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小林秀雄奖获奖作品、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前沿之作、畅销日本十年的近代史经典。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直到二战战败，日本人缘何一次次走向战争？上至世界顶尖的优秀人才，下至普通的日本百姓，为何认定“唯有战争才是出路”？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阳子通过层层推进的多维分析，深入浅出地探究了当时日本为政者和国民如何看待世界局势、为何每一次都最终选择了战争。在这本被称为 “日本近代史研究最前沿”的著作中，她回答了历史是如何推进的、战争是如何发生的等一系列问题，帮助读者从更多元的视角理解日本近代史上几次改变国运的战争。

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但史学研究却鲜少对湖南进行连贯性的探讨。本书不同于中国现代化是首都与通商口岸启迪内陆的普遍看法，而以湖南为中心，认为湖南在内部进行的思想改革与论述，牵动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湖南是具有独特性格的地区，……既为更大国家的建造付出心力，也孕育出自己的身份认同。本书以多不胜数的一手数据为基础写成，为发人所未发的一部力作。 ——拉纳•米特（Rana Mitter），《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作者
湖南在中国历史舞台占有特殊地位长达一百多年，先是助政府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平乱之后大量湖南人成为封疆大吏，晚清改革时湖南成为主要的改革中心之一，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成功湖南贡献甚大，而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国则有多位湖南人跻身最高领导阶层。
——柯文（Paul A. Cohen），《历史三调》（History in Three Keys）作者
关于民族概念的中国如何由内往外发展出来，　至今只得到局部的探索。裴士锋的专题性作品，以令人信服的笔法说明地方根源与民族果实的关系。他笔下的湖南以新且有效的方式说明了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满洲人》（The Manchus）作者

我們該如何詮釋中國共產黨出人意料的革命軌跡？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走上與俄國模式大相逕庭的道路？裴宜理教授認為，箇中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起義到奪取政權及之後的各階段中創新地發展和部署文化資源。毛澤東、他的同志們以及其繼任者通過精巧地運用「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建立其獨有的政治形態，使人們逐漸接受那曾經陌生的共產主義體系，成為熟悉的「中國特點」。在革命初期，毛澤東和黨的早期領導人曾在安源煤礦發動過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裴宜理教授以此地為案例進行分析。安源曾被認為是「中國的小莫斯科」，其所象徵的獨特的中國革命傳統逐漸成為中國語境下「政治正確」的試金石。在當代中國學界為尋求嶄新的政治前景而就其過往的革命歷史進行爭論時，裴宜理教授對充滿爭議的中國革命傳統之意涵進行了深入分析。
「本書帶有裴宜理明顯的個人風格：優雅而清晰的文筆、充足又前所未聞的原始資料、對於基層政治參與者人性細節的充分描述等。這些特點不僅使本書的敘事引人入勝，而且也對主題提供了清晰有效的分析。裴宜理對安源的觀點原創而新穎，就這一地區對革命所作的持續貢獻進行分析，使之成為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分析。」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著有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裴宜理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源頭，探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揭示1920年代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三位共產黨員如何利用文化資源在安源煤礦發動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並詳述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當權者如何扭曲和操弄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藉以築造和淨化革命傳統，更討論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和民間如何透過各種文化媒介如美術、電影、小說、學術和紅色旅遊等來回憶、重現或挪用安源的革命過往。作者相信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如何發掘、認識和掌握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傳統，她在安源革命傳統的溯源和發掘上開創了一個學習典範。」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轉去挖掘查找毛澤東時代中國失敗的各種原因的時候，裴宜理教授的這本書可謂獨樹一幟。作者不僅直截了當地追問那些只着眼於批判的學者，而且致力於重建當年特定的歷史場景，並用同情的眼光來了解那段歷史形成的複雜原因，以求回答那些有關中共歷史成敗的令人困擾的問題。比如，如果毛澤東等人向來偏激且無情，那麼他們當年在幾乎不掌握任何國家機器的條件下，又如何能夠影響數百萬計的底層民眾，使之信服並願為他們的革命事業而犧牲呢。」
──楊奎松，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纪录中日甲午战争，央视新闻频道5集纪录片。经远号1894年战沉；致远号1894年战沉；镇远号1895年被俘；定远号1895年自行炸毁…距今两个甲子前的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日两个国家近代的命运。

Which People's War? examines how national belonging, or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was envisaged in the public culture of the World War II home front. Using materials from newspapers, magazines, films, novels, diaries, letters, and all sorts of public documents, it explores such questions as: who was included as 'British' and what did it mean to be British? How did the British describe themselves as a singular people, and what we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ose depictions? It also examines the several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elaborated in various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British nation at war. This investigation of the powerful construc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understandings of citizenship circulating in Britai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xposes their multiple and contradictory consequences at the time. It reveals the fragility of any singular conception of 'Britishness' even during a war that involved the total mobilization of the country's citizenry and cost 400,000 British civilian lives.

对于延续了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来说，近代一两百年面临最严峻的现实莫过于“鬼子来了”。这里的“鬼子”，不仅是指当年侵占中国半壁江山的“日本鬼子”，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自始至终都是挟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洋鬼子”。古老在这个异质文明的冲击下，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精英与民众，乃至各种不同人群之间，在行为、观念和生活交往方式上都益现悬隔、碰撞，社会乱象丛生、矛盾层出不穷，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也近乎天壤之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日日夜夜在新、旧、中、西中打滚”，在迷思和困惑中前行。
为何许多人不爱国？在不同的语境中，“民族主义”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又有何差别？中国近代的发展究竟应该以谁为师，而老师为何总是欺负学生？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民族复兴的枢纽？“中学”和“西学”到底谁“化”谁？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幸福终点站？
中国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从跻身现代国家之林的角度看，“鬼子来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本书对1948年末至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英美对华关系中的主要事件以及英美对华政策的分歧、演变了其原因等做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记载了从国民党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共关系，全面地论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不同时期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剿”共决策过程，抗战前夕国民党在如何对待中共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决策；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的过程，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