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详细介绍1911至1936年民国政治制度的设置和沿革，一如作者在增订版序中所说，“只客观地叙述变迁经过，分析法制要点，而不参以赞否之意见”，全书全本严谨的学术研究的立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以袁世凯称帝前后的心路历程为线索，对洪宪帝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进行了全面解读。

两书主要记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的机构设置，尤其是官员官僚，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的情况。

本书1936年由上海《人文月刊》社出版。原曾在《人文月刊》第五卷(1934年)第六期至第六卷(1935年)第五期连载，后增订成书。这是一部史料长编，除作者的评述文字外，大量地全文收录或摘引了相关这一时期各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电、报刊的评论和报导。这些文电多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与政府公报，有些现已不易找到原文。如其中有关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国内外报刊的各种报导、袁之教令、《申报》所披露冯国璋询问袁世凯是否欲帝制自为的谈话纪要，等等，都是非常难找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为人们评价袁世凯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素材。

《可以触摸的民国•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内容简介：袁世凯为什么称帝？称帝是怎么失败的？《可以触摸的民国•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就此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进行了抽丝剥茧似的分析，探赜索隐，以期还原这段历史的生动细节。如何评价袁世凯？《可以触摸的民国•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并不打算重弹旧调，更不打算为袁世凯翻案，而是尝试把袁世凯与曹操、拿破仑和华盛顿等历史人物做一些比较，呈现评价的具体与多元，期待读者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看法。

可感的历史——充分发掘小说中的历史素材，娓娓道来一个个生动的百姓故事，历史原来也是有温度，可感的。新颖的角度——这是首部从百姓民生及其日常生活来反映清末民初社会的著作。熟悉的场景——讲述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比如怎么娱乐，怎么穿衣，等等，无不引起现在读者的遐想与共鸣。
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怎样变迁，大时代中个体遭际与命运如何？这是写作《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时所面对的议题。与其他著作不同，本书把文学引入历史叙述，细腻展现“民国元年”这个历史切片中的民间日常生活——男女、衣着、娱乐……改朝换制的困惑，乱世飘零的艰辛，新旧道德的碰撞，岁月沧桑的感慨，文学叙述构建的空间对此往往表现得更有质感，拥有更多的历史细节。贴近变革时代日常生活的“现场”，回到那一个个曾经有血肉和呼吸着的普通人中间，去体会他们的忧惧、喜悦与悲伤。

《民国文化隐者录》：群星闪耀的时代，人才辈出，个性凸现，魅力无穷。从小小温州走出二十多个现代文化人。在风云变幻、时代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他们的传奇故事，于小处见民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展现了一幅幅文化人生活的图景……北大“温州学派”的沉浮，周作人与永嘉松台山人，刘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人日记里的林损，异人郑曼青，伍叔傥的倜傥人生，历史推手黄群，半卷蒋叔南，朱维之的文艺探险之途，住在树上的温州和尚……

民初遗民是中国遗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历代遗民，民初遗民除具备通常的不仕两朝、强烈的怀念前朝等遗民形态、意识外，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中的道统、学术的依附力、自觉性和延续性，他们集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职责为一体，故民初遗民呈现明显的“文化遗民”特征。
本书《民初“文化遗民”研究》由上、下两编构成，上编总体探讨民初“文化遗民”的基本情况及其学术成就，下编选择最具“文化遗民”代表性的王国维、刘声木、章棂等作为个案研究。
民初“文化遗民”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一翼，他们在精神气质、理性、价值观等文化心理层面，坚守三大观念、君主制度、皇帝等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传统性内容。历代遗民面临着“亡国”问题，而民初遗民更多的是面临“亡天下”的问题，但民初“文化遗民”并没有在“亡天下”的背景中失去文化自觉和文化重振的信心，他们冷静地坚守着遗民精神和文化价值，看护着民族精神家园，这就是研究民初“文化遗民”的价值之所在。
《民初“文化遗民”研究》由罗惠缙编写。

本书是以袁世凯称帝为题材的纪事诗。收约300首。每首诗后附长篇注释，有的是著者叙述的当时事实经过，有的则是摘引当时他人的记述。书前有孙文的“叙辞”、章炳麟的序，以及赵蕃、陈嘉会的题诗。本书凡例中提到分4卷刊行，但实际只有1、2两卷。

近几年有关“中国梦”的讨论很热烈，其实早在80年前，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份刊物、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就曾围绕此话题发表过一组文章。
1932年11月1日，杂志主编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份，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
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半个月后，第2号又以“梦想补遗”收入了梁漱溟、朱自清二人的复函。
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严灵峰、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楼适夷、宋云彬、章乃器、茅盾、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杨杏佛、孙伏园、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等，几乎网罗了当时的文化界名流。
因此，这期专栏“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界的思想趋向，值得仔细品味。在上述名家形形色色的梦想中，流露出来的最迫切愿望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与其身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面对当时战乱频仍、兵燹不断的时局，有识之士怎会不深深担忧？本书图文并茂，首次向广大读者展现老一辈中国人的热切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