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正如“亚洲”一样，是一种来自外部建构的概念，中国古代与“东亚”概念最为接近的一个词是“海东”。大唐作为一个巨型政治体，其与周边世界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和多元复杂的政治关系构成了半部全球史。处于极东位置的东亚诸国，背靠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海洋，其主要甚至唯一的面向就是唐朝，这就构成了唐朝与东亚的关系。

宾礼所体现的“中国世界秩序”大都只限于礼仪场合，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并不总是有对偶关系。唐廷并不以任何特定的抽象道德理念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它的外交政策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表，实用功利主义为里，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唐廷常常根据具体情势，以渐进、实用的方式改变、调整其对外政策，使唐王朝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处理与邻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因此，本书不以相对固化的“册封体制论”观察古代亚洲这个多元世界，而是从“多节点（多元）”的视角出发，充分注意中、小国家之间以及与大国的互动；把它们之间时而相互依赖，时而相互排斥的动态关系视为一张开放、多元、形态不断演变的“国际网络”，以期从“多元开放网络”的理论视角，对古代亚洲国际关系的演变提出更为妥当的解释，进而重新认识唐代宾礼。
本书由六章组成，分别是宾礼的政治基础及其“去政治化”嬗变、宾礼的主要环节、唐廷外交礼仪的特质、宾礼中的口头信息传递、宾礼“去政治化”与亚洲国际政治新格局、从宾礼“去政治化”看“册封/朝贡体制论”。从微观、宏观，狭义、广义，中外比较的不同角度对唐代宾礼加以考察。认为唐代宾礼嬗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中相关各方权力关系的演变。

15世纪末至17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出现和迅速发展的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火枪与账簿"。火枪代表了军审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东亚世界原存的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