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完整保存了自北凉到元代绵延一千余年的佛教石窟艺术，至今仍有492座洞窟存留壁画及彩塑。本书旨在以一座曾令张大千、常书鸿、董希文等艺术家为之动容、潜心临摹的北魏经典洞窟为例，引领普通观众去了解敦煌石窟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成就。

《但是还有书籍》以书为题材，力图在阅读多样化、碎片化的当下，记录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爱书之人，捕捉和书有关的那些精彩故事。希望以新鲜有趣的视角和故事，点燃观众对于书的热爱，为人们提供一份在快时代里的阅读指南。

《妖怪大全：中国·世界篇》共收录世界各地277种妖怪，包括107种中国妖怪和170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妖怪。 “中国篇”讲述了白泽、毕方等上古神兽，中国的百鬼以及出没于市井乡野间的各类神仙妖怪的故事。 “世界篇”讲述了希腊诸神、爱尔兰小矮妖、巴西鸟人和越南稻子精灵等世 界各地神灵精怪的故事。
从中国到世界，水木茂用诙谐幽默的文字和夸张细致的画风，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妙趣横生的妖怪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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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鬼怪漫画之父水木茂， 继《妖怪大全》后又一力作。
★收录中国107种妖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170种妖怪。
★277个妖怪故事，结合文献、传说与田野调查，“水木茂式幽默”趣味解读妖怪文化。
★277幅妖怪画作，铜版画式背景细腻厚重，漫画式人物生动诙谐，全面呈现“水木茂式点描线条画”。
★书中不仅有蠢萌版《山海经》神兽，还有痴情的夜叉，讲诚信的土地爷，无厘头的冥界之鬼，恶作剧的欧洲妖精、无私奉献的稻子精灵。
★水木茂穷尽一生用画笔捕捉妖怪，研究妖怪传说。他笔下的妖怪，形象诙谐，个性鲜明，再加上用他特有的幽默口吻娓娓道来的民间传说和神话，细细读来，不禁令人莞尔。

The long-awaited retrospective from th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film director celebrated for his visually lush and atmospheric films. Wong Kar Wai is known for his romantic and stylish films that explore—in saturated, cinematic scenes—themes of love, longing, and the burden of memory. His style reveals a fascination with mood and texture, and a sense of place figures prominently. In this volume, the first on his entire body of work, Wong Kar Wai and writer John Powers explore Wong's complete oeuvre in the locations of some of his most famous scenes.
The book is structured as six conversations between Powers and Wong (each in a different locale), including the restaurant where he shotIn the Mood for Love and the snack bar where he shot Chungking Express. Discussing each of Wong's eleven films—fromAs Tears Go By and Days of Being Wild to 2046 and The Grandmaster—the conversations also explore Wong's trademark themes of time, nostalgia, and beauty, and their roots in his personal life.
The first book by Wong Kar Wai, and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look at his oeuvre, this stunning, lavishly illustrated volume is as evocative as walking into one of Wong's lush films. With more than 250 photographs and film stills and an opening critical essay by Powers, this volume is poised to become the film book of the year.

在《黑暗時代的爱情》一书中，科尔姆·托宾回顾十九和二十世纪一些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他的研究对象从1850年代出生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到近百年后出生的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尔（Pedro Almodovar）。托宾研究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的，这些人总的来说隐藏了他们的同性恋，并揭示了欲望法则改变了他们的一切，无论是在私生活还是工作精神上。诚实、刺激、敏锐……托宾以自信和权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主题，这两种特质只有通过他温和的语气和深切的同情才能得到加强。他以罕见的温柔的笔触写作，如伊丽莎白·毕肖普和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曼和罗杰·凯门特、汤姆冈恩和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尔等不同的人物。这样的解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当同性恋被从边缘移除并置于文化经典的核心时，托宾预言的“成为同性恋不再涉及困难和歧视”的世界才会成为现实。——迈克尔·阿迪蒂，《泰晤士报》。
托宾以高壓克制的笔触写作；他的句子巧妙地没有诡计……他被家庭的无声语言所吸引，那些无声的信息滑过世界其他地方，深深地降落在那些理解者的心中——罗伯特·沙利文，“时尚”。

德国人的文化自傲一度成为扭曲社会发展的强迫症，20世纪德国政治的灾难，正是源于这种高估文化而牺牲政治的倾向。勒佩尼斯对纳粹癫狂的原因给出了极具洞察力的解释，他循着民族主义和文化固着的路径，揭示了德国神经紧张和极端爱国主义外交时代的内涵。勒佩尼斯的历史观念中包含了对欧洲和美国来说都极为重要的政治教训，那就是，以文化替代政治将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本书主要探讨了一个可以说是灾难般的德国人习性，即视文化成就高于一切，视文化为政治的高尚替代品。这种倾向深刻影响了从18世纪末直至今天的德国历史。作者认为，德国人对艺术的偏爱强过政治，是理解纳粹主义特殊本质的基础，许多德国人（和其他人）正是被纳粹所吸引。希特勒及其圈子中的许多人都是失败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仿佛在将政治作为一种艺术的替代形式来付诸实践。
勒佩尼斯重点关注了歌德和托马斯·曼，同时也涉及了其他重要人物，如诺瓦利斯、沃尔特·惠特曼、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卢姆等。勒佩尼斯所关心的不仅是德国，他还关心德国人的文化迷恋、文化优越感及对政治的蔑视如何影响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法国和美国的关系。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重写初唐名臣狄仁杰传奇
兼具中国古典文学雅韵与西方侦探小说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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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无删减译本
□高罗佩手绘插图
□创作背景全解析
□译者研究高罗佩多年，独自担纲翻译，保证文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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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案》是狄公案小说中很特别的一本，1952年，在台湾学者张立斋教授的帮助下，高罗佩在新德里完成了此书的中文自译本。小说讲述公元670年，狄公调任兰坊县令，破获丁护国密室被杀一案，倪守谦遗嘱一案，白兰失踪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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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成功地造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中国与世 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译文版“大唐狄公案”计划出版十五种，由研究高罗佩多年的 张凌担纲翻译并撰写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注释和译后记，但因为是市面上仅见的一人独立翻译的版本，耗时耗力，故先推出五种（《黄金案》《铁钉案》《湖滨案》《铜钟案》《迷宫案》）以飨读者。每卷配有高罗佩本人创作的插图，古韵盎然，令人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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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系列是高罗佩在世界侦探小说领域内开创的极其珍贵的一个支脉。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狄公这位侦探，完全有资格同夏洛克•福尔摩斯相提并论。
——《洛杉矶时报》

人类来自哪里？我们为什么会变老？创造力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三个问题是人类的终极问题，因为只有了解了人类的过去，才能看清我们的未来；只有了解了死亡的本质，才能弄清生命的意义；只有了解了创造力的来源，才能明白人类为何变成今天的样子。本书作者借助专业的科学背景、大量的阅读梳理、实地的采访调查，把目前已知的这三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和推理过程呈现出来，并借此传达这样的理念：今天世界上的所有人几万年前都是一家人，我们是同一群非洲居民的后代，共享同一个地球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位成员的利益也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进化绝不只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互助才是进化的主旋律。而创造力，正是从这种万物相连的信息共享机制中诞生的。

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去处，是它的菜市场。
那里有当季的本地食材、地道的特色美食和真实的人文风情。
每一样食材，每一位摊主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述。
比如，意大利都灵的宫门卖场，摊主会告诉你菜蓟蘸什么料好吃；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央大市场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建筑本身就是一处景点； 而在德国弗莱堡的明斯特市场，你会找到特别的食材——白芦笋……
城市的菜市场，回应着人们的每日生活所需，传统仍在延续，新鲜事物也逐渐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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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 Torino - Porta Palazzo
One of Europe's biggest open-air food markets, Turin's Porta Palazzo, is a vibrant core of fresh smells, bright colors, and lovely people.

Ep2 Budapest - Központi Vásárcsarnok
Nestled in an impressive three-leveled building, picturesque Budapest's central indoor market is not only one of the largest but also one of the most elegant food destinations in Europe.

Ep3 Vienna - Naschmarkt
With more than one hundred food and vintage stalls plus numerous restaurants, the popular Naschmarkt--Vienna's vast 16th-century food market--is a colorful culinary destination.

Ep4 Lyon - La Croix Rousse
Located on a hill in the city of Lyon, the neighborhood of La Croix-Rousse (Red Cross), is the town's coolest district, and one of the best itineraries of taste.

Ep5 Barcelona - La Boqueria
According to many, La Mercat de Sant Josep de la Boqueria, or simply, La Boqueria, is the best public food market in the Ciudad Vieja and a tourist's ultimate destination in Barcelona's La Rambla.

在全球视野里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性，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探究中国美食的流变，深度讨论中国人与食物的关系。这种立足于全球的视角，成就了一个多元的“美食探索纪录片”。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加速的世界中：更快的电脑、市场、时尚、产品周期，甚至连我们的思维、身体也是如此。这一切的变化始于何时？“提速”真的无法逃避吗？更快就一定更好吗？
马克·泰勒将宗教、哲学、艺术、技术、时尚和金融各领域的发展融为一炉，以宏大而丰富的叙事方式，展现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大悖论：曾被认为可以通过节省时间和劳动而解放我们的力量与技术，如今却将我们困在一个永远无法脱身的速度陷阱之中。
我们走得越快，却拥有越少的时间；我们越努力去追赶，却落后得越远。我们所得到的并没有因为速度变快、生产效率提高而变得更多。相反，因为速度变快，人类自身和社会都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在很多方面使得我们得不偿失。勾连“速度痴迷症”与今日的全球资本主义，我们看到，以加速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及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正带领着人类社会走向灾难。当然，这一陷阱并非无法逃脱，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重新看待我们的时代和生活。
马克·泰勒是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早年主要研究欧洲大陆哲学，尤以对克尔凯郭尔、黑格尔和德里达的研究著名。与他的许多哲学著作不同，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文化史、思想史著作。在书中，泰勒将哲学、技术、经济、网络、教育、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梳理了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史，另一方面又勾陈索引了现代世界诸如交通、通信、摄影、绘画、建筑、金融、IT、人工智能等各行业的发展史，并将两者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世界的图景。作者通过大量的资料梳理了许多不同行业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时又能将这种历史的梳理与思想史结合起来，并在哲学上从时间的角度对之做出较为公允的解释。作者这种将历史与思想融为一炉的写法，不仅趣味横生，同时也给人以启发。
——吴增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因为金钱彻夜未眠，所以不受任何约束的市场时间操作，与人类受到诸多约束的生理界限——诸如睡眠的要求、注意力的限度、感官的疲劳等等——之间的矛盾，构成“加速社会”既试图克服又难以摆脱的状况，这种障碍与动力并存的悖论式结构，正是造就本书所要回答问题的内在原因：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时间去哪儿了？这是现代都市人经常追问的问题。尽管凯恩斯所预言的科技与工业化将使人类花越来越少的时间劳动便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已经成为现实，但人类却发明了各种与生活需求和精神追求无关的“垃圾职业”以及与此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文化来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忙碌。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营造了将人类所经验的时间“微粒化”的基础设施，使一切坚固和持久的东西都看似烟消云散。马克·泰勒的这部作品从历史、哲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不断加速而目的地越来越模糊的人类生存处境进行了深入和彻底的反思，指出花岗岩的纹路、海水的潮汐、冰川的凝结与消融、树木的年轮以及人的肉身这些经年累月造就的物理存在都对速度构成着制约，“速度不断创造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本书第349页），必将导致人类生活世界的大崩溃。这是一部基于对总体事实的宏观把握而写就的匠心之作，值得每一位尚残留着些许反思能力的人士认真阅读。
——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这部开创性和变革性的作品，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狂热世界的起源和影响，以及造成金融崩溃、气候变化和全天候经济的日常压力的根源。速度也许不会致命，但是在这本重要的书中，我们了解到它会破坏人类反思和深入思考的能力。
——斯蒂芬·科恩（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
在这本精彩而重要的书中，马克·泰勒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像现在这样生活，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对此感觉如此糟糕。更重要的是，他抽丝剥茧、钩沉索引，给了我们做出不同选择的希望。
——希瓦· 维迪亚那桑（《一切谷歌化》作者）
速度的陷阱
呼叫等待……无休止的电话会议……完全不顾时间地点的强制性视频会议（Skype meetings）……周末紧急出差，只为了一些本可以等到周一再处理的公务……每一件事情都是正好赶上……睡觉时床头也得放着一台iphone……整晚整晚地刷邮件……坐在出租车上正准备与朋友约个晚饭时又因为收到邮件而返回办公室……越来越长的工作日……70、80、90个小时没有休息。在“真实”的时间中，所有的事情都在加速，直到时间本身似乎消失。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当下这一刻完成。犹豫、延迟或暂停，都可能意味着错过一次机会并给了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速度已成为成功的衡量尺度，更快的食物，更快的电脑，更快的网络，更快的连通性（connectivity），更快的交易，更快的快递，更快的产品周期，更快的头脑风暴，更快的成长，更快的生命。根据速度的福音，快速植根于大地。
这样一个速度新世界是怎样诞生的呢？为什么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无可避免？最明显的答案是：技术。信息、交流和网络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转手就把人类生活转变成了自己的模样。根据摩尔定律，电脑芯片的速度每18个月就会翻倍，现在，这一定律似乎同样适用于人类生活。我的生活节奏比我父亲要快，我孩子的生活节奏比我快，而我的孙子们，他们的生活已经被iphone和ipad包围，又比他们的父辈更快。这种情况并不是无根据的推测，而是事实。作为我反思出发点的这些关于速度的例子，都来源于我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真实的家庭生活。他们都是年轻的专业人士，两位是律师，一位是财务顾问，以及一位销售经理，他们的生活都陷入了这种速度的陷阱中。重要的事情在于，这种速度革命，对不同的人而言，影响的方式也不同；速度成为区分社会经济地位的工具，虽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工具。有些人生活加速了，另外一些则是放缓了；有些人做的比他想做的要多，而另一些则做的不如他想做的多甚至无事可做；有些人“领先”了，有些人则“落后”了。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经济中，“赢家”和“输家”所共享的只有这种速度所创造的不安、焦虑和不满。
高速连接的无所不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技术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不如说，技术被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和金融（这是最重要的）的力量驱动，同时，技术也被特殊的价值观塑造，这种特殊的价值观拥有一个漫长但却常常隐匿的历史。21世纪日新月异的世界与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是分不开的，这种资本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逐渐发展成熟。更进一步，当我们溯源历史的脉络，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新教的幽灵仍然飘荡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上空。今天高速发展的金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的救赎经世论（Protestant economy of salvation）世俗化的顶点。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约翰·加尔文神意论的上帝（providential God）的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那里,变成了市场经济里看不见的手。如同上帝在恶中创造善、在罪里施拯救一样，市场将人们对私欲的追求转化成了共同善（common good）。货币符号改变了，投资策略也多样化了，但几个世纪以来贸易体系却始终如一。在最初的资本主义形式中，财富要通过出卖劳动力和产品来创造，但在金融资本主义中，财富则通过货币符号的交换和虚拟资产在全球网络中以光速来流通被创造。
传统的实体经济和这种新的虚拟经济的区别就在于速度。由于虚拟资产的整合速度远超实体资产，贫富差距实际上就是速度的差距，而这种差距还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拉大。与期待的相反，高速连接加深了传统的不平等，并且还在不断创造新的不平等。
限制速度不可避免，因为虚拟总是以现实为界。生活的不断加速很快就要接近引爆点，在此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健康、心理和生态等各方面的灾难。也许是我一厢情愿，但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当下的道路已经难以为继，他们现在的生活也愈发难以忍受。速度的代价就是时间，而时间就是生命本身。当所有的事情都开动起来，所有的人都忙得停不下来，就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任何一件事。我们走得越快，我们越没有时间，我们越没有时间，我们就越觉得我们需要走得更快。我们越是努力去节约时间，我们就越是浪费了我们仅剩的一点空闲。伴随着时间的加快，损失也在不断增加，直到我们认识到，一旦时间流逝，它就再难复返。我们作为个体和社会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在于，当大难即将临头时，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出改变。如果做出改变还来得及，那我们就必须充分地放慢速度来反思，各种价值如何或隐或显地统治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为了人类的生活能够得以幸存，我们必须如何转化这些价值？如果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想要比我们的更好，那他们必须学会一个我们似乎早已遗忘的道理——少即是多，慢一点更好。

本集收录记者、自由作家罗四鸰的生活随笔、书评和文化观察笔记数十篇。生活、读书以及由此二者带来的对善的寻觅，共同形成了罗四鸰的自由源泉。
怀念野蛮时代的卢梭、带着“傲慢与偏见”的阿伦特、20世纪90年代的全民偶像Beyond乐队、新近发生的波士顿爆炸事件…… 无论书写何物，罗四鸰的文章始终起自美国文化，终于对中国的思考，省思历史的同时不忘观照当下。她将自己真挚而潇洒的情感与思考付诸笔端，字字较真，入情入理，凭着文字向内心纯真的善意靠拢。

緣起於1994年由陶曉清與台大人文報社所合作的《台灣流行音樂百張最佳專輯1975.9-1993.1》，當時由陶曉清出面邀集一百多位專業人士評審投票，從專輯整體、原創性、詞、曲、演唱等方面評分，選出了從1975年楊弦的《中國現代民歌》起，至1993年台灣流行音樂百張最佳專輯，並由人文報針對每張專輯撰寫介紹，編撰成專書。
這本原為大學社團的出版物，意外成了台灣流行音樂史上至今唯一一本具專業與權威性的Music Guide，也見證記錄了台灣的流行文化史。這本「百張最佳專輯」在許多歌手和樂迷圈中成為絕版經典，甚至包括大陸都還有許多樂迷爭相複印收藏。
如今由音樂人交流協會主辦，陶曉清及馬世芳母子攜手策劃，葉雲平主編，接續前書，再度邀集樂界專業人士選出了1993-2005年間的百張最佳專輯，結合先前的百張，本書選出了從1975到2005，共30年間流行音樂最佳的200張專輯。
製作前後耗時八年，召集多位知名DJ、作家、記者、樂評人等合力為兩百張專輯撰寫精闢評介。書中共收錄108名歌手、22組團體、2000首以上的歌曲，每張專輯都有專業詳盡的介紹及封面圖片，加上豐富的歌曲出版參考名單，深度與廣度兼具，訊息與情感共載。

《作为文化的传播》是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精选了作者的论文和演讲稿，从文化角度研究传播手段和现代技术、媒介与社会。作者超凡的洞察和富有见地的评论，在学术批评家中是少有的。他在书中考察了美国新闻业的历史和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作为文化的传播》初版的中文版曾于2005年推出，作者从人类制造符号、建构现实、维系传统这样的文化角度重新构想传播与传播研究，为我们展开了一幅集壮观、有趣、人本、理想为一体的新画卷，得到不少中国传播学者的精神共鸣，对拓宽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本书为全新修订版，加拿大教授G. 斯图尔特·亚当和著名华人学者潘忠党教授做了学术导读。

本书是多和田叶子基于旅居德国时的所闻所见所撰写的随笔集，是其“自我观察日记”系列的一部分。她从日常生活遭遇的微妙的违和感展开，以幽默风趣的文笔，深入浅出地探讨了深藏在语言差异背后的德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断裂处。

自1981年在法国首次出版到现在，《弗兰西斯·培根》逐渐被公认为德勒兹最重要的美学文本之一。这本著作早于他关于电影、巴洛克和文学批评的写作，它不仅可以被当作针对培根绘画的研究来读，也可以被当作德勒兹广阔的艺术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文本来读。在书中，德勒兹创造了一系列的哲学概念，每一个都与培根画作中的某一个特定的方面相关，但它们同时也可以在“感觉的一般逻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对培根的绘画、感觉的非理性逻辑和绘画行为本身做出说明的时候，这本著作也同样指出了绘画与诸如音乐、电影和文学等其他艺术类目之间的关联性。《弗兰西斯·培根》是了解德勒兹哲学思想中的概念增殖所不可或缺的切入点。

★ 保罗•莫朗的星球一直在闪耀。 (法兰西学院院士 让•端木松)
★ 法兰西学院院士保罗•莫朗关于旅行的22篇随笔，反思日益成为集体性狂欢的旅行，重新找回生命的原始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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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这是一本赏心悦目、富有情趣的随笔集，法兰西学院院士保罗•莫朗以一贯的横溢才华、生花妙笔给我们带来了22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不仅是一位现代世界的观察者对旅行的深入思考，更是一位狂热的旅行爱好者的独特体验，以及令人受益匪浅的人生哲学，每个篇章读来酣畅淋漓、回味无穷。
如果你的身体不在路上，那么你的灵魂可以随莫朗远走高飞，于清风明月间找到生命/生活的意义；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发，那么你更应该和莫朗一起观察旅行、思考旅行，做一名通透机智的异乡人。
★ 配有21幅精美插图，小开本精装，四色彩印。
★ 装帧由屡获“中国最美的书”殊荣的知名设计师精心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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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保罗•莫朗关于旅行的随笔集。作者从旅行的起源、旅行的目的、交通工具、社交旅行、没有钱的旅行、作家的旅行、冒险家的旅行等多个角度剖析旅行这一主题。外交官出身的保罗•莫朗是一位敏税而机智的现代世界的观察家，也是一位狂热的旅行爱好者，在青年时期就曾多次游历伦敦、威尼斯、罗马、马德里等地，他对旅行的思考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既有时代的印记，又不乏哲学的高度。
《旅行》共收录22篇文章，有别于一般的旅行随笔，莫朗的写作有其博学支撑，加上优美凝练的文笔，自然流畅的旁征博引，读来口齿生香、回味无穷。

跑步一個人就好，幹嘛去人擠人參加馬拉松？
演唱會在家裡看DVD就好，何需上網搶票？
繼《我在底層的生活》、《失控的正向思考》後，
熱血大嬸芭芭拉要揭開你我內心最深的渴望――歡喜湊熱鬧！
艾倫瑞克總是以大膽、精湛的文筆揭露人性的黑暗面，這次她反其道而行，要探索人類團結的根源。
千年來，人類透過盛宴、裝扮、舞蹈來狂歡慶祝，滿足集體歡愉的欲望。從希臘人對戴奧尼索斯的崇拜，到中世紀熱愛跳舞的基督徒，狂歡一直是西方本土文化的精髓。但歐洲人自十六世紀起，便將集體慶祝活動視為野蠻的外來文化，教會成功將慶典活動驅逐到教堂外的街道上，自此成為「嘉年華」。
宗教改革後，新教徒視嘉年華為罪惡，歐洲殖民者更將各地原住民的舞蹈儀式消滅殆盡。事實上，菁英分子害怕慶典活動會破壞社會階級。但這項根深柢固的傳統並不容易消滅，從一九六○年代的叛逆搖滾，到一九八○年代體育嘉年華，都是在滿足人類集體狂歡的欲望。我們生為社會性動物，天生便懂得分享喜悅，只要能盡情發揮，世界和平絕非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