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者和普遍就业的社会中，贫穷是一回事。在消费者社会中，穷人是另一回事。在后者社会中，生活项目围绕消费者的选择而建立，而不是围绕工作、专业技能而建立。“贫穷”曾经与失业联系在一起，如今，它主要指向有缺陷消费者的困境。这种差异改变了贫穷的体验方式，对于拯救苦难产生重大影响。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鲍曼的这部作品，对于消费者社会及其影响进行了反思和论述。在本书中，鲍曼书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对其社会后果进行盘点，并考虑了与贫困作斗争和减轻困苦的各种方式的有效性。
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政策学的研究者会发现，这是关于含义不断变化的一个持久社会问题的一本无价之书。

凯恩斯曾在20世纪30年代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但如今，人们在工作上花费了更多时间。 你的工作对世界做出贡献了吗？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中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在几周内收获了超过百万次的阅读点击，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人们深切关注的议题。 是谁在创造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它是如何降低效率，阻碍个人价值的实现，加剧不公平的？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将自己的观察、研究与反思悉数呈现，剖析了困扰世人的当代社会病灶。

“When thi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t received some attention from the critics but none at all from the public. Nazism was finished in the bunker in Berlin and its death warrant signed on the bench at Nuremberg.”
That’s Milton Mayer, writing in a foreword to the 1966 edition of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He’s right about the critics: the book was a finalist for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in 1956. General readers may have been slower to take notice, but over time they did—what we’ve seen over decades is that any time people,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start to feel that freedom is threatened, the book experiences a ripple of word-of-mouth interest. And that interest has never been more prominent or potent than what we’ve seen in the past year.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is an eloquent and provoc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scism in Germany. Mayer’s book is a study of ten Germans and their lives from 1933-45, based on interviews he conducted after the war when he lived in Germany. Mayer had a position as a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and lived in a nearby small Hessian town which he disguised with the name “Kronenberg.” “These ten men were not men of distinction,” Mayer noted, but they had been members of the Nazi Party; Mayer wanted to discover what had made them Nazis. His discussions with them of Nazism, the rise of the Reich, and mass complicity with evil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is book, an indictment of the ordinary German that is all the more powerful for its refusal to let the rest of us pretend that our moment, our society, our country are fundamentally immune.
A new foreword to this edition by eminent historian of the Reich Richard J. Evans puts the book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 We live in an age of fervid politics and hyperbolic rhetoric.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cuts through that, revealing instead the slow, quiet accretions of change, complicity, and abdication of moral authority that quietly mark the rise of evil.

《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1927-1937)》带着这三个问题，在社会性别理论的指导下，解构传统的“压迫一一解放”的妇女史观，力图揭示近代上海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女性自杀的社会性别意义。透过《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1927-1937)》可以观察到，女性自杀具有复杂的面向，一方面，女性自杀并非天生的，而是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结果；另一方面，女性自杀并不总是受压迫的结果，因为两性都受到了社会性别权力的规训。在社会性别机制中，自杀既可以是权力的结果，亦可以是权力运作的体现。 中国女性整体受压迫吗？女性自杀是不足受压迫致死，或者以死反抗呢？女性是不是受男性压迫，女性自杀是不是受男性压迫致死的结果？

本书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作者多年来所做的田野调查，对明清以来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历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治水、漕运和盐务等政策对淮北的地理、河道、水文、物产、民性及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等的塑造乃至扭曲作用。认为淮北地区之所以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演变为穷乡瘠壤，主要是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的结果。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

本书对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利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且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来深入社会底层的。

《黄河边的中国》是学者曹锦清1996年5月-11月期间深入河南地区的田野调查，是一部当代中国少见的实证考察著作。该书记录了正在转型中的中原乡村社会，涉及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血缘人情网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现状；涉及农村、农民、农业、收支、农民负担、计划生育等诸多方面；涉及日益庞大且凌驾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分散经营的农民为争食有限的农业剩余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涉及作为一种显示力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努力之间的强大张力。作者在努力描述中原乡村社会事实的同时，着力反映社会转型过程中小农阶层的利益、情绪与态度。

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借此契机，作者黄灯将十三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写成此书，详细记录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黄灯对自己亲人真实、详尽、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为国人思考乡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黄灯在书中展现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生活于此的亲人因为拥有共同的“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几乎如出一辙。在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裹挟城市的面具，彻底渗透到村庄、渗透到生活于此地人群。黄灯借由亲人的遭遇，试图展现出身为农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也借此袒露内心的不解与困惑。在黄灯笔下，乡村不再是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倾其智识、关怀于其中的“问题的场域”——凸显真相、直面问题、寻找可能。

从失去声音的农村女性到返乡的打工者
梁鸿蕞新非虚构作品
展现急速变化时代下中国村庄的变迁
【作品看点】
★ 横跨十年，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梁鸿重审故土，构建更为完整、曲折的农村变迁史。
2010年和2013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相继出版，前者以梁庄和生活其中的人为切入点，勾勒出中国乡村的内部结构；后者则将目光投向离开了梁庄的人，讲述了背井离乡、散布全国的梁庄打工者们的故事。两部作品接连问世，令读者们将目光集中到了梁鸿的家乡——一个普通的河南村庄：梁庄。梁鸿成功地向读者们展现了真实的乡村图景，并以此映射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以及农村面临的转型困境。十年后，梁鸿再次将梁庄带回我们的视野，接续前两部的主题，重新审视故土，为读者们构建了一部更为完整、曲折的农村变迁史。
★ 再访逃离村庄的年轻人、背井离乡的打工人，记录时代转折下真实的个体命运。
十年间，梁庄整体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梁庄人也在时代转折中迎来各自不同的命运。本次返乡，梁鸿再一次走访那些当初离开家乡的打工者：当初怀揣一百万现金、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万敏，在北京漂流许久之后返回故乡的梁安，唯一一个移民西班牙的打工者学军，吴镇的第一个千万富翁秀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故乡，一些人誓死不归，一些人则遭逢了意想不到的变故。时间飞逝，站在他乡与故乡、梦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少小离家的人们又将何去何从？
★ 穿过偏见与歧视、流言与恶意，传递梁庄那些“消失的女人们”最真实的声音。
“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在梁庄，生而为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人们却常常忽视她们的存在：她们刚一出生就面临歧视性的环境；稍长大之后，又在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进入青春期；蕞后在婚后成为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蕞终失去自己的姓名。此次返乡，梁鸿寻回了村庄中“消失的女人”，久别重逢，畅谈她们从小到大面临的种种不为人知困境：家暴、偏见、歧视、流言蜚语……“我想把她们聚拢在这本书中，让她们重新在梁庄的土地上生活，尽情欢笑、尽情玩耍。”
★ 贾樟柯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主要讲述者，文学联动影像，重构消逝的故土。
“我初次阅读的梁鸿老师的“非虚构”作品是《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这两本书所写的，一部分是乡村内部的结构，一部分是出去打工的人群，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熟悉的。我自己在县城里面长大，但也有大量乡村生活的记忆经验……透过梁鸿老师的书，我衔接的就是我的记忆。
……在拍摄梁鸿老师的时候，这部电影的结构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跟梁老师坐在裁缝店里面访谈，听她谈自己的生活时，我脑子里面第一次出现了结构意识……可以说是她贡献了电影的结构。”
【内容简介】
2010年，《中国在梁庄》首次出版，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下的中国村庄的变迁。十年之后，作者梁鸿再次回到故乡，重访当年的书中记述的人和事。十年当中，一切都在发生改变，又似乎全无变化：一些人永远离开了这里，一些在外漂泊的人重返此地，村庄的面貌、河流和土地都与从前不同。而人事变幻之中，梁庄和梁庄人所透露出的生机和活力却不减当年。此次回归，梁鸿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家乡，以细腻的描写和敏锐的洞察，将梁庄的人们再次带回我们的视野，并借由对他们生活的追溯，描摹出一个普通村庄绵长而有力的生命线——这生命线既属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人们，也属于身处同一股时代洪流的人们。
【名人推荐】
梁鸿的确是一个“五感全开”作家。她的捕捉能力就像一个音乐家听到一段音乐，能分辨出每种乐器的音色；当她进入到生活场景里面的时候，能捕捉到任何一种独立的气息，并且能把它写出来。
——贾樟柯
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梁鸿

在被界定为父系父权亲属制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存在普遍的“妻管严”现象？为什么众多家庭在日常往来中与母系亲戚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是一本人类学调查作品，作者以在山东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实践和性别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的亲属关系体系。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研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最基本的学术领域。大多数研究者基本上是从已婚男性这一立场出发，关注父系方面的亲属组织和已婚男性的亲属关系，他们认为已婚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属于同一个亲属关系体系。而这本书的作者发现，已婚妇女的亲属关系往往具有娘家、婆家并行并重的特点，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亲属关系经营活动，构建出了不同于正式父系谱系关系的实践性亲属关系网络，并使妇女在父系体制内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私人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爱情还是亲情，自由还是服从，个体如何在转型社会中抉择？
美国亚洲学会中国研究列文森图书大奖获奖作品
阅读当代中国乡村的情感与道德世界，理解私人生活背后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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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基于此，作者反思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农村情感生活、亲属关系等私人世界的发展与变迁，与国家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巨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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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探讨了此前从未被讨论过的议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体性与情感生活。1970年代的中国东北，阎云翔教授曾在当地某村庄做了7年农民，并于1989年以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身份回到那里，开始了为期十余年的考察。他以当地人的视角，描绘出普通村民丰富、细腻又微妙多变的精神世界。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赡养老人等公共性议题，到风流韵事、计划生育、性等隐私问题，本书都有所展现。
阎教授将一部当代中国农村复杂的、流动的心态史和行为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列文森奖获奖辞（列文森奖推选委员会：裴宜理、胡缨、戴安娜•里拉）

书是作者自1975年开始，朱晓阳断断续续对滇池东岸的一个小村的村史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成果。本书根据一个云南村落的田野调查资料，研究惩罚的地方性状况。研究的主题有两个：其一是对这一汉族村落的惩罚活动的描述。其中也包括惩罚行动如何产生；它在时间流中的动态，以及与特定条件和特定行动者的联系等等。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解释惩罚在特定社会脉络中的文化意义。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本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历时15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我们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作者让我们看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女性突破了小家庭的范畴，*次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不少女性通过扫盲，获得初步知识文化，甚至获得成为农村助产士的工作机会。也有不少农村女性在集体化过程中，突破家务劳动的小圈子，进入集体劳动过程，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在其中获得自尊与自信的提升。集体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作者通过性别差异这个权力轴线，切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著作通过女性视角，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客观地认识那一段历史。

基层迎检、开发纷争、征收税费、产业调整、征地“种房”、维权争利……“喧嚣”一词，释尽乡镇日常政治种种人事与结构交织碰撞的众声嘈杂。本书以后现代叙事策略，围绕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乡村权力场域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和状况，深度阐释了21世纪初中国中部地区某乡镇“乡域政治”的运作实践与支配逻辑。
本书出版十年来，获得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好评，被权威专家和普通读者誉为数十年来少见的以“抵近现场”“深度描写”的方式、以“比小说还精彩”的叙述来“复杂化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作品。重读此书，不难发现，虽然它研究的是十多年前的乡镇，但是，对于“故事”背后种种复杂因素的颇有见地的理论探讨，让它在今天仍然极具启示。

没有人比阿伦特更了解：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道德需要重建，而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是艾希曼事件之后，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回应，以及对纳粹犹太屠杀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阿伦特深入探讨了与平庸之恶相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如“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思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等。“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之中徘徊”，在人心无所依傍的时代，阿伦特犀利的视角和关切，为我们思考个人处境和选择立场提供了富有启迪的抓手。
本书是《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首收中研院研究员蔡英文专文导读：阿伦特为文一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与道德的重大议题，文章的肌理糅合了冷静之概念分析与思辨的热情，因而带有相当大的思想激励。

近几年，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强调写作的重要性。而众所周知，民族志写作的起点和基础是研究者的田野笔记。那么，如何做田野笔记呢？
为此，三位具有丰富田野实践和教学经验的人类学家，给出了一系列实用而又指导性的建议。本书通过大量的正在撰写的、“未完成的”田野笔记实例，考察了田野研究者如何将亲身经历和观察写成田野笔记的过程，讨论如何运用田野笔记来讲述民族志故事的方法，以及帮助研究者基于田野笔记撰写民族志的关键步骤。
本书致力于提出一套实用的田野笔记写作指导，以帮助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口述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因为田野研究和人类学方法在以上学科中都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政治学、商业管理、传播、社会福利及公共卫生等学科，田野研究和民族志也可以作为次一级的辅助研究方法。
《如何做田野笔记》系美国当代知名人类学家罗伯特·埃默森等撰写的一部有关人类学研究专著。田野调查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环节，而其中的关键之处，就是如何作田野笔记。此书结集的数位人类学家的经验谈，对此项工作作了详尽、清晰的阐述，也是该学科基础方法的指导之作。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ISBN：9787100034883，作者：（法）P.布尔迪约（Pierre Bourdieu），（法）J.-C.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著；邢克超译

窮人需要的不只是食物，而是一次翻身的機會！
在許多國家，貧窮線最初的設定是以食物的攝取為標準，認為飢餓是窮人生活的主要困境。隨之而來的扶貧政策，目標也在於解決飢餓問題，因此編列預算配發糧食或補助窮人購買糧食。這套政策背後的邏輯相信，攝取足夠的熱量之後，就能投入工作，賺取薪資養活自己，最後擺脫因飢餓而沒有體力工作的惡性循環。
然而真是如此嗎？
兩位作者蒐集資料後，卻發現糧食補助政策並未增加窮人對於主食的消耗量，他們寧可把省下的錢用來購買更美味的食物。窮人與一般人本無二致，人人都喜愛從食物獲得心靈的慰藉，但窮人卻被化約為一套投入熱量、產出動能的生理機制。
本書即是兩位作者十五年來的研究成果，期間造訪數個國家，瞭解每日支出低於一塊美金的人們如何過活。這類關於貧窮的想像，就是《窮人的經濟學》所要檢視之處。
以堅實科學精神，導正失敗社會政策。
讓窮人的經濟學，取代菁英的經濟學。
本書藉由解答窮人「不合理」的行為與怪異的現象，剖析相關政策失敗的原因。為什麼窮人不使用免費的保健服務，卻願意支付昂貴的手術費用？為什麼在同樣的班級，窮人家的小孩就是學不好？為什麼要先借貸才能儲蓄？為什麼貸款做生意，收入卻總是成長不了？
缺乏資源的窮人錯失人生的各種機會，沒有實質參與社會的基本能力，而平白流失的人力與才華也是國家的損失。本書提供詳實的統計資料與實驗結果，告訴我們貧窮並非無法終結，關鍵在於以謙卑的態度傾聽窮人的聲音，誠實面對各項數據，讓窮人的經濟學取代菁英的經濟學，並且做為政策制定的依據。
得獎與推薦記錄
2011年《經濟學人》年度好書
2011年《金融時報》商業類年度好書
「這本了不起的著作把有關貧窮的辯論帶往關鍵的問題：哪一種援助對窮人才是最好？」──《紐約時報》
「展現充分的細節與暖暖的同情心，反映出他們確實理解窮人所面對的挑戰。」──《華爾街日報》
「除了實驗上的巧思，本書豐富且充滿人性地勾勒出赤貧者的深刻生活。兩位作者說明窮人如何在最慘澹的情況下做出精彩的計算。」──《金融時報》
「兩位傑出的研究者對於貧窮本質的探索，為我們帶來這本精采絕倫且充滿洞見的著作。」──Amartya Sen，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作者檢視貧窮對於人與社會的各種影響，顛覆政府、援助機構與非政府組織的傳統見解與認知，進而引領經濟援助與人道救援的方式。」──《華盛頓郵報》
「他們絕對是非常聰明的經濟學家，並且進行很大的工程來豐富經濟學對於貧窮此複雜問題的理解，而這個問題經常遭到一般人的誤解。」──《英國衛報》
「絕對要讀的重要作品……如實呈現窮人的情況，值得一讀，並且有機會帶來實際的結果。」──《富比士》雜誌
「兩位作者透過各種觀察與實驗，探索窮國的窮人如何面對貧窮問題。我深受本書吸引，也折服於書中的論點。」──Robert Solow，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任何一位關心全球貧窮問題的人都應該閱讀此書。有好幾年的時間，不曾有一本書教我那麼多東西。《窮人的經濟學》將經濟學推向最高的境界。」──Steven D. Levitt，《蘋果橘子經濟學》作者、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各界推薦
吳宗昇／輔大社會系副教授、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顧問
洪伯勳／《製造低收入戶》作者
洪敬舒／工作貧窮與租稅政策研究室召集人
周于萱／臺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長
黃益中／熱血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黃嵩立／國立陽明大學國際衛生學程教授
蔡明璋／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執行長
簡錫堦／反貧困聯盟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