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第奇奖、龚古尔传记奖得主鸿篇巨制
60万字讲述法兰西的“光荣与梦想”
这是对法国知识分子的一次巡礼，也是对一个紧张、矛盾乃至绝望世纪的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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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之后，统治法国数百年的波旁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迎来的却是法国近现代最动荡不安的世纪。在君主制与共和制轮番登场之际，知识 分子选择发声，在议院中成立党派，成为大臣甚至是政府首脑。这些人中有明哲保身的赌徒贡斯当、戴着镣铐跳舞的基佐、预见民主弊端的托克维尔、身着男装的女作家乔治·桑、一度反对共和的“法兰西灵魂”雨果……许多人白天还在为政府效力，晚上就被迫流亡他乡。
尽管政治立场相去甚远，但他们均共享对自由的热爱，而正是这份对自由的坚持使19世纪末的法国毫无疑问地成了欧洲最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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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今更喜欢嘲笑崇高，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有时甚至喜欢挖苦19世纪的文学和政治，认为那些浮夸的言辞同当今的审美观格格不入。然而，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继承者尤其要感激它们留下的遗产——我们还需要自由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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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诺克是当今法国以著作多，取材广，作品“既叫好又叫座”而著称的史学名家。在这本展现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非凡历程的书中，他所写的不是一部干巴巴的思想史。在他笔下，这些知识分子个个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呼之欲出。——吕一民 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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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知识分子”一词尚未诞生，但这并未妨碍那些男男女女的活动……《自由的声音》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它描绘了一个时代杰出文人的群像。这本书也如一部令人兴奋的小说，米歇尔·维诺克是一位编年史作家，他的博学令人叹为观止。——《观看》

本书是一部经典长销、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史作品。初版于1972年，以后屡次修订、充实。除了两个挪威语版本（尼诺斯克语和博克马尔语）、三个北欧其他语言的版本（瑞典语、丹麦语、冰岛语）之外，还相继被译成德语、俄语、英语、乌兹别克语、汉语、塔吉克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法语、阿拉伯语，最近还推出了波斯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的版本。作为教材和参考读物，该书已得到数十年时间和近二十个语种的检验。
本书作者是当代北欧哲学家，在哲学史和哲学理论两方面皆有深厚造诣，其运思以融会分析哲学传统和大陆哲学传统为特征。本书通过对诸多哲学传统的比较来展现西方哲学的概貌，通过对哲学历史的叙述来揭示哲学思维的特点，通过结合社会政治和科学人文的背景来勾画各哲学流派的发展脉络。全书围绕哲学核心问题，不仅着眼于历史语境，与过去的哲学家展开对话，而且将视线延至当下，与罗尔斯、罗蒂和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家进行对话。
本书的中译本（2004，2012）根据2001年劳特利奇出版社的英译本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译出，并根据作者建议，把2000年挪威语版所收原著的中译附在各章末尾。2015年作者对原书有关章节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补充，译者也梳理了读者对前两版中译本的反馈意见，对有关译文作了仔细修订。

政治思想既表达政治社会的自我理解，亦体现人 们对理想秩序的探寻。本书突破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既 有写法，跨政治、宗教、社会、经济、法律、哲学、 历史等多个学科，钩稽沉隐，推陈出新，融文本解读 、理论分析与意义发微于一体，移步换景，在多视角 、大视野中全景式地考察了西方政治思想之跌宕起伏 ，涵盖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重要政治思想家， 不仅是一部全面、生动的西方政治思想通史，也是一 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

“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得主托尼•朱特，对萨特、加缪、波伏瓦等人战后道德立场的批判性研究，对知识分子独立性命题的深度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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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二战”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在欧洲文化及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重要角 色，托尼·朱特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就分析了这个知识分子圈最大的冲突：如何回应共产主义的许诺及其背叛；以及在面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共产主义的新东欧及法国本身的伪善时，如何维系对激进理念的坚持。
朱特向我们展示了，这批处于时代先锋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战后为某些“作秀式审判”辩护，如何忽视共产主义背后的暴政和恐怖，甚至向民众传播苏联式道路是通往解放的必经之路的理论。此外，本书还对当时知识分子间逢场作戏、争权夺利的情况进行了细致描绘。其关注的对象不仅包括时髦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加缪和波伏娃，还涉及到了重要的天主教哲学家、中立的报界人士、文学批评家和诗人等。
虽然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来安排结构，但它并不是一部叙述史，而是始终以知识分子独立性这一命题为线索，是一本表达朱特对知识分子角色和责任理解的文集，是一份关于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道德状况的研究报告。
“托尼•朱特作品”系列还包括《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论欧洲》《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记忆小屋》（待出）《重估价值》（待出）《事实改变之后》（待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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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图书】
《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论欧洲》《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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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得主托尼•朱特，对萨特、加缪、波伏瓦等人战后道德立场的批判性研究，对知识分子独立性命题的深度拷问。
2、20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研究，没有人比朱特更有发言权。这位被称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在《责任的重负》《战后欧洲史》《思虑20世纪》中都体现了对这一问题无与伦比的洞察和智慧，他的贡献和勇气也让他获得了“汉娜·阿伦特奖”和“奥威尔终身成就奖”。作为“局外人”和战后欧洲史专家，他也能更大程度上中立、客观，并提供足够的历史背景和资料，在当时的历史状况前提下谈论知识分子问题。
3、针对目前仍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对自己行为的掩盖和辩护，针对目前法国对此问题研究、讨论的不公正、不全面的弊端，用扎实的证据揭露以下问题：
面对二战期间德国占领，“法奸”知识分子们是由于形势所迫吗？应该合作、抵抗还是置身事外呢？面对战后的审判，学术明星和大文学家如何相互诋毁、倾轧？表现了怎样的虚伪、软弱？
面对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血腥统治，萨特、波伏娃、穆尼埃等法国左派是怎样看待这些“他者的鲜血”呢？面对共产主义理想和残酷现实的冲突，左派知识分子怎样处理这个矛盾呢，掩盖、漠视，还是直面？米沃什、昆德拉等东欧知识分子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
4、对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立场，特别是“汉奸”和面对残酷统治时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有对照、启迪作用。
5、本书甫一出版就获西方众多媒体的赞誉推荐，评价极高，同时也广受到国内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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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一部令人惊叹的学术著作，足以让那些愉快徜徉于20世纪法国文学字里行间的人们血液凝固。
——《美国观察家》
★《未竟的往昔》是一次直截了当、不同寻常的惊世研究，它考察了那个智性上反复无常的年代（1944—1956）。朱特先生……不只是描述了作为其研究主体的意识形态善变者；他是一位尖锐的甚至带有惩恶心态的卫道士，他揭发了那些在政治现实中测试自己政治理念的知识分子在失败后所表现出的不人道。
——《纽约时报书评》
★出于深厚的学识和不可思议的批评家的敏锐, 朱特…… 考察了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本书富含思想含量, 它提供了有关知识分子研究极具洞见的理论。
——《华盛顿邮报》
★无论是《未竟的往昔》,还是《责任的重负》，他（朱特）都把批判的重心放在了欧洲――萨特、波伏瓦，在法国享受众星拱月礼遇的这一群左翼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对手们――布鲁姆、加缪、雷蒙·阿隆，都被朱特以一种类似“残忍”的方式剖析得条缕分明。
——《看天下》
★在《未竟的往昔》里，朱特以苛刻的眼光，重新审视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那些对共产主义满怀热情的人们，以对信仰的忠诚，刺穿了现实与道德的责任感，用颇具煽动性的抒情话语，共同参与编制了一个充满悖谬与罪恶的乌托邦谎言，天真地让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道具。而苏联的共产主义极权蔓延至东欧，他们的热情才慢慢转化为不知所措的彷徨。
朱特颠覆了包括萨特（1905—1980）在内的很多知名知识分子的形象。以萨特们的智商和修辞学修养，把他们的作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中抽离出来看，总是能看到值得尊敬的品质，比如正义、良知、对真理的追求。但若放宽历史的视野，在更长久的历史图景中观察他们，萨特们虽然“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萨特之语），但也妨碍了时代健康的血液循环。
加缪以及布鲁姆、雷蒙·阿隆与萨特们相反，他们有自己的辨识标准与判断尺度，尽管他们都被当时的人们弃置于时代的暗角，放逐在主流思想之外，他们以自己的言行，纠正着时代的谬误。即便这种“纠正”是微弱的，甚至在实际上并无甚作用，但在后人检视历史之时，他们可以成为智慧的汲取之源。
——《经济观察报》

★ 《思想史》作者全面解读20世纪，又一部拒绝简化的思想全史
★ 独树一帜的著史笔法，梳理现代人类境况的观念脉络
★ 20世纪为何如此与众不同，除了战争和政治我们还有什么
★ 写尽百年非凡的智力冒险，思想才是人类面向未来的希望
★ 无删节全译本，理解20世纪的思想，就是 理解今天的人类
一己之力完成的百科全书，涵盖了20世纪所有思想的历史。
——丹尼尔·贝尔，哈佛社会学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意识形态的终结》作者
这是一部关于20世纪思想的鸿篇巨制，展现出作者海量的惊人胃口和百科全书式的博闻广识……沃森有着提纲挈领的本领，又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通识作家。
——弗兰克·麦克林恩，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著有广受好评的《拿破仑传》和《荣格传》
囊括了无穷无尽的鲜活故事和天才思想，闪耀着20世纪无数发现的激动之情。彼得·沃森以精准、优雅的笔锋记录下几乎所有学科中重要思想家的闪光之处。正式通过他的笔触，考古学、历史和经济学变得如诗歌、音乐和天体理论一般美妙动人。沃森旺盛的求知欲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他穷尽一切的胃口一定会感染读者，促使他们追寻更多的知识。
——《泰晤士报》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呈现出那些令20世纪翻天覆地的思想家和行动家……本书不仅涉猎广泛，而且沃森高超的叙事技巧也是值得表扬，他总是能够让这个庞大的故事顺畅运行，从不会让其中的精彩和亮点从他的笔尖滑落。。
——《文学评论》
这是一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接续《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的线索，纵览风云变幻的20世纪，拨开战争和政治的迷雾，从思想入手理解这一百年人类的智力成就。
20世纪既是人类的多事之秋，也是思想进步的辉煌世纪。在这个世纪，全人类在奴役、对峙、战争和解放的裹挟中曲折前进、求同存异，我们也在各大学科中取得了微观粒子、基因结构、现代主义等重大发现。彼得·沃森用精准和优美的叙述笔法，将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思想发展娓娓道来，帮助21世纪的读者理解我们如何抵达当今的世界，未来又会去向何方。
这是一部用思想写成的20世纪通史，书中的主角不再是世界大战和政治博弈，但它将包含战争的思想后果、冷战时期的科学竞赛、去殖民化浪潮的余波等仍旧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精神财富，它们将会是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理解人类自身的关键所在。

本书共分十章，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全书层层剥离，逐步推进，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主要观点有：
为什么革命不可轻言——
统治阶级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使思想蒙难者被赋予了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失业的“愤青”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社会上的“革命党”崇拜。沙皇处于维护自己利益和惧怕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这种举动加速了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致使俄国社会出现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路标是一部强调“个性自由”的书——
不论是雅各宾党人的“公安委员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以单纯与激进为解决前提的方法——往往最终势必导致压迫、流血与崩溃，砍掉旧暴君的脑袋，就会引出新暴君与新奴役，革命成功以后，把计划与紧身衣强加在民众身上，也会令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
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2月“雪崩”，俄国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社会情绪激愤然后再转变为剧烈的政治革命，成为一种特殊的“斯托雷平现象”，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纵览西方古今哲学流派
关注思想蕴含的内在力量
呈现哲学与现实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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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推荐※
《思想的力量》是部精心构思的佳作，在思想介绍和原著选读之间做到了极佳的平衡，能够很好地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全书融合了以历史为导向和以问题为导向的两种进路，使之足以灵活适用于大多数的哲学导论课程。
——詹姆斯·克雷格·汉克斯（James Craig Hanks），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
我认为穆尔和布鲁德的《思想的力量》是部非凡的杰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成功地将历史语境和哲学思想相互融合，最终让学生乐于阅读，老师热衷使用。
——克里斯塔·林恩·亚当斯（Christa Lynn Adams），美国雷克兰社区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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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思想的力量(第9版)》是迄今为止覆盖面最全的哲学史读本，内容包罗万象，纵览了西方从古至今的所有哲学理论流派。全书写作风格生动，让哲学变得通俗易懂，却又不至于过分简化，每章章末还附有重要思想家的原著选读。作者着重展现了哲学思想如何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考察了哲学思想与人类历史、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本书作为美国大学经典哲学教材，至今已出到第9版，广受各类读者欢迎。

☆ 一场还未结束的思想解放运动，近五百年来人类进步的曲折史
☆ 美国普利策奖及国家奖获得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生命的末尾向你讲述人类进步的秘密
☆ 思想的力量，在行动中演绎出丰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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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史，是一段颠覆与改变的历史。
曾经的欧洲笼罩在消极的宿命论之下， 仿佛有些人生来高人一等，另一些人生来脚戴镣铐。自16世纪以来，从未停歇的政权争夺、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激烈的宗教冲突彼此纠缠，在这前路难辨的昏暗之中，启蒙之火被点燃，时而微弱，时而猛烈。
起初，贵族用自由、平等的启蒙价值约束国王，紧接着，贵族自身也成为被限制的对象。火种一旦点燃，就无法熄灭。在机器大生产中丧失自我价值的工人、一直以来被漠视的黑人和女人，也逐渐被启蒙之光照亮，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
启蒙运动掀起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类追求自身幸福的壮举，而这场运动至今尚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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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诣极高的伯恩斯提供了通往启蒙思想巨大潮流的生动指南......幸福、财产、改革，作者将这些重要概念追溯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因为至今仍值得为之奋斗。 ——《科克斯书评》
这本博大精深的书籍，蕴涵作者深厚的人文思想和专业知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借此引领我们走进火光中心。作为21世纪的学者，他将西方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炽热灵魂和思想带入鲜活的现实。并且，他告诉我们，对于任何力图破译我们将生活的明日世界的复杂问题和潜力的人而言，如何理解那些灵魂与思想，至关重要。——迈克尔·贝施洛斯（著名历史学家）
伯恩斯以启蒙运动为主题，讲述了改变西方世界思维方式的那群人极富感染力的故事，语言优美轻快、娓娓道来，没有学究式的长篇大论，充满具有推动作用的思想。——《出版人周刊》
伯恩斯是国宝级人物，《火与光》是致力于研究那些影响深远的思想的巅峰之作，正是那些思想造就了美国。——约瑟夫·J.埃利斯（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获得者）

☆大跌眼镜的文史趣闻；意想不到的反转人生
☆一份富有阅读愉悦感的当代社会文化指南录
哪位哲学家的发型最癫狂？
哪位小说家一天要喝50杯浓咖啡？
对波伏瓦来说萨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读完这本妙趣横生的高雅文化普及小书《装腔指南》，你就什么都知道了！这本书向读者介绍了海德格尔、蒙田、卡尔·波普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显然不是那位牛仔裤设计师！）、安迪·沃霍尔等200多位知识分子聊天时最爱提到的文化人物，还提供了充满创意的“使用方法”。读罢这本书，你再也不愁会将黑格尔与恩格斯混淆起来，也能完全掌握如何在一场对话中适时地插入福柯这个名字，以及诺奖作家库切的名字如何发音才地道。除此以外，在介绍每一位文化名人时作者都不忘佐以趣味八卦，机智风趣，令人莞尔，过目不忘。就是这本书，让 “炸叔”史蒂芬·弗莱脱口而出：“该死，我的所有把戏都被这本书揭穿了！”

 “很难找到比阿伦特更适合引导我们理解21世纪困境的20世纪思想家。”
——《纽约客》
“这是一部出色的关于阿伦特政治思想的论文集。……本卷中的很多作者超越了标准的解释路径，提出了有趣的问题，拓展了阿伦特评论的边界。”
——《美国政治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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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政治思想家。《剑桥阿伦特指南》考察了阿伦特著作中各个主要议题：从她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关于“恶的平庸”的颇具争议性的理念，到她对政治行动的经典研究、对判断和精神生活的反思。书中15篇精彩文章，从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角度，探讨了阿伦特思想的方方面面，并展现出阿伦特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核心地位。
不了解阿伦特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是初步接触阿伦特思想的简单便捷的读本。而专业的学者亦可从本书中看到近些年阿伦特研究的动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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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 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单，而且更空虚。——亨利•基辛格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20世纪最有开创性的书之一，是对研究知识分子的“虚妄”这一主题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本书出了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混乱不清，正是这种混乱不清造成了许多智识上的“怪胎”。——罗杰•金巴尔"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直是政治哲学乃至人文思想领域内享誉至高的作品，虽然篇幅不大，却是一部划时代的思想巨著，它深化了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论述，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之大成，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本书清晰地阐明了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个人只要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内，就应该拥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个性自由（行动自由），而这一原则的实施，有赖于对政府及社会权力的界定和限制，这也正是本书最早的中译者严复先生将其译为“群己权界”的渊源所在，这种思考对每一个迈向现代社会的国家来说，仍然至关重要。
以赛亚•伯林
对于那些渴望一个开放与宽容社会的人，穆勒仍然是他们的立场的最清晰、最诚实与最有说服力的表达者。关于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特征与志向，穆勒说出了某些真实而重要的东西。
萨拜因
自由本身的价值激起他内心一股热流和激情，这是穆勒其他著作里没有见过的。这使《论自由》与弥尔顿的《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并成为捍卫自由的经典著作。
哈罗德•拉斯基
很少人像他那样精力充沛地坚持着道德标准！没有人像他那样热忱地追求着正义！与卢梭相比，他的情感之火似乎烧得苍白无力；但是卢梭的感染力深入人心之处，也正是穆勒提高人们思想境界的地方。和任何人一样，他高举着理性之灯，这盏灯由于他的存在而发出更加璀璨之光！
李 强
穆勒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赋予自由主义完整而全面的理论形式，从心理学、认识论、历史观、伦理观等角度为当时已经达到黄金时期的自由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并以充沛的激情与清晰的逻辑对个人自由的理想作出强有力的辩护。

★一部拒绝“简化”的思想史，一己之力写尽人类智力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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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文学增刊》年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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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纵览自人类直立行走与取火直至20世纪初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
远古智人本是非洲一种毫不起眼的灵长类动物，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令他们扩散至整个地球，甚至踏上探索外太空的征程？又是什么样的发展使他们反思人类给地球带来的破坏，进而采取一种有良知的生活方式？沃森以发人深省的笔法讲述人类何以成为今日的人类，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理解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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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这是一本趣味盎然的书，能够激发那些勇于探索心灵的人，去寻求理解人类思想的发展历史。
——《泰晤士报》
本书全面涵盖了人类智识的种种发展，这样一本卷帙浩繁的书，原本很容易让读者迷失其中，但沃森以其强大的叙述能力，将全书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并点亮了其中的知识信息，一本历史杰作诞生了。
——约翰•格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教授
这是一部鸿篇巨制……思想的历史值得这样大书特书。
——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官》主编
本书对“思想”的定义，可谓开历史之先河，将直立行走、取火等思想产生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纳入其中，极大地完善了思想的谱系……书中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曾设想的问题，它给出的答案也必将激发所有读者。
——诺埃尔•马尔科姆爵士，历史学家

◆列选《纽约时报书评》年度瞩目之书
◆一部映照世纪浪潮的知识分子回忆录
◆托尼·朱特最私人的回忆录，新增朱特之子关于父亲的纪念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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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托尼·朱特罹患“渐冻人症”后口述的回忆录。
在一个个无法动弹的寂静黑夜里，朱特以空间为线索搜索、整理了过往的记忆，筑成了一栋“记忆小屋”。他坦言，病中的写作基本上来自对记忆小屋的夜访。他有时关注小事，描写祖母的犹太料理、伦敦的绿线巴士、瑞士的小火车。有时放眼大千，论及西欧战后一代闹剧式的革命，时代的思想禁锢，以及自己对政治的观察与参与。这些文字在动人与锐利、私人性与公共性、具体发生的历史与身处其中的个体感受之间穿梭，追索的既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历程，也是20世纪的复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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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既是一部自传，也是一本叙述20世纪下半叶历史的有趣小书。
——《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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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直率的知识分子自传，和穿过朱特记忆小屋的瑞士空气一样令人心旷神怡。你可能会认为这种境况下写出的回忆录会有伤感的氛围，但是书中却没有任何临终的低落。好奇心、无畏的智识、对有趣细节的品味和水晶一般的文笔，都显示出主宰这个人的并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每日电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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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并非为了出版而作……在生命的最后，他尝试寻找和定义自我，给他亲近和亲爱的人们留下一些可以回忆和相信的事实。……他的文字在才华、愤怒和爱之间来回震颤。他既有历史学家捕捉细节的眼光，也有作为一个平常人的同情。
——《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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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托尼·朱特是西方学界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曾入选《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记忆小屋》收录了托尼·朱特在患病后写下的文字。在病中那些不眠之夜，朱特一次次走进“记忆小屋”，检索和整理自己一生的回忆，并在白天向记录者口述。这些自传故事充满鲜活的细节和独特的生活感受，过去时日的气息声响宛然重现。
◆新版《记忆小屋》首度收录了朱特之子丹尼尔·朱特回忆父亲的文章，丹尼尔写到了历史学家朱特不为人知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对作为父亲的朱特的描摹和怀念，丹尼尔的笔触温情而克制，细腻且动人。

本书讲述了自由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自由与其说是“西方的”、毋宁说是“英国的”独特发明。它向我们揭示了欧亚大陆西端一角湿冷孤岛上的居民如何偶然间发现了国家是个人的公仆而非主人的观念。
这一革命性观念创造出了财产与契约的概念，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进程。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生长出了奖励创造生产、而非弱肉强食的制度；这套制度被讲英语者所携带，一路漂洋过海，或者借助殖民统治者的强制推行，或者经由忠诚的拓殖者自觉履践，在1787年的费城，以纯粹和精妙的形式凝结在美国宪法中。
自由是英语民族成功的秘密，已经成为现代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视它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常常忘记了这一价值正是繁荣与有序的基础。本书带领我们快速回顾这段历史，启迪我们思考应如何面对未来。

编辑推荐：
★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经历并反对这个时代？
★《战后欧洲史》之外，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以三位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困境。
★“被遗弃的先知”莱昂•布鲁姆、“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阿尔贝•加缪、“局外的当局者”雷蒙•阿隆 ，三位深度介入政治的法国知识分子，如何以道德责任挑战黑暗时代？
他们的生活和著述都与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
——托尼•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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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责任的重负》是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他选取了阿尔贝•加缪、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这三位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还原他们生活的年代，考察他们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讨论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的诸多重要议题。
托尼•朱特认为，评价知识分子的核心词应是“责任”。这三位道路迥异却共同拥有“勇气与正直”这种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以独立的良知发言，以一致的言行影响现实政治、纠正时代谬误，并不惜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所谓“责任的重负”。
他们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并反对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可以说，他们不单代表了现代法国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思想中许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价值——过去是，如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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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所有为知识界缺失“正义”“品格”与“道德”而感到遗憾的人，都会从本书中读到很多值得汲取的言论。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托尼·朱特有关三位已逝的伟大法国人的论述，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全貌。在当前文化战争的甚嚣尘上的声浪之中，朱特理性的声音犹如一把穿透黄油的刀，穿透了那些胡言乱语。
——欧仁·韦伯（Eugen Weber，著名历史学家）
托尼·朱特笔下的这几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也都是积极的活动家，不像后来的学者只摆弄语词。他描写这些人的笔触优雅，充满有根有据的自信。
——埃尔贝•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著名作家，《加缪传》作者）
朱特讲述了布鲁姆、加缪和阿隆的思想历程，并进一步展现了法国思想文化的诸多方面。而且，这本书文字优美，笔触动人……令人钦佩。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2020年《卫报》年度推荐图书
*2020年《经济学人》年度推荐图书
*2020年《纽约时报》年度推荐图书
20世纪20年代，一个处在多彩生活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年代，一个一战刚刚结束、纳粹主义正在酝酿的年代，一个德国哲学的黄金年代。
马丁·海德格尔的事业平步青云，并邂逅了与汉娜·阿伦特的爱情。跌跌撞撞的瓦尔特·本雅明在卡普里岛疯狂迷恋上了一个来自拉脱维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正是这 段爱恋使他自己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天才维特根斯坦是亿万富翁之子，他在剑桥被誉为哲学的上帝，而这样的天之骄子却来到了上奥地利州偏远地区担任乡村小学教师，过着完全赤贫的生活。最后还有恩斯特·卡西尔，他在迁居到汉堡中产阶级区的几年前，亲身经历了正在抬头的反犹主义。
本书除梳理了海德格尔、本雅明、维特根斯坦和卡西尔在1919-1929年间的各异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和思想状况，还力求将四位哲人的思想予以对观，展现了他们在面临时代根本问题时各自的回答和应对方式。借助作者出色的叙述，我们在这四位卓越哲学家的生活道路和革命性思想中，看到了当今世界的根源。回望20世纪20年代，既是感悟又是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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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高超的叙述方式描绘了1919年至1929年间的故事。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和卡西尔赢得了世界性的重要意义。他们一同绘制出了一幅令人赞叹的精神图景，留下了四种不同的生活轨迹。由此，在二战阴影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在一片广阔的视野中，显现出了一幅哲学星座图。”——吕迪格•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难再出现一本这么好的书了”。——Micha Brumlik，《日报》
◆“以令人赞叹的叙述技巧将人物传记和思想史结合到了一起”。——《西班牙国家报》
◆“就如同一部长篇小说，必定引导读者置身于一场极其复杂的讨论之中”。——意大利《共和报》

被誉为“万国立法者”的孟德斯鸠*关心的课题是如何防止专制主义，他的答案是实行分权，尤其是要建立一个 独立的司法体系。《波斯人信札》宣布了开明专制的不可能性，《关于罗马人兴衰之原因的思考》分析了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蜕变，《论法的精神》全面阐述了被现代西方国家奉为经典的法治理论。孟德斯鸠的法治思想对一向强调“仁政”的中国同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本书以萨特走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程为轴心，论述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形成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黑格尔的复兴和马克思的再发现为标志，构成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以存在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理论交锋为特征，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的开启阶段；第三个阶段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为主题，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形成阶段。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呈现为一个发现、争论、融合的历史进程，并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