者作斗争，带头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的贫农和雇农们。这一部分贫农和雇农分得了土地，掌了权，后来被称为“新中农”。他们的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一批人，因生性胆小或无助，未敢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仍然很贫困。

在中国乡村经济变迁的背景下，解读中国女性足不出户的家庭劳动及缠足问题。劳拉·宝森（Laurel Bossen）和葛希芝（Hill Gates）通过与1800多名老年妇女的访谈，考察缠足与女性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及缠足消亡的原因，进而延伸至更宏观的中国经济转型问题。

一个在上海住了近20年的外国人，他过着怎样的生活？
20年前的上海，蓄势待发而万物尚且淳朴，那会儿他在干什么？
这高速发展的20年，这个城市这么多变化，他感受到的是什么？
外国人笔下的当代中国，80年代有保罗•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90年代有何伟的《江城》，《洋盘》以一种新鲜的写作声音记录了我们正在发生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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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一年没问题。上海是个大都市，对吧？” 从24岁到40+岁，从五星酒店的厨师到美食作家，在中国高速发展的20年，一个老外如何谋生，如何去爱，如何应对起居饮食社交衰病。
出身中产家庭，放弃稳定生活，怀着“冒险”精神，于2005年来到上海。从24岁到40+岁，他在最好的年纪闯进中国高速发展的20年，以“局外人”的率真与好奇，探寻着日渐被我们忽略的“附近”和附近的“人”的故事，也在自己人生的上升与下沉中，见证了两种文化的碰撞和改革大潮下中国的变迁。
★理解中国食物的时候，也是在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只要你走出去看看，这世界就总会给你带来惊喜。
他游走在老城厢的窄巷，沉浸式体验上海的生活，用10年寻访一位手工铁锅匠，花16个月评测52家上海小笼包店，与上海各路角色聊天；他透过食物的镜头去看中国，到兰州学做拉面，去阿勒泰了解驼奶，几乎去过所有的省份，寻觅、倾听、记录真实的中国故事。
★ 都市青年共同的“边缘人”生存体验：“要是能知道自己能待多久，那该多好。” → “我想，我可以再待一年。”
以年为单位分割的时间，被不确定包裹的当下，短暂的过客身份，“在而不属于”的尴尬处境，临时搭建的情感乌托邦……一只脚在圈内，一只脚在圈外。是每一个外来的局外人用尽全力，却可能随时失去的生活。
★ 无意中发现的传奇家族史，两代人相隔100多年的中国“冒险”经历形成历史的呼应。
同样在24岁的年纪来到中国，100多年前，外高祖父刘海澜带着他的传教士队伍，从俄亥俄州远赴大清帝国，经历过1900年前后近代中国的大震荡和大变革，与他建立的亚斯立堂、同仁医院、汇文学校，埋骨的老城墙，一起定格在家族老相册里；100多年后，Chris放弃在迈阿密的中产舒适圈，卷入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大潮，度过不确定的疫情三年之后，仍然留在上海……两代人在中国游走的轨迹交会，串联起一段关于中国、关于上海的激荡故事。
★《鱼翅与花椒》作者扶霞、《张医生与王医生》作者杨樱诚挚推荐。
怀着对中国的深厚感情，Chris 真诚地探究了外籍人士在中国生活意味着什么，既感人又引人入胜。他的跌宕起伏的沪漂经历与他的外高祖父在北京的冒险交互对照，有忏悔录的笔触，又有历史作品和流浪汉小说的特点，一个关于爱与失去的故事。
——《鱼翅与花椒》作者扶霞
美国人梅英东写过北京胡同（《再会，老北京》），何伟写了涪陵（《江城》）和很多地方，但都不是自己的生活……终究没有人以一种拉家常的口吻，说一说自己如何应对这个大都市的起居饮食社交衰病，一切必要，一切非必要。从这个角度说，Chris写的东西可算史料补白。 ——《张医生与王医生》作者之一杨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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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盘，四川方言中，有洋气、拉风的意思。
上海方言中，则指外来人不太了解本地习俗。作者用作书名带有一点自嘲。
本书是美国作家沈恺伟（Christopher St. Cavish）讲述他在中国经历的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
2005年，24岁的沈恺伟离开家乡——美国东南部城市迈阿密，以年轻厨师的身份游历至香港，又机缘巧合得到一份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翡翠36餐厅的工作，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近20年的生活。
从最初跌跌撞撞闯入一座陌生城市，不知道自己能在这里待多久，到骑着挎斗摩托穿越5000公里寻路中国，从躲在外籍人士舒适的“泡泡圈”，到花10年寻访一位手工锅匠，以《上海小笼包指南》出圈……他穿越在两种文化间，一年又一年，学会了当一个成年人，学会了爱，学会了痛苦，也见证了改革大潮下中国的变迁。
冥冥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而直到来到中国，他才发现自己与这个国家的深刻渊源。

本书作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855年出生于苏格兰。22岁时，进人爱丁堡大学医疗传教士学院。毕业以后，长期在中国东北传教。本书的合作者伊泽·英格利斯为杜格尔德的妻子。1914年，她和杜格尔德应一位伦敦出版商要求写作本书，成书后由伦敦“康斯特布尔有限公司”于1914年5 月出版。
1883年至1913年这三十年，是东北历史风云变幻最为复杂的时期，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黑死病、辛亥革命，起伏跌宕。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形象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因此，本书为晚清史、东北地方史、基督教传播史、社会史等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同时又不失为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史读物。
杜格尔德虽然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但这并不等于其所有记述都符合历史实际。为了保留历史著作的完整性，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没有改动。读者在阅读时千万不要忘记他的真实身份：一位著名的英国医疗传教士，一位基督徒。

北京，充满活力的中国之都，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主题。
对中国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自北京建城以来，她就是吸引外来人口、商人、学者和探险者的魅力之地，其中也包括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 未可宣言。”
这副“棋盘”的遗址仍留在北京城内，六十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和曼哈顿区差不多大，那些叫做胡同的狭窄巷子也依然存在。胡同之于北京，就如河道之于威尼斯。几个世纪以来，胡同一直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即使现在的巷子还不到以前的八分之一。
北京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城市。1962年，一名外国记者将这里定义为“史上最大的乡村”。尽管这里有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机场，近一百家星巴克和一条覆盖到城市核心之外的新的地铁系统，但在某些北京人的眼中，它仍是一个乡村。
过去十年，就像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首都那样，北京这个大乡村走向了国际。穿过天安门广场，百公里外的长城标志着这个城市宽广的界限。或许它的改变可以用这个小插曲来说明：
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写：再现古都。
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