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讨了汉末王纲解纽到西晋重归统一这一历史时段的政治，具体地说，上限起自董卓之乱发生的公元189年，下限止于晋武帝去世的公元290年，前后恰好一个世纪，跨越三个朝代。全书分作上、下两篇，每篇包含若干专题。上篇主要讲汉末曹操集团的构成及其内部的矛盾斗争，曹操的治国方略和他的政治经营；下篇涵盖曹魏和西晋两个王朝，主要包括曹魏文、明二帝的治国之道，曹魏后期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的斗争，以及晋武帝的治国方略。勾画出汉末晋初之际政治运动的基本线索和面貌，揭示了这个时期政治演变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是宗王势力特别活跃的时期。唐长孺先生指出，像西晋那样重用宗室的情况，既不见于秦汉，也不见于唐以后，但却在不同程度上通行于南北朝，甚至延续到唐初，可能与这一时期的政权结构有关。当时高踞于政权上层的是门阀贵族，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是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以君临天下，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西晋以后，除东晋皇室十分衰弱外，南北诸皇朝的政治结构依然没有变化，重用宗室的政策就得延续下去，这种情况与门阀统治共始终恐怕不是偶然。唐先生的这一结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鲁力专著的《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即是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对与魏晋南朝宗王有关的若干问题所作的探讨。

本书以两晋宗室制度为主题进行研究，课题选题视角新颖，对两晋宗室的管理制度和宗室成员的仕宦制度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提出了新的或独到的看法。并进一步对两晋宗室制度的渊源、变化以及与其他时代的区别以及宗室制度对两晋政治生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考察。

本书共分三篇，分别为上篇「礼观念的演变与儒教国家的成立」、中篇「政治制序与经典诠释」及下篇「礼制与『东亚世界』的政治制序」。上篇主要论述先秦至《大唐开元礼》中，各时代「礼」观念的转变及其意涵，中篇主要论述中国中古时期至隋朝间，各时代对「国家」、「君臣关系」、「罪」、「政治」、「文化」等观念的形成及其所构成的经典诠释，下篇则着重於中国、日本等，关於「东亚」世界的再省思。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

文章以极长的篇幅（全文三万余字）和丰富的史料（注释多达七十三条，六千余字）论证了山涛——竹林七贤的一份子——在魏末晋初的政坛无比强大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说明了竹林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相反，他们在政治上有着积极的目标，而背后有一股鲜明的政治力量。
作者认为山涛实际上是竹林七贤的代表，其倾向也代表了魏末入晋的许多名士的倾向。作者认为山涛在“新朝（指西晋）的争衡里，显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先进者的地位，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和组织者的地位”。为了论证这样的观点，作者又举出了贾充和羊祜二人，并认为山涛正是二人争衡中羊祜背后的支持者，“是一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都还更重些的人物，是一个不凭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够企图左右政治大局的人”。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本书主要对中唐前期的政治史进行了初步探讨，以笔者所关心的若干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为线索，如，阐述中唐前期唐代宗和唐德宗在位时期的政局变化，各种势力为了掌握、维持政权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采用“政治过程”的观察视角，不仅限于追究中唐前期政治的利弊得失，也通过新的角度考察为治史者所熟悉，甚至是习焉不察的一些观点和认识，追踪中唐政治形成过程中的若干关键环节。鉴于藩镇在这一时期对朝政的影响极为关键，故而有关藩镇一朝廷的互动关系亦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邱立波著的《礼法与国体》收录讨论汉代礼法与国体关系问题相关的论文六篇。这些论文，最初是在作为中国法律史或中国经学史的传统课题被构思的，学与思的过程中，曾尝试过诸如法律社会学、法律史学和思想史等诸多研究工具，但时至今日，我渐渐觉得，将它们放在“封建与郡县”这个旧题目下、结合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国体的大变更来理解，似乎更能穿透被很多学术修辞弄得含混的方面，更能帮助人们回忆起若干更加值得关注的政治—历史课题。——说一句僭越本分的话，这次国体变更，联系着中国人的时空观念与世界意识，也与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关系息息相关。换言之，为了将这个课题推向深入，人们必须不畏艰险地重启与中国有关的世界—文明—历史的沉思。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为避免将政治史简化为政治斗争史，本书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梳理了北宋晚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演变过程，进而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特质。首先，全书始终围绕宋代“士大夫政治”这一大主题，说明其多层次的理想在北宋后期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的过程，而前人多所强调的党争、腐败等北宋晚期的政治困境，就是这一异化的副产品。其次，本书从技术与观念的层面，说明了帝制政治在北宋晚期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而非某种固定的趋势，这也是为了跳出泛论君权强弱大小的思路，寻找理解王朝体制的新方式。

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先生潜心研究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力作。本书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尊君、造“士”、大一统、改制、三纲六纪、“国宪”《白虎通》……
汉代儒者如何重新诠释经艺，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
坚持道德洁癖，抑或与统治权力结合？
儒者如何一面与现实权力周旋，一面苦心孤诣留住些许儒学理想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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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主要着墨于汉代儒者是如何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的。
本书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本书也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

本书从官僚政治制度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帝国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在宋元以前部分没有作全面的铺叙，而是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有重点地探讨一些问题。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和其他有关论著重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时期史料很不充分，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水平，对全面的情况很难做到准确的描述。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我们在明的部分对有些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而在清朝部分则对当时的官僚政治体制和运作机制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描述，以期读者通过这一部分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有一个比较更加具体的了解。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一书从起源发展、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历史影响等几方面入手，系统揭示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古代官僚政治的全貌，指出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单纯的君主专制，其实质是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
本书通过描绘历代官僚行政管理的各方面活动和运行情况，总结利弊得失，从而对古代官僚政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很有现实借鉴意义。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ISBN：9787532612789，作者：吴宗国主编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王赓武先生195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是西文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唐宋变革期的五代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集中讨论了五代时期迈向统一的各种方式方法，主要从军事斗争和社会管治两方面来展开论述。虽然在此书之前，学界对晚唐五代的研究也有一些，但其内容基本不超出对政治形势的粗略描述和对军阀黑暗统治的强烈鞭笞。因此深入到对晚唐五代政治史的研究，王赓武先生的研究还是第一部，因此具有首创之功。

本书稿尝试以诸子百家的视域作切入点，结合政局发展、政治制度、社会变迁及学术传播等不同方面来分析春秋战国至西汉中期的君权传承思想之形成、发展及实践过程，并展现有关思想在社会与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复杂性，从而探讨汉代以后的君权传承模式是怎样被塑造定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