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看似平常的夏夜，酝酿了上亿年的灾难从宇宙深处到达地球，世界上将只剩下孩子。怪异而血腥的游戏在都市近郊的山谷中展开，孩子国家领袖在游戏中诞生……最后的时光在大学习中转瞬即逝，当黑屏上的最后一点绿光消逝，地球上最后一个大人死去，公元世纪终结了……

本书分别叙述了自古以来至1949年中国诸种重要典章制度的发展变化，同时考察了必然要受到各时期国体和政治体制统率和制约的各种单行制度。依据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内涵，梳理和总结了中国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借以在洞悉政治制度“来龙”的基础上，把握“去脉”，使新的论述有所依凭，扎实跟进。本书在阐述一般规律的同时，重点分析其特殊性；在叙述制度的同时，重点分析其利弊和特点，进行动态的研究，拓展和丰富政治制度史的内容。全书内容充实，资料丰富，语言生动，是适用面宽而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教材。

《变革中的危机: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宗旨不是专门研究袁世凯集团的发展历史，也不是专题考察整个清末新政的基本情况。《变革中的危机: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所侧重的是社会角色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把袁世凯集团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将其置于清末新政之中，既探讨其对清末近代化的作用，又力图说明其对清末政局及清廷权力变动的影响，力图揭示清末中央和地方权力此消彼长的变化根源及其来龙去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是从1949年共同纲领开始的，迄今半个世纪有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是人民的选择，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总结。刘少奇于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曾经指出：事情就是这样，“在中国出现的真正的宪法，毕竟只能是人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宪法，只有这种宪法，才是这种宪法，才是适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面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中国若离开了社会主义，就必然要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去。这是亿万中国人民不允许的。所以，坚持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
本书回顾了我国宪法所走过的道路，尽可能详述其演变经过，俾能帮助读者借此探索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为今后的宪法的运行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所讨论的范围包括皇族的家族组织、阶层流动、公产、官庄、分家以及经济生活。这些问题涉及不同研究领域，我在各章前言中讨论过去的研究成果，冀望由前人研究中得到启发，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罗飞，一个充满传奇性的警探，他的兴趣在于侦破各种离奇诡异的案件，他总在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
在大雪封山前夕，他接到了一个报案。三个美术学院的画家上山写生，夜宿枯木禅寺，出于好奇之心，他们打开了一幅封存许久的“凶画”，自此，剧变突发。
观画的人或坠崖，或奇病突发，而传说中隐藏在凶画里的“无头鬼”似乎重现人间，无处不在。作画者自缢身亡，小和尚被活活吓死，无名怪病如瘟疫蔓延……与世隔绝的寺庙里人人自危，谁也没想到，凶画的力量如此邪恶……
每一条线索都无法用常理推断，每一次死亡都带来恐慌，同样身染怪病的罗飞该如何拨开重重迷雾？

“从初读《离骚》，到通读屈原的全部作品，结合种种资料的记载来分析，在我看来，屈原的身份并不仅仅是士大夫，同时也是参与楚国国家祭祀的巫女，而且是自幼身着男装直至暮年的巫女。”
天汉元年，初次探访楚地云梦泽的长安豪族之女於陵葵，就以上述观点惊动了曾经执掌楚国国家祭祀的观氏一族。由于家族世代传下来的规矩，身为长女的於陵葵将作为主持家中祭祀的“巫儿”，终生不得出嫁。此番造访，她与观氏家族的幺女观露申一直关系紧张，而突然发生的连续命案，更令露申怀疑，这个外族人就是一切噩梦的源头。究竟谁才是幕后黑手？凶手的动机究竟是与祭祀活动有关，还是与四年前观氏一族的血案有关？赌上家族的名誉，於陵葵决意找出真凶……

《中国侦探小说类型论》以探索中国小说类型理论、推进本土侦探小说批评与创作为目的，试图超越以往一些小说研究沉迷于历史描述的路径，建构可以对小说进行深度“逻辑描述”的类型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本土侦探小说关于侦探、侦查、罪犯、罪行的叙事模式。

《周礼》，原名《周官》，据说讲述的是周代的官制，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每官下又设若干下属，掌管国家的治教礼政刑事六典。但一般认为此书是汉代学者将周代制度理想化而撰成。《周礼》问世后，注家蜂起，门派林立，莫衷一是。东汉郑玄会通各家之说，作《周礼注》，一举取代了各家之说。唐代贾公彦又为《周礼》及郑《注》作《周礼疏》 ，成为《周礼》的又一功臣。后代读《周礼》者离不开这两家。但因流传年代久远，版本繁多，讹误日增，又无标点，今人读之，困难重重。此次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八行本《周礼疏》为底本，参校《唐石经》、《蜀石经》以及历代善本，并吸收了国内外各家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新式标点，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可以说，整理后的《周礼注疏》是目前为止的最好的本子。

近几年有关“中国梦”的讨论很热烈，其实早在80年前，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份刊物、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就曾围绕此话题发表过一组文章。
1932年11月1日，杂志主编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份，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
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半个月后，第2号又以“梦想补遗”收入了梁漱溟、朱自清二人的复函。
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严灵峰、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楼适夷、宋云彬、章乃器、茅盾、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杨杏佛、孙伏园、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等，几乎网罗了当时的文化界名流。
因此，这期专栏“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界的思想趋向，值得仔细品味。在上述名家形形色色的梦想中，流露出来的最迫切愿望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与其身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面对当时战乱频仍、兵燹不断的时局，有识之士怎会不深深担忧？本书图文并茂，首次向广大读者展现老一辈中国人的热切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