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主》(珍藏版)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西厢记》所描述的崔莺莺与张生的恋爱故事，取材于唐元稹的《莺莺传》传奇。《莺莺传》故事始于张生挑逗、莺莺峻拒，终于两人交好，而张生另娶，莺莺遭到负心郎的抛弃。《莺莺传）中的张生，是元稹自己的写照。元稹集中有《古艳诗二首）、《离思》、《莺莺诗》、《春晓》、《赠双文》、《会真诗三十韵》等，皆追忆双文（莺莺）所作，其《离思）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句，历来为人称道。张生、莺莺恋爱以悲居1结束，本无可深责，但元稹在小说末斥莺莺为尤物，称张生为“善补过者”，为自己，为封建道德涂脂抹粉，其主题便不是歌颂男女爱情自由，而是走向了反动，所以鲁迅先生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北京，在這個中國古老的都城，充滿濃厚政治與保守氛圍之中，隱隱流動著人們內心深處的愛慾情懷。一個活躍於政界的高幹子弟，夜晚縱情慾海，在遇上藍宇之後更是耽溺於那年輕結實的男體。藍宇對他的愛，明白清楚，他卻只享愛性愛……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万物生长三部曲第1部)》整部小说以散文的笔触，讲述了“我”在青春期的躁动中迷恋一个叫做朱裳的姑娘的故事。作者试图通过自己的描写，生动细致地刻画出一个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内心里那种熊熊燃烧的感觉。
与冯唐的的上一部小说《万物生长》相比，《十八岁时给我一个姑娘》可以看作是其前传，主人公都叫秋水，《万物生长》写的是大学生活，《十八岁时给我一个姑娘》叙述的则是中学生活的情爱断代史。记录作者在八十年代初的北京最初接触暴力和性时的感觉。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很简单，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书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偏偏安排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

本书是当年开明书店汇集一些名家编印的系列国文教材中的一套，选取的三十二篇文章，从宋朝一直到近代，包括小品、笔记、小说、古风、近体律绝等各种体裁。

清顺治八年（1651），李渔来到杭州，一住十年。在美丽的本子湖畔，他渔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潮，写作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作品。著名的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就是此期间完成的。
《十二楼》共十二卷，每卷写一故事，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一座楼阁，人物命运和情节展开往往与楼有关，故全书命名为“十二楼”，由此可看出李渔做小说之匠心。
《十二楼》具有很强的娱乐性，格调轻松快乐。他的作品往往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境界，但每一篇都清新风趣，惹人喜爱。
十二个故事，绝大多数出身于李渔自己的构思，而不是引用别人素材。
作品都主题鲜明，线索明晰，中心人物贯穿始终，在叙述过程中决不横生枝蔓。情节设计新颖奇特，尽量曲折出奇，悬念丛书，出人意表，但衔接上自然合理，不留破绽。而结局又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李昂，台灣最受矚目的小說家。
「殺夫」獲七十二年聯合報中篇小說首獎，發表之時，引起正反兩方的極度爭議，作者因此廣受矚目。
「殺夫」以台灣農村生活為背景，探討人性的不可捉摸，尤著眼於人與獸之間剃刀邊緣的掙扎，寫作手法細膩而深刻，無論人物造型或情節結構，均有其獨到處，營造出極強的文字感染力。本書德文譯本已出版，李昂亦因此書而入世界文壇之林，喜愛小說的讀者不可不讀。

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天下父母子女强烈的感 染启迪。
《傅雷家书》不是普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该版《傅雷家书》经重新编辑，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原三联版《傅雷家书》的编排是以日期为准，然而不少书信很长，往往是数日陆续写就；现在书信的编排以邮寄日期为准。这样，选编了家信二百通：父亲信一百六十一通，母亲信三十九通。中文信分别为一百三十八通和三十八通，其余为英法文信，由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翻译。与原三联版《傅雷家书》比较，除了调整和改正误植之处外，新增家信三十四通：父亲信十一通，母亲信二十三通。补充内容的信六十五通：父亲信五十六通，母亲信九通。并以残存的六通哥哥家信为前言，楼适夷先生文章为代跋。
全书文中注释为编者所加；方括号内的注解，为全圣华教授或编者的译注。

民以食为天，苏童的一部《米》讲述了主人翁五龙摆脱饥饿贫困的人生历程，伴着一个家族三代人的颓败，乡村与都市的纠缠与冲突，随着食欲的满足而又落入性欲的陷阱。五龙为“米”而来，也终于死于回乡火车的米堆上。整部长篇充满着可阅读的快感，且不乏深层的寓意。有评论家称之为“一半是历史，一半是寓言”，又有称之为一部精致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米雕”。总之，《米》是苏童为数不多的长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一部小说。

《妻妾成群》借旧中国特有的封建家庭模式作小说的框架，一个男人娶了四个女人做太太。但作者关心的不是一个男人如何在四个女人中周旋，如何控制她们，而是关心四个女人怎会把她们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并且像一棵濒临枯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气中相互绞杀而争得那一点点空气。
《妻妾成群》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导演，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喜福会》是1989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多次获奖并拍成电影。小说描写解放前夕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四位女性的生活波折，以及她们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心理隔膜、感情冲撞、爱爱怨怨，令人感慨万千。

《呐喊》作品写作于我国新旧文学交替的时期，它们以深广的历史内容和高超的文学技巧相结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座高峰。鲁迅曾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青年读者的心”。作品有于揭示生活的本质意义，取材灵活，表现形式灵活多样。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真实。鲁迅主张文学创作用“白描”手法，“如实描写”，“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作品中展现的生活场景、水乡风情、民俗风貌、城镇景致、人物的言行姿态，就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犹如身临其境。

《我们仨》是钱钟书夫人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丈夫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城南旧事》是著名作家林海音女士的经典自传体小说，初版于1960年。她以超逸的文字风格，饶具魔力的文笔，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作者将英子眼中的北京城南风光适切地融入字里行间，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更为读者架设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
除了不断再版的小说，著名导演吴贻弓将《城南旧事》搬上银幕并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中国当代电影中的经典作品。

1943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小说叙述的是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边城》原本是沈从文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是《边城》给我们的，却绝不仅仅是“优美”，也有人在命运的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这生命的无奈和悲悯之情，使《边城》获得一种深邃的品格和魅力。

《阿Q正传》讲述值此世纪末，衷心祈愿这里所议论的人物在下一世纪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淡出；当然，作为光辉的典型人物，他将和哈姆雷特、唐·吉诃德等不朽的名字一样万古不朽。阿Q，是一个卑微渺小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巨大的名字。我不说：“伟大”而说“巨大”，是因为这个小人物的确称不上伟大，但这个名字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涵容量却真是巨大得无比，我想不出世界任何一个文学人物能有阿Q那样巨大的概括性，把几亿人都涵盖进去。几乎每个中国人，你，我，他，都有阿Q的灵魂的因子。阿Q是一个“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的奴隶，比“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奴隶更可悲。做不稳，就要挣扎。他的挣扎当然不可能有过五关、斩六将或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英雄事业，但作为一个小人物，他的一生也够悲壮的了。使阿Q的一生焕发悲壮的光采的是，他不仅呈现了清末民初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灵魂，几千年来成群而生、成群而死的默默的生长和枯死的灵魂；更是藉着这个灵魂的勾勒，多方面地全国民性的痼疾爆了光。阿Q虽然枪毙了，但他的阴魂不散，时时附在中国人的身上。因为痼疾的病灶埋藏得既深且久，不时复发，至少在本世纪还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但愿即将降临的新世纪，这个人物在中国淡出，只留下无与伦比的形象在艺苑中永生。这肯定也是创造这一典型人物的鲁迅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