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指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段，始于东汉的灭亡，终于隋朝的建立，主要包括三国、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南朝与北朝。本书体例严谨，论证详密，资料丰富，语言简洁。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还是中外交流方面均有作者独到的见解。不失为广大专业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必备之书。

本书是第一部以六朝墓葬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著作，全面利用2008年6月以来的考古学材料，对六朝墓葬的分布、分期、形制、随葬品等方面均有深入探讨。同时结合历史学研究方法，对南朝墓葬的历史渊源及其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等，也有相应论述。全书资料丰富，论述严谨，语言晓畅，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

与谢氏相比，王氏家族更重权位功名，所获得的政治权势使其成为中国第一豪族。王氏子弟玄礼双修，善于权变，不断适应政治形势。其家族历史不仅是一部两晋南朝的权力更迭史，而且是一部思想流变史。以“书圣”王羲之为代表的王氏世代书法家则标识着这个家族的另一种更为永恒的风流。

作者从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深入到文学思想发展原因中去寻讨，从研究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去确切地阐释文学思想发展地主要原因，而影响士人心态的原因又甚为复杂，又政局变化的原因，又社会思潮的原因，以及不同生活环境和文学修养的相互作用。这是作者治学经历的又一新的阶段，也将是标志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又一新的进展。
这本小小的书，断断续续写了四年。史料匮乏，年代绵邈，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推测中古人的心态，实在是非常不易的事。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局的变化。在古代中国，有隐逸情怀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却不多。隐逸情怀是人生的一种调剂，而真正的隐士却要耐得住寂寞。多数的人士，出士入仕，因之政局的变化也就与他们息息相关。家国情怀似乎是中国士人的一种根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相。这是晚明东林党人说的。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思潮。作者通常都谈到诸如两汉的儒学一尊的思想潮流、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对于士人的影响。

小著所收為近年來在專業報刊上發表的一些有關王羲之尺牘法帖的論文和札記。根據收錄文章的内容與形式特點，在體例上分為上下二編。上编研究札記共收二十餘篇，其中包括“蘭亭序”與“喪亂帖”兩個專題的係列文章。下编研究論文，收《{蘭亭序)的“攬”字與六朝士族的避諱》、《關於王羲之尺牘中的單、複書問題》和《{十七帖)為何闕“月日名白”》三篇。
自拙著日文版《王羲之論考》(大阪：東方出版，2001年)問世以來，六年後又有中文版《邁世之風一一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臺北：石頭出版社，2007年)出版。在研究王羲之的過程中，筆者遇到不少一時無法解決的大小問題，久而久之越攒越多。於是從中選出一部分，以研究札記形式陸續發表在《書法報》上。幾年下來，連載札記數量也漸漸多了起來，同時也獲得了一些專家和讀者的好評，纔萌發了結集出版的願望。我想，把做研究時剩下來的這些“邊角餘料”再次利用，大概也是研究上的一種必要延長吧。
上编收錄的研究札記多為一些細小瑣碎的問題議論。倘若藉此而以小見大，引發出較深層的問題探討，更於此有所發明，亦不失為一種有益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札記乃以突出問題意識、以期引發思考為主眼，故在論證過程中不免存在一些論據不足甚至沒有結論的情况。這是因為，研究札記的性質畢竟不同於學術論文，發表的目的也是為了引起學者對某些問題的朋注，以期進一步深化討論。
下编收錄的《的“攬”字與六朝士族的避諱》(原載《中國文化)2006年第22期。略有修改)、關於王羲之尺牘中的單、複書問題》(原載《書法叢刊》2006年第1期。略有修改)兩篇論文，都曾在中外學刊上發表過。《為何闕“月日名白”》則是在研究札記<(十七帖)為何闕尺牘書式語詞》一文基礎上擴展而成的論文(2008年11月1日在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舉辦的“筆墨之外：中國書法史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這些論文所討論的問題多為首次提出，雖然筆者做了很大努力予以論證，但仍然無法定論。和札記一樣，目的都是為了抛磚引玉，希望能有學者參與討論．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共收论文十三篇，其中大部分是50年代以前所作。所收论文，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土地和赋税制度、兵制、门阀政治、民族问题、宗教及文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问题，同时又是这一时期的疑难课题。唐师在上述诸领域纵横驰骋，均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卓然成一家之言。

本书探讨了汉末王纲解纽到西晋重归统一这一历史时段的政治，具体地说，上限起自董卓之乱发生的公元189年，下限止于晋武帝去世的公元290年，前后恰好一个世纪，跨越三个朝代。全书分作上、下两篇，每篇包含若干专题。上篇主要讲汉末曹操集团的构成及其内部的矛盾斗争，曹操的治国方略和他的政治经营；下篇涵盖曹魏和西晋两个王朝，主要包括曹魏文、明二帝的治国之道，曹魏后期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的斗争，以及晋武帝的治国方略。勾画出汉末晋初之际政治运动的基本线索和面貌，揭示了这个时期政治演变的特征。

文章以极长的篇幅（全文三万余字）和丰富的史料（注释多达七十三条，六千余字）论证了山涛——竹林七贤的一份子——在魏末晋初的政坛无比强大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说明了竹林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相反，他们在政治上有着积极的目标，而背后有一股鲜明的政治力量。
作者认为山涛实际上是竹林七贤的代表，其倾向也代表了魏末入晋的许多名士的倾向。作者认为山涛在“新朝（指西晋）的争衡里，显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先进者的地位，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和组织者的地位”。为了论证这样的观点，作者又举出了贾充和羊祜二人，并认为山涛正是二人争衡中羊祜背后的支持者，“是一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都还更重些的人物，是一个不凭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够企图左右政治大局的人”。

本书共收作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撰写的8篇论文，对魏晋至唐代之经济及阶级关系、工匠身份的变化、南朝寒人的兴起、拓跋族的汉化过程、科举制的萌芽诸问题详加论证和阐发，获得一系列重要结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则收入作者1958至1982年间论文15篇，分别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制度、社会阶层。中西交通、宗教等专题，详为论证。两书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次一并收入《唐长孺文集》。

本书采用“制度史观”，着重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两方面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阐述了战国至秦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的创立，入汉之后的各项制度发展，魏晋以下的政治“变态”，北朝官僚行政的再度振兴等等；阐述了此期文吏、儒生、宗王、外戚、宦官、门阀、军人、寒人、部落贵族等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对“制度”与“势力”的相互关系亦予提示，如文法吏与律令体制的关系，儒生与复古改制的关系，士族门阀造成的制度变态，鲜卑军功势力对官僚体制的振兴等。对“政治文化”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阐述了法家、儒家、黄老、玄学及北朝的“功绩制的政治文化”的政治影响。

前言
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
清谈与清议
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
《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
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
九品中正制度试释
士族的形成和升降
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
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
西晋户调式的意义
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
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
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
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
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同泽佔领
南朝寒人的兴起
论南朝文学的北传
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
魏周府兵制度辨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
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
南北朝后期科学制度的萌芽
唐代的客户
唐代色役管见
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
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当争
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综论
《文心雕龙》“士衡多楚”释 太平道与天师道
葛荣未任怀朔镇将辨
后记

本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专著。全书分九章，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纷繁缭乱的变化，逐一作了细致考证与论述。主要特点是：
1.对历代宰相究竟握有什么权力，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看法。历史上频出现的皇帝、宰相、秘书咨询官员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制度言，全可通过这一新看法得到解释。
2.不同意长期以来流行的宰相制度变化发展主要出于君相权力之争说。
3.详细探讨秘书咨询官员的职掌、任务，特别是其出现、演变的历史背景。
4.将政治制度与宫廷内外的建筑布局联系起来分析，这是一个前人很少留意的新视角。本书对整个两千年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性。

对魏晋之际的诸种研究，大体是站在陈寅恪先生相关论述的延长线上加以发展、修正，运用政治集团学说所具有的利弊在这一时段的研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自从19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不少从个别历史事件的考证入手，通过细节的考证复原魏晋之际政治变局的佳作，本书之作亦得益于此。《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

本书是杨勇先生一九六一年至六八年花了八年时间，搜集了二百四十余种有关《世说新语》数据，对《世说新语》所作的系统整理，一九六九年九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一九九八年九月，杨勇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不断访求当世有关《世说新语》新着一百余种，又穷八年之力，重新为之写定，修订旧作数百处，新增三万余字。此次由中华书局重新刊印，杨勇先生又精益求精地订正了近百处讹误。本书后附有关图表、汪藻《世说新语人名谱校笺》、《世说新语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等，为读者使用提供了极大方便。

这部文学史是聂石樵教授数十年学术成就的总结，也是对我国50年来古代文学教学和百余年古代文学研究进行的反思与总结。
这部文学史在文献、文体、历史、史识四方面表现出显著特色。作者主张“无徵不信”，因而所引文学史资料全面丰富；作者又主张“文各有体”，故此部文学史以文体为经，作家为纬，将一种文体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作者力图让文学回到时代中去，在结构上采取先时代背景后文学作品的安排，同时在对具体作品的阐释上采取了以史证诗的方法。
这部文学史对作品的评价慎重而实事求是，其中往往有不同流俗的论断。

南朝宋人刘义庆所著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采撷魏晋清谈余韵，描述雅士容仪，鲁迅说它“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精确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习尚仪制，文化精神。本书校释者集前贤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