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共收论文十三篇，其中大部分是50年代以前所作。所收论文，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土地和赋税制度、兵制、门阀政治、民族问题、宗教及文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问题，同时又是这一时期的疑难课题。唐师在上述诸领域纵横驰骋，均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卓然成一家之言。

本书探讨了汉末王纲解纽到西晋重归统一这一历史时段的政治，具体地说，上限起自董卓之乱发生的公元189年，下限止于晋武帝去世的公元290年，前后恰好一个世纪，跨越三个朝代。全书分作上、下两篇，每篇包含若干专题。上篇主要讲汉末曹操集团的构成及其内部的矛盾斗争，曹操的治国方略和他的政治经营；下篇涵盖曹魏和西晋两个王朝，主要包括曹魏文、明二帝的治国之道，曹魏后期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的斗争，以及晋武帝的治国方略。勾画出汉末晋初之际政治运动的基本线索和面貌，揭示了这个时期政治演变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是宗王势力特别活跃的时期。唐长孺先生指出，像西晋那样重用宗室的情况，既不见于秦汉，也不见于唐以后，但却在不同程度上通行于南北朝，甚至延续到唐初，可能与这一时期的政权结构有关。当时高踞于政权上层的是门阀贵族，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是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以君临天下，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西晋以后，除东晋皇室十分衰弱外，南北诸皇朝的政治结构依然没有变化，重用宗室的政策就得延续下去，这种情况与门阀统治共始终恐怕不是偶然。唐先生的这一结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鲁力专著的《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即是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对与魏晋南朝宗王有关的若干问题所作的探讨。

本书展示了一位当代美国学者对这个古老中国之节庆的理解，以局外人的角度隔岸观火，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与众不同的画面。该书连导语、结语共分八部分，概括了全书主要内容及分析框架，综述了鬼节的主要活动、在中国及东亚流行情况及其多重意义，并将宗教分为“制度型”和“扩散型”，以此来修订鬼节的定位。随后几章探讨了佛道两教流行前的鬼节风俗，及包括盂兰盆经在内的多种古典文献。

罗新教授近年撰写了许多“与专业反思有关”的学术随笔，反映他对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学工作的反思与理解。这些与他走出书斋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历史、发现中国、认识世界异曲同工，一个目的即追索历史的纵深感，尝试发现和讲述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本书用一系列个案讨论了诸如历史学家的美德、史料的运用及反思、历史叙述的多样及其背后的原因、历史的记忆与遗忘、怎样超越民族主义史学、古代民族的起源传说与神话、历史研究的想象空间、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进退波动、帝国帝制的内外轻重等问题，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质疑传统的历史论述，示范了一种健康的看待和解释历史的态度、方法。
★ 我们的历史知识从哪里来？
★ 传统的历史叙述、众所周知的历史认识会不会出错？
★ 为什么历史会被滥用和错用？历史知识为什么会有偏差和错误？
★ 匈奴是故事还是历史？以狼为祖先的是传说还是真实？
★ 西欧骑士身上的佩剑真的来自中国吗？
★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到底是什么？
★ 反思历史叙述的单一与纯粹，示范如何独立、健康地分析和观察历史的典范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不滥用或错用历史，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是历史学家的美德：批判、怀疑与想象力。
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

文章以极长的篇幅（全文三万余字）和丰富的史料（注释多达七十三条，六千余字）论证了山涛——竹林七贤的一份子——在魏末晋初的政坛无比强大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说明了竹林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相反，他们在政治上有着积极的目标，而背后有一股鲜明的政治力量。
作者认为山涛实际上是竹林七贤的代表，其倾向也代表了魏末入晋的许多名士的倾向。作者认为山涛在“新朝（指西晋）的争衡里，显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先进者的地位，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和组织者的地位”。为了论证这样的观点，作者又举出了贾充和羊祜二人，并认为山涛正是二人争衡中羊祜背后的支持者，“是一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都还更重些的人物，是一个不凭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够企图左右政治大局的人”。

本书揭示汉唐历史变迁中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裨于破解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并将国家权力触角有效地延伸至基层。全书运用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了汉唐间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发展大势，指出汉唐统一帝国的瓦解与重建，与地方社会势力长期发育成长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

本书则是其成名作，被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本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翻译“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系列丛书之一，是最早以个案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古时期大族的著作之一，也是闻名学界的家族研究著作。此书最早由周一良先生撰写书评，渐为中国学界所知，并很快引进其主要研究方法，涌现了众多以社会学个案研究为方法的中古世族社会史的研究成果。长久以来此书未能翻译出版，故很多研究者、学习者都未能得窥全豹，只能以周一良先生的书评所示为指导。范兆飞先生以数年之力，更兼以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过硬学术背景，完成了这一力作的翻译，作为中古史学界迟来的好书，以飨读者。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中古中国的门阀大族主导了中国数个世纪，关于他们在十世纪的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学者。在本书中，谭凯利用新的数据手段分析了大批量的史料，解开了他们消失的谜团。他通过所掌握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手段，系统地探究了近数十年前出土的数千方碑志，其中大部分从未被学者研究过。谭凯广泛地采用了摘自墓志、散文和诗歌中的轶事，来丰富其论证，从而将一千年前的男女形象变得鲜活起来。《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

本书共收作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撰写的8篇论文，对魏晋至唐代之经济及阶级关系、工匠身份的变化、南朝寒人的兴起、拓跋族的汉化过程、科举制的萌芽诸问题详加论证和阐发，获得一系列重要结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则收入作者1958至1982年间论文15篇，分别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制度、社会阶层。中西交通、宗教等专题，详为论证。两书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次一并收入《唐长孺文集》。

本书采用“制度史观”，着重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两方面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阐述了战国至秦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的创立，入汉之后的各项制度发展，魏晋以下的政治“变态”，北朝官僚行政的再度振兴等等；阐述了此期文吏、儒生、宗王、外戚、宦官、门阀、军人、寒人、部落贵族等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对“制度”与“势力”的相互关系亦予提示，如文法吏与律令体制的关系，儒生与复古改制的关系，士族门阀造成的制度变态，鲜卑军功势力对官僚体制的振兴等。对“政治文化”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阐述了法家、儒家、黄老、玄学及北朝的“功绩制的政治文化”的政治影响。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

本书主要对中唐前期的政治史进行了初步探讨，以笔者所关心的若干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为线索，如，阐述中唐前期唐代宗和唐德宗在位时期的政局变化，各种势力为了掌握、维持政权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采用“政治过程”的观察视角，不仅限于追究中唐前期政治的利弊得失，也通过新的角度考察为治史者所熟悉，甚至是习焉不察的一些观点和认识，追踪中唐政治形成过程中的若干关键环节。鉴于藩镇在这一时期对朝政的影响极为关键，故而有关藩镇一朝廷的互动关系亦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孕育出独特的中国佛教，这至少经历了三四百年。东晋庐山慧远以前的中国早期佛教，就是一部中国人如何回应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外僧人如何同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重现了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画卷，叙述了公元4世纪、5世纪初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佛教的特点，剖析了佛教在当时中国传播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夷夏关系、政教关系和佛道关系，并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当年中外僧人的弘法生涯。读者借此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佛教不断本土化的壮阔历程。

本卷系统讨论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知识分子的构成及其生存状态和社会作用。全卷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发展为背景，把此期知识阶层分为4组7个群体加以分析，着重探讨了各知识群体的养成体制、出路与登进、生计与生活方式、社交与社会关系，梳理了他们的知识活动及其社会作用和地位。
本卷的讨论并不限于少量知识精英或部分代表人物，而是突出了其所处阶层和群体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其中下层成员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本书的讨论亦不限于知识分子的政治言论和思想状态，而是着重就知识活动来揭示其社会作用和地位；本书的讨论特别关注各知识群体的生存状态，注意围绕此来建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知识分子研究的问题序列和资料序列。这3点构成了本书内容和结构上的主要特色。

“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呢?还是一个官僚国家?”此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是两者的独特的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5世纪至10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5至10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正是鉴于这些家族在中世纪如此重要，本书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家族的结构和如何发挥功能。本书的结论是，在宋代以前的时期内，大家族与其说近似于“姓氏”，不如说最近似于今天人类学家所称为的“宗族”。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存有三件珍贵的波斯石刻，这些曾被误认为是赝品的珍贵文物，是因为乐仲迪的研究考证和极力挽救而免遭厄运；作为国际学界最早指出北朝文物上有拜火教葬仪的学者，乐仲迪早在1993年就发文指出日本Miho馆藏北朝石棺屏风上有粟特人的葬仪场景，从此打开北朝与粟特文明 交流的新大陆，并掀起国际丝路学界对入华粟特人石葬具的研究热潮；乐仲迪对粟特人的丝路贸易帝国以及丝路的游牧人、商队、圣徒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是当今世界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最新考古研究成果。乐仲迪的《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一书所收录的大夏和萨珊印章、波斯摩崖石刻以及来华粟特葬仪等方面的研究文章，正是见证了这些在丝路文明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堪称该领域考古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也让敦煌学、吐鲁番学大篇幅改写，使得波斯学、中亚学与中国的长安、洛阳文明完美辉映。
乐仲迪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守护人、纽约大学的波斯学家，更是近二十年来唯一以现代波斯语在西亚国家大学授课的欧美考古界女学者，多次参加波斯波利斯、巴比伦、大夏、犍陀罗考古遗址发掘，是中亚丝路学领域的国际权威。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乐仲迪的著作内涵宏富，纵跨了中亚粟特、大夏、波斯、阿富汗等地文明，囊括了壁画、摩崖、印章、金银器等各类艺术，气势恢宏地书写了从粟特到北朝的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宏大篇章。正是《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一书所收录的文章，奠定了乐仲迪在丝路学界的崇高威望，填补近十年世界丝绸之路学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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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为“丝路译丛”的一种。“丝路译丛”作者都是丝绸之路顶尖考古专家，所撰图书涉及当今世界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最新考古发现以及最新成果，书中配有大量插图，展示考古所出的壁画、佛像和珠宝，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对于丝绸之路历史和文明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学术价值。
1999年到2007年间，联合国考古队在中亚五国和印度“玄奘之路”上收获重大发掘成果：数百尊佛造像，两万平米壁画，足以再造一个敦煌。同样的八年，中国北方陆续出土中亚来华粟特人在北朝的墓葬文物，其数量与精美度百年不遇，且和“玄奘之路”海外成果遥相呼应。近年丝绸之路国际会议上，欧亚各国学者纷纷把上述两批文物糅合分析，取得里程碑式的学术突破。这些在中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重要考古发现，对于丝绸之路历史和文明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学术价值。

身處困境的唐代士人，習從選士制內部道德環節的失落，理解當代士風變化。他們認為士風惡化，「非受性如此」，而是「制法守度使之然」。本書循著唐人觀點，以「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為主軸，將唐代士人的認識、選擇與行動置於宏觀的政治體系下，進行制度與政治史的考察，以期掌握士人群體的動向。
本書從古代「核心—四方」國家型態的演變，檢視隋代「五服之內，政決王朝」的國制變動，探究制度變遷下士人性質和處境的變化。身處「士人—鄉里」關係斷裂下的唐代士人，面對「士不飾行」的士風惡化現象，如何重構「為士之道」，強化「士—民」關係；面對鄉里內部「民弱而愚」的變化，如何探求「為政之道」，實踐士人富而教之的淑世職能。

本书属于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西汉时期，先后封置八百余个侯国。数量如此众多的侯国在地域分布上是否存在特征，一直不甚明了。本书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对西汉近八百个侯国的地理方位进行考证。同时采用“水平横剖面”方法，复原七个具有明确年代断限的西汉侯国地理分布剖面，并对每一个剖面所呈现出的侯国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总结了西汉侯国地域分布特征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势。最后，本书还对有关西汉侯国地理分布、侯国迁徙等一系列专题进行了研究，揭示出一些以往未被注意的西汉政治制度、政治政策的变革。本书是第一部以西汉侯国地理分布为研究方向的专著，可为日后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