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的猫并不能简单归类为我们平日所见的家猫或流浪猫，它们自由地出入于人类的生活，亲密但又保有自由，介乎于野生与驯养之间。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猫有成千上万只，它们以这样的方式和伊斯坦布尔共生了上千年。伊斯坦布尔人爱猫，许多人都有自己和猫之间独特的故事，与其说是猫依赖人，不如说是人依赖着与猫之间的亲密与羁绊。有人觉得猫是自己和上帝之间的桥梁，有人觉得猫是自己活在世上的一面镜子。伊斯坦布尔的猫之所以特别，因为它们也是这里的居民，伊斯坦布尔是它们的城市。

1991年，VGIK导演Juris Podnieks拍摄了系列纪录片《苏联人》以纪录苏联解体前社会的诸多现象。
"Soviets" gives immediacy to the economic,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ethnic dema nds now roiling the country. It offers inspiration in th e form of people standing up to state power, but leaves little prospect for a quiet resolution to the clashing passions that have been unloosed by the first breaths of freedom.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1967年发表《出身论》，反对血统论的年轻作者遇罗克在1970年被枪毙了。除遇罗克以外，遇家其他人物，如遇崇基、遇罗文、遇罗勉等的人生际遇也是坎坷诡谲，惊心动魄的。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遇罗文的家史。书中有珍贵的图片。

《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一书记录了后苏联时代新富阶层的崛起。
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一直到普京上台初期，几个最为瞩目的寡头引领俄罗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险峻试验。
从权力推手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大王古辛斯基、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银行巨头斯莫伦斯基、青年改革家丘拜斯到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这些寡头化身新秩序的建筑家和鼓吹者，反过来操纵旧制度，推动了财富与权力的联姻。在寡头资本主义走向巅峰之时，他们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石油、电力、冶金和金融业，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媒体，操纵着舆论。
时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的戴维•霍夫曼亲身见证了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他参考了大量新闻报道、历史资料和纪实文献并与当事人多次面谈，将新俄罗斯政治权力架构和寡头之间的复杂关系条分缕析，生动详细地讲述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