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巴特菲尔德史学立场两面性的集中体现，书中的内容也是贯穿巴特菲尔德史学生涯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历史进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片迷宫，每个历史参与者的愿望和行动都卷入其中，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换言之，历史转变的发生是特定历史条件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关于史家技艺和道德判断，巴特菲尔德一方面赞扬了自吉本以来的“为过去而研究过去” 的研究态度，并揭示了历史概说的难处，另一方面则批判了历史学家急于对历史人物定罪的心态。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主流的历史观以黑格尔的历史观为代表，历史乐观地被视为一条线形的、不断走向人类最终完善之路。历史的每一个环节都为下一个环节服务。
直到1920年代，罗森茨维格、本雅明、肖勒姆三人共同以弥赛亚乌托邦为理念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历史观。它呈现了一种弥塞亚乌托邦的思想。对立于将历史视为一条永远走向人类最终完善之路的乐观主义观念，他们提出了一种断裂的历史思想，其各个环节不能被纳入一个总体，与表面的同质化相比，其破碎更具有意义——同样也更有前景。
在三位思想家那里，上述另类的历史出自于他们对20世纪巨大变革的直接经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在历史理性解体的基础上，希望的火花再次燃起。透过救赎的范畴，乌托邦再次闪现在三位作者那里。在向新事物的突现敞开的这一时间模式当中，理想的迅速实现变成了可以被设想的事情。
在《历史的天使》中，作者斯台凡·摩西以天使报喜作比喻，来回顾这套历史救世说，从而以一个特别的视角生动地展现出20世纪初的德国犹太思想。这三位思想家共同想象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它呈现了一种弥塞亚乌托邦的思想，其各个环节不能被纳入一个总体，与表面的同质化相比，其破碎更具有意义——同样也更有前景。

作为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凭借他坚定的信仰——每个人都必须创造自己的本性——深刻地改变了哲学世界。在《恐惧和战栗(英汉双语)》这本关于宗教信仰焦虑的巨著中，他认为一个人只有通过实现个人的“信仰飞跃”，才能达到对上帝的真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