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这本书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中华读书报

《古文观止》是清康熙年间吴乘权、吴大职编选的一部古文读本，凡十二卷，收录自先秦至明末的散文二百二十二篇，每篇都有注释和评论。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乐舞《韶�》时，以为尽善尽美，无以复加，赞叹道：“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本书书名中“观止”二字即由此而来，是表示所选的古文极好，堪称最佳读本。

本书所收散文诗23篇〔包括一首打油诗和一出诗剧〕，最初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1926年1月的《语丝》周刊上，《题辞》最初也曾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
本书于于年1927年4月由作者亲自编定，同年7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印行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此后印行的版本，除个别字和标点有所不同外，各篇文字大都和初版相同。《题辞》在本书最初的几次印刷都曾印入；后来被国民党政府书报检查机关抽去〔鲁迅在1935年11月23日致邱遇信和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信中，均提及此事〕，至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野草》的封面画系孙福熙所作，初版封面题字署“鲁迅先生”，后按鲁迅意思改为“鲁迅著”，鲁迅在1927年12月9日夜致章廷谦信中曾提及此事。
鲁迅写作《野草》时，适值“五四”退潮，正如作者在《〈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编成本书的时候，如《题辞》篇末所记，正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的稍后。
关于本书各篇作品，作者在1931年曾为本书的英译本写过一篇短序，作了一些说明，收在《二心集》中。在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中，鲁迅谈到《野草》时说：“我的那本《野草》，技术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在《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中说：“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此次重新编整后推出的《野火集》，除了保留作者当年的“野火”文字，附加了作者对此文的感言，或对当时时代背景的补充说明，或观照了对文章产生的现实意义。并邀请二十位华语文学名人如柏杨、余秋雨等，为文或追忆或评析走过“野火时代”的台湾。

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公分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
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收入此书的的三十多封书信，感动了无数被“亲子”之间隔阂与冲突深深困扰着的读者，为读者弭平代沟、跨越文化阻隔、两代人沟通交流带来了全新的思维和方法。

这是一部自传体文学的作品，原书六卷，已逸其二，现仅存四卷（有所谓“足本”者，后二记系伪作。书中记叙了作者夫妇间平凡的家居生活，坎坷际遇，和各地浪游闻见。文辞朴素，情感真挚，前人曾有“幽芳凄三角，读之心醉”的评语。本书文字不长，但向为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所重视，影响广泛。

目送共由七十四篇散文组成，是为一本极具亲情、感人至深的文集。由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苍老、儿子的离开、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出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出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正如作者所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作为华人世界最有影响的一支笔，龙应台的文章有万丈豪气，然而《孩子你慢慢来》却令人惊叹，她的文字也可以有款款深情。这本书里的龙应台是一个母亲，作为母亲的龙应台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龙应台有着丰富、激烈的内心冲突，而正是通过对这一冲突的诉说，表现出她内心深处的母爱。但它不是传统母爱的歌颂，是对生命的实景写生，只有真正懂得爱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样的生活散文。
十五年前龙应台以一位母亲的亲身经验写下《孩子你慢慢来》，她在书中说：“谁能告诉我做女性和做个人之间怎么平衡？我爱极了做母亲，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觉得幸福。可是我也是个需要极大的内在空间的个人……女性主义者，如果你不曾体验过生养的喜悦和痛苦，你究竟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十五年过去，龙应台不仅成为华文界最有影响力的一枝笔，也以她自己的智慧走出女性在个人事业和母亲角色的冲突，而这本书也给无数读者带来感动和启迪。
在《孩子你慢慢来》出版十五周年之际，三联书店推出全新简体版：大开本彩色印刷，精美呈现数十幅龙应台私家珍藏照片；特别收录龙应台的孩子：少年华飞、青年华安在该书出版十周年时所撰的跋——看华文世界最受瞩目的女性，原来她是这样做妈妈的。

《小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我们仨》是钱钟书夫人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丈夫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收有“午餐半小时”、“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第一人称”、“两个故事”等15篇史铁生的代表作。

多少年来，《城南旧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除了再版无数次的小说版外，1985年，本书在中国大陆搬上银幕，电影“城南旧事”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金鹰奖章”、第十四届“贝尔格勒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思想奖”等多项大奖。
儿童绘本版《城南旧事》由当今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水彩画家关维兴，运用优雅诗意的风格和穿透人心的独到技巧，将创作的图画全然融入故事的情节。画中举凡服饰、器物和建筑，考据详实，没一点随便或含糊。人物细致的表情、光线和空气的律动、圆熟丰美的调子，使文图呈现无懈可击的呼应。绘本《城南旧事》甫出版即获选1993、1994年“波隆那国际儿童书插画展”、1993年“布拉迪斯国际插画双年展”以及1994年“加泰隆尼亚国际插画双年展”。
从小说到电影，从成人书到儿童绘本，《城南旧事》是故事、是梦幻，读时仿若音乐，轻轻扣动人心，字里行间所隐涵的深意，更令人撼动，久久不能自已。

本书从春秋四季的起居行止、时令佳节的传统习俗，到饮茶、下棋、旅行、运动乃至动物保护、娱乐八卦等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描绘出一幅趣意盎然的唐人生活画卷，让严肃枯燥的历史变得亲切可感，伴随读者重返盛唐，拾摭一千年前的光影与红叶。

一部有着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也是一本“认心又认人”的书。
作者蔡崇达，本着对故乡亲人的情感，用一种客观、细致、冷静的方式，讲述了一系列刻在骨肉间故事。一个福建渔业小镇上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在这些温情而又残酷的故事中一一体现。用《皮囊》这个具有指向本质意味的书名，来 表达作者对父母、家乡的缅怀，对朋友命运的关切，同时也回答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书中收录有《皮囊》《母亲的房子》《残疾》《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我的神明朋友》《张美丽》《阿小和阿小》《天才文展》《厚朴》《海是藏不住的》《愿每个城市都不被阉割》《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回家》《火车伊要开往叨位》等14篇作品。
其中《皮囊》一文中的阿太，一位99岁的老太太，没文化，是个神婆。她却教给作者具有启示力量的生活态度：“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母亲的房子》里，母亲想要建一座房子，一座四楼的房子，因为“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为了房子，她做苦工，捡菜叶，拒绝所有人的同情，哪怕明知这座房子不久后会被拆毁，只是为了“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归”。
而《残疾》里的父亲，他离家、归来，他病了，他挣扎着，全力争取尊严，然后失败，退生为孩童，最后离去。父亲被照亮了。被怀着厌弃、爱、不忍和怜惜和挂念，艰难地照亮。就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长大成人。自70后起，在文学书写中，父亲形象就失踪了。而蔡崇达的书里，这个形象重新出现了。
这部特别的“新人新作”，由韩寒监制，上市之初即广受好评。莫言、白岩松、阿来、阎连科等评价为当下写作中的一个惊喜。或许《皮囊》真是新生的＂非虚构＂写作林地里，兀自展现的一片完全与众不同、可读可思、独具样貌的林木。

《纸上王国》是一部温暖的书，几乎每个字都散发着热量。
那些跃然纸上的人和事，或近或远的记忆，
都缠绕在这烟火氤氲的文字里，悠远绵长。
作者邓安庆通过“纸上亲人”“纸上人物”“纸上村庄”“纸上生活”，汇合而成一幅“纸上王国”大地图，在这幅地图里，有日常生活，有人间烟火，有世间真情。
在《纸上王国》里流淌着最细微的生活日常，乡村的，城市的，又或是城乡之间的。作者以他素淡的笔调描摹人生百态，直抵普通人的柔软内心，娓娓道来，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带入这个纸上的王国，邂逅一份久违的朴素情怀。

达夫·库珀奖获奖作品
纽约书评图书“经典重现”书系选书
赫尔佐格“无赖电影学校”必读书目
影响持续半个世纪的经典首次引进中国
“猎人必须成为他所追捕的猎物。”
内容简介
从秋天到春天，在英格兰东部一片 平坦的湿地上，J. A. 贝克追逐着一对游隼的身影。他沉迷其间，痴痴地追随这种鸟，观察它们——在天空中，在地面上，追逐、捕杀、进食、休憩……他描述这些活动，语言精确，且带有非同寻常的诗意。
他保持这项神秘的个人追求，同时他作为人类自身的意识逐渐消融，转而被一种异己的、无法排遣的鹰的意识所取代。这种不同寻常的蜕变，不可思议又隐隐令人生畏，使得这迷人的篇章成为经典。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观鸟的书，它是一本关于如何成为一只鹰的书。关于一个人，渴望成为人以外的存在。
名家推荐
厌倦人类世界的人，跟游隼一起飞吧。
——小说家，朱岳
20世纪自然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诗人，特德·休斯
（在书里）你不时能看出他已经完全成为了一只游隼。而这也正是我在拍电影时所做的，步出自身，神游其外——也就是说走出自己的身体，去到外界的某一点。
——电影导演，赫尔佐格
我拿起它（《游隼》）随手翻开一页。那一页绝妙描绘了一只鸮无声寻猎的画面。我被它的细节击中，震惊于他的文字唤起的听觉上的感受。似乎我正在当时当地，通过作者的耳朵体验那一刻。我翻到下一页，一章没读完我知道我已经被俘获了。
——作曲家，劳伦斯·英格里斯
现在，我不再认为《游隼》是一本关于“成为鸟”的书。更准确的说，这本书是在写“想成为一只鸟而不得”。
——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

《有如走路的速度》是著名导演是枝裕和的首部随笔集。是枝裕和擅长以朴实平淡的影像，叙说日常情感。并不追求戏剧化冲突，而是从生活片段里撷取细腻感情；也不喜好英雄式情节，而是捕捉世界突然展现美丽的瞬间，让观众带着未完的故事离场，继续思索下去。如果说是枝裕和的电影是静静沉淀在水 底的东西，这些文字就是沉淀之前，缓缓漂荡在水中的沙粒。童年记忆中的大波斯菊、父亲穿越时空而来的明信片、怪兽的故事、台风的声音……他首次深入而多样地畅谈对创作、对日常、对影像、对世界的思索，以及对现代社会的观察与探问。有如走路的速度，漫步日常风景。他以缓慢而温暖的步调，与我们相伴而行。世界如此精彩，日常就很美丽，生命本身就是奇迹。

* 一杯美酒，一把舒服的椅子，聆听质朴时光的潺潺流淌。
* 此地放眼是葡萄树和山峦，生活朴素平淡。在这里，买橄榄油、采樱桃、找松露，都是大事。寻找美食，是生活，甚至是生命的重心。一个老农，一个工人，都饶有趣味。——张小娴
* 精心选配凡高油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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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地中海沿岸的瑰奇之地，孕育了法国游吟诗人，诞生了塞尚，滋养过凡高，抚慰过毕加索……直到彼得•梅尔到来，它才脱下朦胧面纱，成为一个令人口中泛甜、鼻际萦香的名字。
一栋农舍，一片葡萄园，一颗逃离都市的灵魂，梅尔就是这样开始在普罗旺斯寻觅安宁。日享暖阳，夜听虫吟，品赏美食美酒，结交农人匠工，适应乡俚乡俗。四季流转中，山居生活舒缓光阴，涤荡浮躁，沉淀快乐，梅尔几成园中一棵无所欲求心满意足的蔬菜。他用雅致而幽默的文字，记下这十二个月的自在和喜悦，引领无数焦灼心灵留驻于一种叫安享时光的幸福之中。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