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与革新:隋唐至明中叶的精神文明》对唐宋时代丰富多彩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进行了精彩的描述，涉及思想、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等诸多方面。在引领读者浏览唐宋时代令人惊叹的精神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思考。对自魏晋以来日益繁荣的多民族交流、中外交流及其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给予特别关注。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的普及本，分别叙述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中时、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四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就，共12分册。在原书综合性、学术性的基础上，突出通俗性，以适应大众阅读的需要。

忽必烈作为成吉思汗的嫡孙、世界上有史以来疆域最辽阔的帝国的缔造者，不但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雄才伟略，更完成了祖父号令天下的目标。他半生戎马，扬威海外，建立了赫赫有名的世界帝国，更带领草原起家的蒙古帝国迈上海陆通商之路，构建了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欧亚海陆交通与商业网络。

尊君、造“士”、大一统、改制、三纲六纪、“国宪”《白虎通》……
汉代儒者如何重新诠释经艺，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
坚持道德洁癖，抑或与统治权力结合？
儒者如何一面与现实权力周旋，一面苦心孤诣留住些许儒学理想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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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主要着墨于汉代儒者是如何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的。
本书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本书也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

此著基本上是以研究日本思想史为主的，题目设定为“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包含着两个重要的视座：首先是把日本思想史的视野扩大到东亚的框架，既要打破战后日本学界的“西欧中心主义”，同时克服随着经济高速成长出现的“日本中心主义”，注目于曾被上述两种倾向忽视的、与日本关系最密切而且交流历史最长的东亚。第二是采用与王权相关的手法谈思想，作者认为“思想”不仅是思想家所构筑的理论体系，作为思想的元素，人们的感情、感觉和意识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东亚诸国不同的王权体制对思想有重要影响，不能无视了这些历史脉络而单纯地看思想文本。《东亚的王权与思想》是这两方面的一个尝试。
此著是由渡边浩数年来撰写的论文编辑而成，因他的这些论文的价值被东京大学出版会发现，便被编为一本论著出版。出版以后，对日本的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渡边浩本人的声望也迅速达到了日本学界的顶峰，今日依然如此。
本书为日本学者渡边浩研究东亚中世到近世思想史的专著，分析了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由“古代”走向“近代”的思想历程，作者是日本德川时代的思想史方面的专家，该书以日本思想史和社会史为主要视界，对比中韩两国政治思想发展脉络，重点分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内部政治、社会和思想的互动，以及近代其与西洋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变化。作者论据翔实，论点鲜明，对很多东亚思想和政治史问题都提出了极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译者翻译风格平实，能够较好传达原文之意，同时具有可读性。
该书出版将会为我国东亚政治史、思想史和中日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

探寻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新石器时期中国大地呈现古文明“满天星斗”的分布格局。
本书旨在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同时提纲挈领地梳理几大区系文化的渊源、特点和发展道理，介绍划分和界定文化区系的考古实践工作中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作者在大量扎实的考古实践工作基础上提出区系类型学说，认为中原地区只是独立发生发展但又互相影响的六大区系之一，从而对历史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并将新石器时期的中国文明状态传神地描述为“满天星斗”。

蒙古帝国的崛起与兴盛，蒙古民族的天机和隐秘
那些消失在蒙古铁蹄下的丝路名城，那些往昔荣光
野蛮的异族侵略者？
世界贸易的维护者？
亚欧文明的破坏者？
新世界的塑造者？
印度蒙古史专家为您解读蒙古帝国的印度之战
古拉提从蒙古族发源谈起，记载了蒙古族勃兴初期的史料，以广阔的视角勾勒出蒙古族生活的生态环境和他们对中亚这片特殊地域、对中亚历史的重大影响力，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蒙古大汗的军队在远征过程中对不同国度、城镇的统治和 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给中亚及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蒙古人征服中国和中东之后，贸易往来的道路更加安全、有序，跨地区间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景象。

宋明理学是对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化解，是价值理想和道德形上学的重建，是儒释道三教融突的结晶，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造极”。理学是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标的。
理学是宋元明清时期哲学概念范畴的发展史，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和哲学家哲学体系，都是由诸相互联系、作用的哲学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或结合方式构成的。
《宋明理学研究》再现各哲学家哲学的面貌，并阐述了理学的称谓、分系、特色、发展阶段、范畴结构演变、时代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影响和评价。对宋明理学重要哲学家的身世、生平、哲学逻辑结构、哲学概念的分析及内涵作了深入仔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解读、体认宋明理学很有帮助。

《中国考古通论》内容简介：1991年我们曾组织几位从事考古学教学和研究的同仁编撰了一本《中国考古学通论》。时至今日，中国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原来出版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书已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因此，我们重新组织了一批在考古学教学和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同志编撰了这本《中国考古通论》。

这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

原序
前篇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西域的民族
第三章 西域史的曙光
第四章 亚历山大的东方经略 与巴克特利亚及安息
第五章 民族的移动
第六章 汉之西域经略
第七章 贵霜王朝
第八章 嚈哒、突厥之活动
第九章 唐之西域经营 与伊斯兰教势力之东渐
第十章 回鹘的西迁
第十一章 蒙古的中亚经略及其以后
后篇
第一章 西域与希腊文化
第二章 粟特人与商业
第三章 粟特语及天山南路通行的诸种语言
第四章 西域流行的各种宗教及其典籍
第五章 宗教美术
第六章 西域与汉文化
第七章 回鹘的西迁与西域文化
第八章 突厥族与伊斯兰教
第九章 帖木儿王朝与突厥文化
第十章 其后之概观

《中国古代官制概论》依时代为序，勾勒了中国古代国家的中央决策机构、行政机构、监察机构和军事机构，地方机构及其职任，以及官员的选任和管理，重点指出了各个时代官制的特点和变化。书末特附“官制释词”，均为书内未加详述者，与正文可配合使用。

本书从官僚政治制度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帝国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在宋元以前部分没有作全面的铺叙，而是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有重点地探讨一些问题。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和其他有关论著重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时期史料很不充分，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水平，对全面的情况很难做到准确的描述。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我们在明的部分对有些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而在清朝部分则对当时的官僚政治体制和运作机制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描述，以期读者通过这一部分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有一个比较更加具体的了解。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一书从起源发展、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历史影响等几方面入手，系统揭示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古代官僚政治的全貌，指出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单纯的君主专制，其实质是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
本书通过描绘历代官僚行政管理的各方面活动和运行情况，总结利弊得失，从而对古代官僚政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很有现实借鉴意义。

《隔岸观景》，本书系书与人丛书之一种。主要分各部分，一是关于美国历史问题，诸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美国早期史》、《美国革命的“复数化”》；二是书评，如他们在美国发现了什么？——读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三是谈人论事，诸如《专家时代的博学之士》、《悠悠寸心谢师恩》。作者见解不凡，文字晓畅。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ISBN：9787532612789，作者：吴宗国主编

公元620年，唐武德三年七月，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奉父之命东征洛阳。洛阳是前朝隋的东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洛阳之战也就成了唐朝统一中原的最重要一仗。
经过李世民军队长达数月的围困，洛阳城内已经没有了和唐军对抗的力量，洛阳的首领王世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救兵上。河北的窦建德带领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
要解洛阳之围。李世民命弟弟齐王李元吉留守大本营，自己亲自带兵迎击窦建德的大军。李世民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用几千人击败了窦建德的大军，并将窦建德本人擒获。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只得开城投降。
李世民一举击败了大唐的两个最有实力的敌人，功劳传遍了天下。李渊为了表彰李世民的功绩，封他为天策上将，并赋予了种种特权，地位几乎已经与太子不相上下。
李世民势力的急剧扩张引起了李元吉的忌恨，也让太子李建成深感不安。李元吉对权力和地位的贪心越来越大，他表面上鲁莽，但实际上已设计好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他决定先联合太子整倒二哥李世民，再从太子手中篡取皇位。李元吉利用李建成对李世民的猜疑，趁机从中挑拨。
李建成和李元吉一面在表面上压制李世民，一面在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阴谋一步步酝酿，最终李元吉制定出了除掉李世民的完整具体的行动计划。
消息传到李世民耳中，李世民与众谋士商议后决定抢先下手。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就占领了玄武门，隔断了李建成、李元吉和城外军队的联系。随后一场血雨腥风的激战开始了。交手中，李世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兄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如愿成了太子，掌握了朝政大权。他没有清剿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部，反而将一些有能力的人才收到自己门下，这其中就包括以中正刚直而闻名的谋士魏征。从这以后，李世民就再难逃被魏征当面训斥的命运。
李世民为了表明自己让天下和解的决心，不仅下诏不准再追查李建成和李元吉余党，还派魏征为制使，出使河北，传达自己的意思。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八月初八，李渊传大唐皇帝位于太子李世民，自己成为太上皇。
武德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突厥趁唐朝朝政不稳进犯中原，抵达关中渭水边，直逼长安。李世民心里清楚，凭现在唐的实力，还无法与突厥对抗，索性委曲求全，向突厥纳贡，换取中原的和平生息。
李世民登基后，深切感受到了治天下和打天下的巨大差距。他修改了国号，以代表宽忍和善的“贞观”取代了原来的“武德”，正式开始了历时二十余年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的时代。
李世民为了推行新政，开始清除自己治国道路上的一些巨大的障碍。其中一个，就是各种名目的封王。当年太上皇李渊打天下时为了笼络人心，给各路人马随意加官晋爵。虽然其中有些只是虚职，但也独霸一方，占有大量土地资源，每年还要领取丰厚的俸禄。
李世民削减封王的想法还没有对外宣布，就已经在朝野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削减封王影响了众多王侯贵族的直接利益，义安王李孝常联合其他一些反对者，打算用清君侧的名义，以武力胁迫李世民。李世民早已掌握了他们的动向，干净利落的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并以自己的威严镇慑住了朝中百官。
关中大旱。李世民为感动上苍，负荆祈雨。但李世民的诚心并未缓解旱情。李世民无奈，只能开关放人，允许受灾百姓到关外去乞食为生。玄奘也随着灾民的队伍出关，开始了他西域取经的旅程。
经过几年时间的建设，大唐王朝的国力已经积攒了一定的实力，为了解决边疆问题，李世民决定征伐突厥。贞观三年八月十九日，李世民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征伐突厥。突厥内部此时发生了严重的纠纷，两位可汗矛盾重重。李靖的军队稍一冲击，突厥军便彻底溃散了。
平定了突厥，西北周边二十几个国家都来朝贺。在高昌王的建议下，李世民被各国拥为“天可汗”。一时间，从中原通往西域的各种商业、外交通道纷纷开通，长安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李世民的目光不得不开始投向未来。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选谁作为继任者。太子李承乾虽然是长子且能力值得信赖，却不愿读书，性情古怪，终日沉迷于酒色。次子李泰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他在一些能人的辅佐下，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李世民的青睐。
朝中大臣也都纷纷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有的支持李承乾，有的支持李泰。唯独长孙无忌看中了软弱忠厚的李治，并给了李治极大的帮助。深受李世民宠爱的武才人 ——也就是后来的女皇武则天与李治关系非同寻常。她告诉李治，现在李承乾和李泰的实力虽然都很雄厚，但也许会形成鹬蚌相争的局面，到时候他们只要坐收渔翁之利就可以了。
李承乾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来自李世民和李泰的压力。最终，在形势的逼迫和众人的怂恿下，李承乾决定杀掉父皇和弟弟。李承乾幼稚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就被粉碎了。李世民不愿再杀害亲人，便将李承乾流放。在长孙无忌和武才人的努力下，李世民没有立李泰为太子，反而立了李治为太子。
经过十几年的长途跋涉，玄奘取经回到了长安。在李世民的支持下，玄奘在弘福寺展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外来文化翻译工程。
北漠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然而恶劣的气候让唐军随时惨重，李世民也从这场失败的战争起一蹶不振。
李世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继续主持朝政。他将国家政务都托付给了李治。可想到自己离开人世后，李治要担起全部的责任，仍不放心。他将李治托付给长孙无忌，要他辅佐未来新的皇帝。
房玄龄、李靖等老臣纷纷去世，留下李世民一人孤独的度过最后的时光。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初唐第二代帝王太宗李世民去世。之后，是大唐盛世。

裘德·洛主演，《绝美之城》导演保罗·索伦蒂诺执导的八集迷你剧。裘德扮演连尼·贝拉尔多(虚拟的庇护十三世)，一个复杂又充满争议的教皇，对贫民满怀怜悯，在与梵蒂冈众臣的对抗中，习得如何驾驭权术。本剧预计15年夏季开拍，Sky、HBO和Canal+三家电视台联合制作。

从中西角度对比来看中西文化，会发现其中息息相关。本书选取华人学者孙隆基先生多年来文章多篇，既关注鲁迅，又关注美国大众文化里的“第三性”与东方人，论说有据，令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