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得主托尼•朱特，对萨特、加缪、波伏瓦等人战后道德立场的批判性研究，对知识分子独立性命题的深度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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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二战”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在欧洲文化及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重要角 色，托尼·朱特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就分析了这个知识分子圈最大的冲突：如何回应共产主义的许诺及其背叛；以及在面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共产主义的新东欧及法国本身的伪善时，如何维系对激进理念的坚持。
朱特向我们展示了，这批处于时代先锋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战后为某些“作秀式审判”辩护，如何忽视共产主义背后的暴政和恐怖，甚至向民众传播苏联式道路是通往解放的必经之路的理论。此外，本书还对当时知识分子间逢场作戏、争权夺利的情况进行了细致描绘。其关注的对象不仅包括时髦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加缪和波伏娃，还涉及到了重要的天主教哲学家、中立的报界人士、文学批评家和诗人等。
虽然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来安排结构，但它并不是一部叙述史，而是始终以知识分子独立性这一命题为线索，是一本表达朱特对知识分子角色和责任理解的文集，是一份关于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道德状况的研究报告。
“托尼•朱特作品”系列还包括《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论欧洲》《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记忆小屋》（待出）《重估价值》（待出）《事实改变之后》（待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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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图书】
《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论欧洲》《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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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得主托尼•朱特，对萨特、加缪、波伏瓦等人战后道德立场的批判性研究，对知识分子独立性命题的深度拷问。
2、20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研究，没有人比朱特更有发言权。这位被称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在《责任的重负》《战后欧洲史》《思虑20世纪》中都体现了对这一问题无与伦比的洞察和智慧，他的贡献和勇气也让他获得了“汉娜·阿伦特奖”和“奥威尔终身成就奖”。作为“局外人”和战后欧洲史专家，他也能更大程度上中立、客观，并提供足够的历史背景和资料，在当时的历史状况前提下谈论知识分子问题。
3、针对目前仍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对自己行为的掩盖和辩护，针对目前法国对此问题研究、讨论的不公正、不全面的弊端，用扎实的证据揭露以下问题：
面对二战期间德国占领，“法奸”知识分子们是由于形势所迫吗？应该合作、抵抗还是置身事外呢？面对战后的审判，学术明星和大文学家如何相互诋毁、倾轧？表现了怎样的虚伪、软弱？
面对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血腥统治，萨特、波伏娃、穆尼埃等法国左派是怎样看待这些“他者的鲜血”呢？面对共产主义理想和残酷现实的冲突，左派知识分子怎样处理这个矛盾呢，掩盖、漠视，还是直面？米沃什、昆德拉等东欧知识分子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
4、对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立场，特别是“汉奸”和面对残酷统治时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有对照、启迪作用。
5、本书甫一出版就获西方众多媒体的赞誉推荐，评价极高，同时也广受到国内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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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一部令人惊叹的学术著作，足以让那些愉快徜徉于20世纪法国文学字里行间的人们血液凝固。
——《美国观察家》
★《未竟的往昔》是一次直截了当、不同寻常的惊世研究，它考察了那个智性上反复无常的年代（1944—1956）。朱特先生……不只是描述了作为其研究主体的意识形态善变者；他是一位尖锐的甚至带有惩恶心态的卫道士，他揭发了那些在政治现实中测试自己政治理念的知识分子在失败后所表现出的不人道。
——《纽约时报书评》
★出于深厚的学识和不可思议的批评家的敏锐, 朱特…… 考察了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本书富含思想含量, 它提供了有关知识分子研究极具洞见的理论。
——《华盛顿邮报》
★无论是《未竟的往昔》,还是《责任的重负》，他（朱特）都把批判的重心放在了欧洲――萨特、波伏瓦，在法国享受众星拱月礼遇的这一群左翼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对手们――布鲁姆、加缪、雷蒙·阿隆，都被朱特以一种类似“残忍”的方式剖析得条缕分明。
——《看天下》
★在《未竟的往昔》里，朱特以苛刻的眼光，重新审视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那些对共产主义满怀热情的人们，以对信仰的忠诚，刺穿了现实与道德的责任感，用颇具煽动性的抒情话语，共同参与编制了一个充满悖谬与罪恶的乌托邦谎言，天真地让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道具。而苏联的共产主义极权蔓延至东欧，他们的热情才慢慢转化为不知所措的彷徨。
朱特颠覆了包括萨特（1905—1980）在内的很多知名知识分子的形象。以萨特们的智商和修辞学修养，把他们的作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中抽离出来看，总是能看到值得尊敬的品质，比如正义、良知、对真理的追求。但若放宽历史的视野，在更长久的历史图景中观察他们，萨特们虽然“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萨特之语），但也妨碍了时代健康的血液循环。
加缪以及布鲁姆、雷蒙·阿隆与萨特们相反，他们有自己的辨识标准与判断尺度，尽管他们都被当时的人们弃置于时代的暗角，放逐在主流思想之外，他们以自己的言行，纠正着时代的谬误。即便这种“纠正”是微弱的，甚至在实际上并无甚作用，但在后人检视历史之时，他们可以成为智慧的汲取之源。
——《经济观察报》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 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单，而且更空虚。——亨利•基辛格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20世纪最有开创性的书之一，是对研究知识分子的“虚妄”这一主题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本书出了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混乱不清，正是这种混乱不清造成了许多智识上的“怪胎”。——罗杰•金巴尔"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洗澡》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描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确需要改造，然而，改造的效果又如何呢？小说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儒林外史。

★2019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图书
★2019南大出版社最受读者喜爱的十大好书
★一本料多、劲爆、老练的美国思想产业实录。公共知识分子跌下神坛，思想领袖居于社科金字塔顶端。
“我们致敬《思想产业》……对美国思想市场历史脉络的细致梳理，它揭示了传统权威公信力下降、政治极化和经济不平等加剧，是造成美国思想市场权势转移的深层动因，为我们观察当下的文化状况提供了有效入口。
我们也致敬作者德雷兹内，他从思想产业内部出发，颇具勇气地批判了思想领袖为得到富人赏识而丧失信仰和原则的犬儒行为，并重申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与道德底线。”
——2019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致敬词
内容简介
公共知识分子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总是在一些拥有极高话语权的政治评论杂志上，围绕各种类型的话题发表意见。但近年来，公共知识分子却被另一类思想家所取代，这一新晋群体被称为思想领袖。与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思想领袖通常在那些与公众联系较为紧密的机构工作，而较少在高端杂志上进行辩论，他们的想法总是雄心勃勃且备受称赞。
当代思想的生产与传播已经按照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模式来组织与运营。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丹尼尔•W.德雷兹内在本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究，并向我们展现了当代美国乃至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德雷兹内认为，尽管当今的思想产业存在一些负面的内容，但它非常擅长广泛地传播思想，并吸引着大量渴望新想法的人。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人们现在面对着越来越大量的信息，这使得人们在自恋的和误导性的知识平等主义立场上对任何事件信口开河。今天，所有的人通过WebMD（美国健康医疗服务网站）和维基百科都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每个普通人都认为自己拥有和医生、外交官一样的知识。所有的声音，即使是最荒谬的，也要求被平等地考虑，而对立的态度则被认为是精英主义。
本书作者指出，反对专家运动的发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网络的开放性，高等教育中的“顾客至上”思维，以及新闻产业的娱乐化。诡异的是，信息的民主传播，而非受教育大众的培养，反而开始产生一批一知半解的、愤怒的公民，他们公开指责智识的完善。这与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智主义思潮不谋而合。
作者认为，当今抵制专业知识和学习的现象，使普通民众相信没有人比别人懂得更多，这使民主机构面临堕落为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或技术专家治国的危险，而最糟糕的是二者的结合。2017年美国大选后，这一局势变得更加恶劣。
本书为西方民主在信息时代能否稳固和长存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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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一位专家写给其他专家和非专家的话
尼科尔斯曾任美国海战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美国参议院前助理，也是纽约卡耐基委员会高级伦理和国际事务顾问、波士顿大学国际史学委员会委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事务。在其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并举的专家生平中，他对专家的长处和弊端，以及反对专家的呼声，都了若指掌，并在本书中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生动、风趣的描述，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剖判：专家固然有所不知，但普通人绝非无所不知。
2. 在知识大爆炸/知识碎片化的时代，聊聊专家和专业知识为什么是必需的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社会的“大数据”至上和数字媒体的“人性化”设计——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代社会的人们似乎个个都是“高知”。但是，未经鉴别的网络信息与真正的知识能否等同？高等教育文凭与理性思考能力是否一致？在一种自大、自恋、自我中心的盲目狂妄中，人们拒绝专业知识的获取，拒绝理性判断和行为能力的提升；在一种反智主义和平民主义相结合的文化心态中，社会面临着涣散和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尼科尔斯的忠告是：专家依然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性思考能力——这是健康社会运作和未来发展的前提。
3． 对自欺欺人的“反智主义”传统的辛辣批评：再接再厉的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大PK
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一种“反智主义”传统，著名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提出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其渊源和影响。《专家之死》拓展了对“反智主义”这一主题的讨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深了对这一主题的阐述，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所谓知识精英和平民大众的对立，无论在生活还是政治层面，都需要被辩证看待，不能盲目地是此非彼。
4. 国外专家、媒体郑重推荐
★乔治城大学教授罗伯特·伯利赞为“一本睿智、及时而又新颖的书，树立了运用理智和理性的典范”。
★《纽约时报》评论“一部及时而有益的书，提供了一种总体观念”。
★《科克斯书评》评论“对于日益紧迫问题的一种锐利剖析”。
5． “见识丛书”系列，精美装帧，个性化设计
封面字体完美呈现了在网络虚拟化和知识碎片化的时代，专家如何“被宣判”死亡，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

【内容简介】
斯蒂芬•穆勒-多姆经过多年深入调研，亲自采访了哈贝马斯，以及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各种人物，最终为读者奉上了一部传记大作。它是首部全面记录这位当代最富名望的知识分子生平的作品。以相关历史事件为背景，本书既记述和探讨了哲学反思与知识分子介入的相互作用，亦探索并展现了个人生活史与作品史之间的关系。本书清晰地勾勒出一位举世无双的思想家的画像：他不仅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哲学成就，而且每当他察觉社会发展滞后，不能为保证自由平等的生活条件提供可能性时，会立刻成为毫不妥协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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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这本书真是太有趣了。——《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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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传》是一位成就非凡、仍然健在的知识分子的传记，他的读者远远超出了学术界。斯蒂芬•穆勒-多姆是一位讲故事高手，会让你情不自禁、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本书。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传记写作的艺术了。——《华盛顿图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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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人会对哈贝马斯的评判提出异议——不论是他的哲学思想，还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所发挥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当下时代其他任何一位思想家。斯蒂芬•穆勒-多姆的这部传记作品以极大的严谨和对主人公的支持佐证了上述结论。——《国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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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精简的人生总结，“一个人出生、工作，然后死去”，可能适合放在亚里士多德身上，但绝对不能用来形容这位可能是当下时代的“希腊大学问家”的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不只是因为他仍然健在，仍精力充沛地书写新作，还因为他对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文化批判主义的巨大贡献，需要在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和体会。与其另一部作品《阿多诺传》一样，斯蒂芬•穆勒-多姆再次证明了他在重要思想家丰富而杂乱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中抽丝剥茧、去芜存菁的能力。——马丁•杰（Martin Ja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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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之前是，现在也依然是一位典范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柏林人，对旧世界的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新世界的前景又充满了希望。这本书是关于这一挑战、对哈贝马斯所做出的承诺的典范之作。——《澳大利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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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被危及的物种——幸好还有于尔根•哈贝马斯。——《南德意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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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刻上了哈贝马斯烙印的大辩论、历史学家之争、关于科索沃战争及欧洲政策的争论，又浮现在读者眼前。——亚历山大•卡姆曼，德国《时代周报》，201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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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多姆的这部著作，以全面详实的资料为读者呈现了目前在施塔恩贝格生活的这位社会哲学家的经历和作品。它拒绝任何猎奇视角，而是稳稳地按时间线铺陈出他的各个生活阶段和作品史。——马丁•鲍尔，《南德意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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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多姆抵达了“流淌的哲学思想熔岩”深处，向人们展示了话语共同体如何在公共空间中形成，以及个体如何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熔炉和投射面。——迪特•卡尔特瓦塞，《广闻报》，波恩，2014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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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多姆搜集汇总了大量资料……这本书无疑将会是一本具有权威性的哈贝马斯传记。
——安德里亚•吕迪西，《星期五》杂志，201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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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多姆……的《哈贝马斯传》是一部大作。穆勒-多姆细致入微地讲述了一位学者一波三折的学术生涯，分析了影响哈贝马斯人生道路的政治思想对抗，讲述了被哈贝马斯所影响的形形色色的争论。这一切令德国的当代史栩栩如生地跃然眼前。——斯蒂芬•吕德曼，《新奥斯纳布吕克报》，201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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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扎实，细节丰富……——乌维•余斯图斯•温泽尔，《新苏黎世报》，2014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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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德国有一位拿得出手的知识分子，而且他本人并不在意这种地位，那么这个人就是，正如我们从这本认真严谨的传记中所了解的， 于尔根•哈贝马斯。——《达姆施塔特回声报》， 201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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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穆勒-多姆这部篇幅宏大的传记作品，引用了很多报章、论文、演讲和书籍中的文字，这表明，社会争论可达到多么高的智识水准。——安德里亚•吕迪西，奥地利广播公司，2014年6月20日

《国家精英》是布尔迪厄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本书旨在研究发达国家中社会统治的内在逻辑及其构造形式，借助这种构造，社会统治巧妙地伪饰了自己并使自身得以世代传承。这一研究通过分析法国教育体制中的各种关系得以完成。在布尔迪厄看来，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国家魔术”，它通过再生产特定符号的资本权力，保证权力的运作、转换，从而维护社会秩序，而这又是通过某种表面中立的形式进行的。
布尔迪厄对社会的这种批判，既深刻又具体，使我们能更真切地认识社会。

The world’s largest country is now a constant topic of fascination or fear in the West, producing an ever increasing literature of scholarship, reportage and tourism. In this volume, the differing voices and views of leading Chinese thinkers can for the first time be hear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debating the future of their society and its place in the world. One China, Many Paths offers a vibrant panorama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sce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Its contributors include economists and historians, philosophers and sociologists, writers and literary critics, across the generations.
Among the topics debated in these pages are the future of China’s growth model; the deepening crisis on the land; the country’s emerging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fate of its workers; its commercial and high culture,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the role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late eighties; the prospects of a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and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is collection gives a unique window onto the variety and vigor of opinions about public affairs expressed in China today.
Contributions by He Qinglian, Wang Hui, Chen Pingyuan, Qin Hui, Hu Angang, Gan Yang, Wang Xiaoming, Gian Liqun, and others.

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继《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之后，《九个人》是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又一部人物传记力作。这本小书讲述了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这九个人相异而相通的命运。
除了沈从文，其他几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一九一〇年代至二〇年代前几年之间，到三〇、四〇年代已经成长甚或成熟起来。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他们区别性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这九个人的故事，自然交织进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事；与此同时，却并未泯然其中，他们是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他们的故事不只属于大故事的动人篇章，更是独自成就的各个人的故事。

温方伊编著的《蒋公的面子》是一部喜剧，但准确地说，是一部“吕剧”，所谓“吕尉”是我们文学院的同仁、师生们对吕效平教授编导的戏的“戏称”，更是“昵称”。和南京大学的人文精神相关的还有这出戏的题材，戏中的故事是否发生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故事一直流传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是对南大历史精神永远的释读，也是南大师生精神传统的真实反映。像一切成功的叙事艺术一样，《蒋公的面子》中的情节比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更具有“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