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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了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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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历史个案研究无疑蕴藏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的解释空间。然而，梳理武则天的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这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透视出我们史学的一种基本状况：对武则天的评价，专业史学内部纷争不止，而在“公共史学”领域内几乎一面倒，武则天的形象似乎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新唐书》《资治通鉴》。
◎然而，《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关于武则天的某些表述，似乎会受到某种政治正确的影响，对于武则天的形象，会根据某一说法、一点影子进行放大，直到事实的性质完全发生改变。而本书以新史学的研究路径，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从另一种视角展示了不一样的武则天。
◎本书不是武则天的传记，每一章的讨论皆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从武则天出生地与故乡的考证，到武则天归葬乾陵，一代女皇的出生到落幕，中间有着哪些精彩纷呈的故事？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为了绝唱？在本书中，作者用最详实的史料，与古今学者展开对话，抽丝剥茧，力图向读者还原最真实的武则天。

作为唐代建国过程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太原功臣这一群体在唐初的政治际遇，反映了武德时期的政治模式与权力关系。本书以这一群体为切入点，对晋阳起兵至李渊称帝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关系与唐初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梳理，并对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中古史研究中的理论命题有所回应。此外，有关太原功臣的历史叙事，是唐初修正建国模式、重新塑造开国史的重要文本，本书以此为个案，对唐初政治实践对历史观念与国史编纂的影响也略有分析。

本书从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理论中提炼出核心区和核心集团观念，将这两大主题贯穿于北魏至北宋建立前后约六百年的历史中，探求中古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的凝结及转移轨迹等。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西曆2002）初版 有九十九年（2010）二印本

本书以作者多年来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授的隋唐史课程为基础，经过多次整理、修订，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叙述了隋唐历史发展的进程。对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经济文化成就、重要制度之兴废及发展脉络等，均有深入精当的解读。对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在造就盛唐中的作用，对于文化、宗教、艺术诸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新的探讨。语言深入浅出，结构清晰，体系完备，既可供授课参考，也可作为了解隋唐历史的普及读物使用。

《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续编(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唐长孺先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四日--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三一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于浙江南浔中学、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等多所学校任教，讲授中国史地、国文、政治制度等课程。一九四。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一九四二年春转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一九四四年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之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一九四六年晋升为教授，此后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哩出版规则到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亦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暨武汉分社副主委等职。他学识渊博，精通文、史，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籍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领域皆有卓越贡献，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史学大家之一。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

本书揭示汉唐历史变迁中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裨于破解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并将国家权力触角有效地延伸至基层。全书运用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了汉唐间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发展大势，指出汉唐统一帝国的瓦解与重建，与地方社会势力长期发育成长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

本书从佛学学术史的角度论述佛教与隋唐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关系与影响。书中不仅对于复杂的佛教宗派谱系与要旨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而且对于佛教与世俗王权的纠葛、寺院的清规和僧侣的戒律，民众佛教信仰的实态和佛教的世俗化与本土化的道路，以及佛教对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影响，都做了较为精到的阐述，从而使读者对义理佛学与世俗佛教在隋唐时代的基本状况获得概括的了解。

本书是孙国栋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研究唐代文官迁转情况的力作。唐代的文官制度旧史所述太疏略，尤其是职官迁转的情况，新旧《唐书·志》、《唐会要》、《唐六典》、《通典》、《册府元龟》诸书几乎不着一字，只能在两《唐书》的列传中略窥辙迹。职官的迁转，与吏治的优劣关系密切，因此是文官制度研究中的不可忽略的方面。孙国栋先生通过对《旧唐书》列传的梳理，制作出唐代中央重要文官个人的官历表，然后以之与《新唐书》、《文苑英华》以及《全唐文》的碑、铭、墓表相比较研究，对唐代文官迁转问题作出了较的总结。该书资料翔实，分析精到，加上作者精心制作的各类统计图标，可谓唐代文官制度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

《安禄山——皇帝宝座的觊觎者》讲述了在玄宗统治时期，当时正是太平盛世，诞生了辉煌绚烂的唐代文化，而安禄山在这一时期忽然出现，很快攀上权力顶峰，觊觎皇帝宝座而举起叛乱大旗，随后却又在历史舞台上迅速消失。本书描述了在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以外，作为配角的安禄山的故事和他的一生。

本书是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出发，首次对唐代的宗教信仰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做了全面的阐述，涉及到宗教史、思想史、艺术史、法制史、文化交流史等诸多层面。但本书并不是章节体的面面俱到的通史，而是由主编构思出整体框架，由每个学者贡献其最有心得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具份量的跨学科的唐代研究论文集，代表了目前研究唐代宗教史和唐代社会史的最前沿水平。

身處困境的唐代士人，習從選士制內部道德環節的失落，理解當代士風變化。他們認為士風惡化，「非受性如此」，而是「制法守度使之然」。本書循著唐人觀點，以「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為主軸，將唐代士人的認識、選擇與行動置於宏觀的政治體系下，進行制度與政治史的考察，以期掌握士人群體的動向。
本書從古代「核心—四方」國家型態的演變，檢視隋代「五服之內，政決王朝」的國制變動，探究制度變遷下士人性質和處境的變化。身處「士人—鄉里」關係斷裂下的唐代士人，面對「士不飾行」的士風惡化現象，如何重構「為士之道」，強化「士—民」關係；面對鄉里內部「民弱而愚」的變化，如何探求「為政之道」，實踐士人富而教之的淑世職能。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
本书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可言。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特别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ISBN：9787532612789，作者：吴宗国主编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