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内容简介：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汉、藏文书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并从阿拉伯文史籍以及《阿拉伯舆地丛书》（BGA），中做了大量摘译，从而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或对前人成说有所突破。例如，仔细研究了吐蕃人进入西域的主要路线，发现了一条与吐蕃在西域活动史有关的地理线索，从而为许多重要史料的断代、定性建立了较为可靠的参照系；通过对汉、阿两种史料的认真比勘，否定了唐朝与大食曾在中亚对抗的种种说法，确认751年的“怛逻斯战役”只不过是双方的一次遭遇战；等等。《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结论令人信服：中亚绿洲的所谓“突厥化”只能是几大强权政治时代结束以后的事。

唐自天宝，方镇始盛，权任之重，沿袭江左；节度之目，改由总管。观察、处置，本为采访，至德而后，开河诸道，多以节度兼领观察；江湖僻远，则以观察而带团练；邕容诸管，又名经略。质而言之，皆方镇也。

唐玄宗、肃宗时期是唐代由盛极乱的时期，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学术界也从多方面探究这种变化的原因。任士英的《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一书，没有停留在学术界历来所注重的集团和权利之争上，而是从政治体制变化的角度 研究唐玄宗、唐肃宗之际中枢政局演变的过程，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为深入了解唐代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书的内容包括：唐玄宗时期中枢政局变动的起点、唐玄宗天宝初年的中枢政局、中枢政治配置关系的变化与非实体化东宫体制的形成、唐玄宗天宝末年的中枢政局、唐肃宗时期的中枢政局等。

张达志编著的《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力图把握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发展的脉络，并将其置于朝廷控制地方、地方与朝廷互动的大背景之下。全书分为三条主线：行政方面，朝廷努力维持与属州的直达，并通过裂地与徙治等手段弱化藩镇；军事方面，通过“归还刺史军权”改革，提升属州兵力；经济方面，通过“两税三分制”的施行及改革，增强属州财力。最后，以六州刺史孙公乂墓志及其他史实加以验证。

皇室刺史是刺史中比较独特的一个群体,他们都是皇帝之子弟。
“刺史”作为一个官职来说,来源于两个方面。从“刺史”名称上讲,来自汉代所设的监察人员——刺史；从作为地方行政长官这一实质来讲,唐代的刺史则与秦汉时期地方行政长官——郡守一脉相承。
唐代,出于对以前制度的继承和维护李氏天下长治久安的需要,皇室大量出任地方行政长官。不仅如此,出于政争或平稳地方需要,唐代皇室也常出任地方。
由于唐代施行“居重驭轻”的策略,唐代的皇室刺史分布明显呈现以京师为中心,由密至疏,逐渐向外展开的态势。不仅如此,对于处于军事要地的州郡和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条件优越的州郡,朝廷也比较重视,经常任命宗室成员出任其地刺史。通过皇室成员出任地方刺史的方式,朝廷一定程度上控制和调整对地方的管理。从整体上看,皇室成员出任刺史所及州郡多少与唐朝对地方控制强弱成正比关系。
以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为界,唐朝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中央牢牢控制地方,大量皇室成员出任地方刺史,并实际赴任,所及州郡众多；后期藩镇林立,甚至有不少藩镇脱离中央的控制,皇室刺史出任地方刺史的人数和概率大大减少,且多为遥领。从整体时间分布上看,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人数、人次和所及州郡呈现马鞍型,太宗、高宗时期和玄宗时期是两个高峰期。
唐代皇室刺史与朝廷政局变动联系紧密,大体呈现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围绕皇权、帝位展开。皇室刺史或为获取利益,积极参与太子之位争夺；或不甘原应属于自己(家族)的帝位旁落而起兵；或成为他人争夺皇权、帝位的牺牲品。二是在朝廷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或存在重大争斗之时,皇室刺史乘机起兵或发动政变。三是多采用政变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