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教授近年撰写了许多“与专业反思有关”的学术随笔，反映他对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学工作的反思与理解。这些与他走出书斋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历史、发现中国、认识世界异曲同工，一个目的即追索历史的纵深感，尝试发现和讲述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本书用一系列个案讨论了诸如历史学家的美德、史料的运用及反思、历史叙述的多样及其背后的原因、历史的记忆与遗忘、怎样超越民族主义史学、古代民族的起源传说与神话、历史研究的想象空间、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进退波动、帝国帝制的内外轻重等问题，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质疑传统的历史论述，示范了一种健康的看待和解释历史的态度、方法。
★ 我们的历史知识从哪里来？
★ 传统的历史叙述、众所周知的历史认识会不会出错？
★ 为什么历史会被滥用和错用？历史知识为什么会有偏差和错误？
★ 匈奴是故事还是历史？以狼为祖先的是传说还是真实？
★ 西欧骑士身上的佩剑真的来自中国吗？
★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到底是什么？
★ 反思历史叙述的单一与纯粹，示范如何独立、健康地分析和观察历史的典范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不滥用或错用历史，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是历史学家的美德：批判、怀疑与想象力。
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

文章以极长的篇幅（全文三万余字）和丰富的史料（注释多达七十三条，六千余字）论证了山涛——竹林七贤的一份子——在魏末晋初的政坛无比强大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说明了竹林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相反，他们在政治上有着积极的目标，而背后有一股鲜明的政治力量。
作者认为山涛实际上是竹林七贤的代表，其倾向也代表了魏末入晋的许多名士的倾向。作者认为山涛在“新朝（指西晋）的争衡里，显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先进者的地位，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和组织者的地位”。为了论证这样的观点，作者又举出了贾充和羊祜二人，并认为山涛正是二人争衡中羊祜背后的支持者，“是一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都还更重些的人物，是一个不凭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够企图左右政治大局的人”。

本书揭示汉唐历史变迁中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裨于破解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并将国家权力触角有效地延伸至基层。全书运用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了汉唐间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发展大势，指出汉唐统一帝国的瓦解与重建，与地方社会势力长期发育成长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

邓小南撰推荐序，陈尚君撰导读，辛德勇撰重版附言
治中国史者不可不读《资治通鉴》，读《通鉴》者不可不晓“通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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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章学术，溯源而析流，发温公未抒之胸臆
卓识洞见，博深而切明， 示后学治史之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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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推荐
张煦侯先生博通文史，其力作《通鉴学》成书于抗日战争期间艰难困顿之中，林居六载，风雨其晦，先生于《通鉴》独有会心。该书自“编年体回溯”入手，对《资治通鉴》的史源、鉴别、宗旨、书法、枝属、后继以及得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全书言简意赅，论述精严，次第分殊，务求其信，堪称研究《资治通鉴》的经典之作。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通鉴学》存旧经史学之精神，有新学术的理念，对编年体源流之梳理，对《通鉴》创新与史法的揭示，对司马光在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纂著《通鉴》，存史事，析名分，重纲纪，弃褒贬而明史法，叙人事而忽天变，倡一统而轻正闰，究真相而详考证，都有绵密之分疏与论列。其立场既不同于宋元理学之迂执，又不似今日学者那般以后世概念套古人作为，能在传统礼法与道德的立场上，在传统史书与文学书写的技法上，揭示《通鉴》的特见与司马光的学术勇气。就此数端言，此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与崔万秋先生的《通鉴研究》及柴德赓先生的《资治通鉴介绍》相比，张煦侯先生这部《通鉴学》，是目前我所见到的一部论述最为详明的《通鉴》导读书籍了。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内容简介
司马光以十九年之久，合三四人之力，撰成巨著《资治通鉴》。其用力之勤、网罗之富、取舍之慎、叙事之明、议论之精，为后世所称道，遂成一专门之“通鉴学”。
本书为近代“通鉴学”集大成之作。作者先上溯编年体史书之源，进述《通鉴》之编纂经过、助修诸人与编集程法，再论《通鉴》之史源、史学、书法，及其枝属与后继。最后，在全面总结《通鉴》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编年史改造方案。作者既存旧学之根底，而无其偏狭迂执，又得新学之神髓，而未尝苛求古人。全书述论精到，不拘囿固见，不强辟新说，多为史家持正之谈。
◎ 出版说明
张煦侯先生所著《通鉴学》一书，初于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作者署名“张须”），此后台湾、香港曾多次据以重印。1957年，作者计划再版，修改了部分内容，并撰写《再版自序》，然此事未行。198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根据作者修订稿再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此次重版，即以1982年版为底本，并对全书又进行了一些整理改订，包括：
一、本书每章之下原无分级标题，且部分段落过长，或有至两千余字而不分段者。今依文意添加标题、划分段落，力图使其眉目清晰、层次分明。
二、查核原典，为书中误失添加编者注。
三、改正错别字、异体字、笔误、病句及标点不当处，使之符合现代出版规范。（此类径改，不出注）
又本书引文，不知所据版本，且旧时学者引书多有省改，故与当下通行之本颇有异同。除明显错讹外，我们多仍其旧，不做改动，俾读者识之。

《中国酒史》一书由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全书43万字。作者王赛时为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酿酒历史研究，这部《中国酒史》整整写了20年，可谓是厚积薄发之作。《中国酒史》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研究“酒”的史学专著。全书沿着历史发展规律来解读中国酒的起因与变化过程，上起史前遗迹，下及晚清，采用了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来考证中国古代酒产品和酒生活，分时段、分朝代解读了中国酒历史的发展走向和文化要素。同时，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名酒进行了起源考证和定位、定质分析，从而把中国酒的历史风貌完整地展示出来。

中古中国的门阀大族主导了中国数个世纪，关于他们在十世纪的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学者。在本书中，谭凯利用新的数据手段分析了大批量的史料，解开了他们消失的谜团。他通过所掌握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手段，系统地探究了近数十年前出土的数千方碑志，其中大部分从未被学者研究过。谭凯广泛地采用了摘自墓志、散文和诗歌中的轶事，来丰富其论证，从而将一千年前的男女形象变得鲜活起来。《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

本书为已故日本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前田正名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研究和北魏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之一。全书正篇共分七章，分别从北魏桑干河流域的自然地理、居民结构、都市景观的发展情况，以及平城周围的交通路线、商业贸易等方面入手研究；另附三篇论文作为附篇，以表格的形式梳理了北魏建国以前的拓跋部历史及建国后至迁都洛阳为止的北魏历史，并揭示了沿太行山脉东麓的交通路是东亚极为重要的一条南北交通线。
此书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及日本东洋史研究学者的必读之书，许多观点可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本书采用“制度史观”，着重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两方面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阐述了战国至秦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的创立，入汉之后的各项制度发展，魏晋以下的政治“变态”，北朝官僚行政的再度振兴等等；阐述了此期文吏、儒生、宗王、外戚、宦官、门阀、军人、寒人、部落贵族等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对“制度”与“势力”的相互关系亦予提示，如文法吏与律令体制的关系，儒生与复古改制的关系，士族门阀造成的制度变态，鲜卑军功势力对官僚体制的振兴等。对“政治文化”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阐述了法家、儒家、黄老、玄学及北朝的“功绩制的政治文化”的政治影响。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为避免将政治史简化为政治斗争史，本书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梳理了北宋晚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演变过程，进而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特质。首先，全书始终围绕宋代“士大夫政治”这一大主题，说明其多层次的理想在北宋后期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的过程，而前人多所强调的党争、腐败等北宋晚期的政治困境，就是这一异化的副产品。其次，本书从技术与观念的层面，说明了帝制政治在北宋晚期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而非某种固定的趋势，这也是为了跳出泛论君权强弱大小的思路，寻找理解王朝体制的新方式。

本书以反映赵宋王朝文化特色的宋学为核心，探讨了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宋学发展各阶段的情况等。

本书收录的文字“一类与史学有关，一类则与史学无关”。前者主要是几篇书评，由小及大，由近至远，既不失史家的深刻，又兼顾读者的趣味。后者属于作者的业余爱好，有回忆性的写实之作，也有纯属虚构的“文学”小品。作者在中古史领域有上佳表现，而这些“与史学无关”的文字则非常“有趣”，而在有趣之外，还能体味到作者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洞察与睿智的思考。

在近年来的社会史研究中，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蔚成风气。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生育、交往、休闲活动、消费行为等看似琐细的对象中理解人类生活的实态，内容涵盖从皇室到平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同时通过与物质文化、社会性别、科技、医疗、身体、艺术诸领域研究的融合，逐步发展出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本书以日常生活史研究为主题，精选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十八篇，从学术史、基本理论、重要方法、个案研究等不同层次，反映了这一专题领域的最新进展。

本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文中用较大篇幅对田余庆先生的名篇《论轮台诏》进行回应，否定汉武帝晚年政策转向的史学定论；二、从史源学研究和后现代史学解构的方法出发，论述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并指出《通鉴》不能作为研治秦汉史的一般史料使用。

“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呢?还是一个官僚国家?”此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是两者的独特的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5世纪至10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5至10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正是鉴于这些家族在中世纪如此重要，本书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家族的结构和如何发挥功能。本书的结论是，在宋代以前的时期内，大家族与其说近似于“姓氏”，不如说最近似于今天人类学家所称为的“宗族”。

本书以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为主题，将古代中国置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画卷中，利用文献、考古和图像资料，由近而远进行讲述：前两个讲题以中国和北方草原游牧社会的交流为主，后两个讲题则涉及整个欧亚大陆的两端，以具体艺术表现或物质生活中的实例，说明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复杂性。

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先生潜心研究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力作。本书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蒙古帝国的崛起与兴盛，蒙古民族的天机和隐秘
那些消失在蒙古铁蹄下的丝路名城，那些往昔荣光
野蛮的异族侵略者？
世界贸易的维护者？
亚欧文明的破坏者？
新世界的塑造者？
印度蒙古史专家为您解读蒙古帝国的印度之战
古拉提从蒙古族发源谈起，记载了蒙古族勃兴初期的史料，以广阔的视角勾勒出蒙古族生活的生态环境和他们对中亚这片特殊地域、对中亚历史的重大影响力，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蒙古大汗的军队在远征过程中对不同国度、城镇的统治和 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给中亚及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蒙古人征服中国和中东之后，贸易往来的道路更加安全、有序，跨地区间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景象。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王赓武先生195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是西文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唐宋变革期的五代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集中讨论了五代时期迈向统一的各种方式方法，主要从军事斗争和社会管治两方面来展开论述。虽然在此书之前，学界对晚唐五代的研究也有一些，但其内容基本不超出对政治形势的粗略描述和对军阀黑暗统治的强烈鞭笞。因此深入到对晚唐五代政治史的研究，王赓武先生的研究还是第一部，因此具有首创之功。

作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随葬品令人赞叹不已，而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本书是第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作者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将汉武帝晚年至汉宣帝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解说；通过分析刘贺的经历与行事，揭示其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认为刘贺的戏剧化人生，既是时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本书稿尝试以诸子百家的视域作切入点，结合政局发展、政治制度、社会变迁及学术传播等不同方面来分析春秋战国至西汉中期的君权传承思想之形成、发展及实践过程，并展现有关思想在社会与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复杂性，从而探讨汉代以后的君权传承模式是怎样被塑造定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