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可谓是20世纪最发人深省且文笔最为生动的随笔作家之一，他以过人的精力和毫不妥协的语言，用笔和纸与其时代的偏见进行抗争，也因此而闻名于世。本书收纳了作者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与文学随笔共14篇，其中包括较为著名的《所谓欢乐，不过如此这般……》,《猎象记》，《政治与英语》，《回顾西班牙内战》等，以及他不太为国内读者所知的文学随笔，如《查尔斯·狄更斯》，《拉迪亚德·吉卜林》，《置身鱼腹》，《我为什么写作》等。对初涉奥威尔的读者而言，本书是一部极好的入门读本；而对奥威尔烂熟于胸的读者来说，《我为什么写作》将是一部珍贵的合集，无价的文选。

本书收有周作人的《娼女礼赞》、《金鱼》、《两株树》等39篇散文

本书收有《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析爱》、《燕知草自序》等19篇散文。

伏处书斋执教于上海几所大学的曹聚仁先生，因“七七事变”和“八一三”炮火，而脱下长袍，换上短装，奔赴战场，成为战地记者。抗战八年，他走遍大江南北，自况“书生有笔曰如刀”。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在香港开设专栏，日述千余言，追寻这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经历，《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即为其中部分文字的整理结集。
作为《万里行记》的续编，本书主要笔墨集中于“陇海道中”的徐州、开封、洛阳以及三辑帝都北京题材。不同于一般的游记，他合史地人文于一体，又融入作者的哲思和联想，自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和浓厚的感情色彩，对文化古城的历史沿革、风俗掌故、人物轶闻、诗词文献的纵览，读来如随作者漫游圣境，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足之所至，兴之所至，天南地北，皆入话语，可说纵横上下古今，笔墨酣畅淋漓。

癸未二○○三年晚夏，王貴忱先生命我替廣州新辦的《收藏．拍賣》文物期刊寫書畫隨筆，我寫了〈張大千壬辰《歸牧圖》〉，今年甲申二○○四年春天刊出。這篇隨筆儘管不是我報紙專欄�的篇章，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輯偏心喜愛，勸我找出 來壓一壓這卷新的文集，我答應了：夕照牧歸的踽踽心情算是有了著落。歲云暮矣，八方風雨，整理一年存稿，倍覺亂世文章可怒不可怨，宜悲不宜愁：怒則發憤，怨是小氣；悲而能壯，愁必纖弱；扁舟載愁，遲早都要隱入蒼茫煙波中，詩意是夠詩意的了，祇是隱得未免不明不白了！這樣一想，甲申二○○四年二月四日寫到十月二十七日的七十四篇小品新集，不妨名為《甲申年紀事》，一并照應徐雲叔前年為我精刻「董橋言事」之章：信息如縷，事在人寫。沿用干支紀年，那又是我這樣的老人追念泛黃歲月的一絲慰藉，跟二十四節氣�二十四個嫵媚的芳名一樣萬般難捨，看在眼�看到的又是范石湖筆下農家風味。甲申有情，翰墨結緣，此書從此留住大千畫�的三分祥寧古意矣。《甲申年紀事》收董橋最新散文七十五篇，並董橋自藏書畫精品，彩色精裝。

缘缘堂系丰子恺先生故乡石门镇旧居，先生甚爱，33年建成后从沪返乡，在此过了几年阅读、著述的闲适时光。本书收散文二十篇，属于开明文库第一辑

本书收有朱自清的《女人》、《背影》、《荷塘月色》、《海行杂记》等20篇散文。

书房窗外的冷雨
父亲坐在书房里靠窗那堂软垫沙发上，两手捧着一盏新沏的铁观音，白烟袅袅，凄凄切切半蒙住他那张有风有霜的脸，沙发的蓝绒底子洒满翠绿竹叶，衬着窗外一丛幽篁，格外见出匠心。因是雨后黄昏，院子那边的荷塘传来几声蛙鸣，书房反而更显寂静了。十八岁少年屏息站在沙发四五步外的紫檀木书桌边，不必抬头都背得出左壁上挂的一幅对子：“南云望气千重紫，华露罗香万亩兰”；右边盆景花架后面那一幅则是：“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朝南花格圆窗两侧整整齐齐立着一对乌木玻璃书橱，小时候父亲一出门，总是偷偷翻遍橱里的旧书和存画，宋代花鸟明人山水清朝碑帖自忖都可以闭着眼睛临出来。壁灯如梦；瞄一瞄案头青花笔筒里那一丛粗粗幼幼的毛笔，想起童年，竟无端讨厌起何绍基来了。父亲啜了口茶说：“到了台北赶紧先去看宋伯伯，知道吗？”“知道了。”“国家多难，生活更应该朴素，专心向学。”“是。”蛙鸣愈来愈闹，窗外又下起冷雨了。
卷起那半幅竹帘
冷雨一连两天窸窸窣窣染得台南那个校园都成了一幅淡彩水墨画了。苏雪林打着黑雨伞蹒跚赶去讲楚辞。教三民主义的老师声震文理学院的屋瓦。莎士比亚用京片子教罗密欧与朱丽叶谈情。军训教官对着黑板上的秋海棠叶吹起一阵阵的火药味、血汗味。冯君来夹着英国文学史带学生踏上乔叟的进香路。美国传教士给草叶集的诗人唱一遍又一遍的安魂曲。教雪山盟的英国女士把脸偎在海明威毛茸茸的胸膛上听不见下课的铃声。排骨饭加荷包蛋的晚餐和绿豆汤配棺材板的宵夜都填不饱胃里萨特的存在主义。沙冈的微笑浮荡在古都舞厅的华尔兹旋律之中，天一亮竟纷纷沉淀到文星杂志文星丛刊的豆浆碗里去了。康梁遗墨和胡适文存只能推开近代史的一条门缝，十一点钟在女生宿舍门口说的再见才算卷起中国文化的半幅竹帘。灯熄了，隔壁的教官抛下苏俄在中国打着鼻鼾赶回莱阳老家探望年迈的母亲。悄悄到宿舍后面洗脸的时候，听见退了伍的工友老吴在厕所里用沙哑的声音自言自语道：“他妈的，卡宾枪又坏了！”
送给列宁的礼物
“Damn you，Engand”约翰·奥斯本的怒吼并没有惊破爱丽丝的仙境：英国人都躲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圆裙底下捡十八世纪的面包屑充饥，蹑手蹑脚不敢声张，生怕吵醒老祖宗骂他们没出息。伦敦是一座静静的图书馆：人的肤色、出身。阶级像图书馆里的书，分门别类，划清界线。谁都不必自作多情：“亲爱的”、“甜心”、“打令”顺口吻得你满脸唇印为的是两镑九十九便士的生意成交。一九七六年左派批评政府削减经费，财政大臣希利破口骂他们“out of their tiny Chinese minds”！西方文化的神髓是：“In God we trust，the rest pay cash”；在这样超然的思想背景下，西方人反共只为了求证一套哲学理论、亲共只为了挑剔一条政治公式，这里面没有一滴血的激情、一点泪的乡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Armand Hammer一九二二那年送给列宁一座青铜雕塑品，雕一只猴子坐在一叠书本上对着人类骷髅沉思，其中有一部书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了前几年，Hammer和夫人在莫斯科筹办贸易中心，勃列日涅夫听说Hammer夫人不喜欢长住观光旅馆里的列宁套房，马上下令送他们一所公寓房子。那年那天，伦敦大学一位南韩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汉贼不两立英文怎么说？”“我没工夫细想。我后天就走了，回香港。”
香港，安定的香港
达达主义宣言：“再也没有画家，再也没有作家，再也没有音乐家，再也没有雕刻家，再也没有宗教，再也没有保皇党人，再也没有帝国主义者，再也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再也没有社会主义者，再也没有布尔什维主义者，再也没有政客，再也没有无产阶级，再也没有敌人，再也没有警察，再也没有国家，再也没有这些说梦的痴人，再也没有，再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剩“有人晕倒”的政府和“有人请客”的新闻社。
将军，你可以这样做
在桃园中正机场餐厅里跟一位少将谈起香港前途和两岸统一的问题。少将说：“统一？那过去几十年我们不都白干了吗！？”没有风雨，飞机准时起飞。

本书是曹聚仁先生的一部重要文集,收录了他的120余篇文章。本书即可看作是以文化与历史双重观照，对中国地理的综合梳理。本书不同于一般记游的浮光掠影，这里更有对文化名城、历史重镇、祖国山川的历史沿革、风俗掌故、人物轶闻、诗词文献的综览。纵横上下古今之际，笔墨酣畅淋漓。非常值得一读。

“名典书坊”着眼现代大家传世篇什，遴选最具阅读价值也最具人文承载之艺术精品，以作家个人各体创作为单册，拟将陆续分辑推出。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本社整理出版现代作家集册凡二三百种，曾先后编有“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世纪文存”、“摩登文本”等现代作品文库。
沈从文创作于“用笔比较成熟”“一生生命力最旺盛”那几年的散文作品，是他探索生命奥秘的艺术结晶。这时他已把自己的艺术使命定位在对生命的探索上。他为探测生命的深度才去涉猎“爱”，他认为“爱就是生的一种方式，知道爱的也不并不多”。他为之默默追求的艺术理想是“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与‘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这工作必然可将那个‘我’扩大，占有更大的空间，或更长久的时间”。（《烛虚五》）了解和理解沈从文的这一艺术哲学，对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和评价他的散文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钟书先生的第一个集子，由杨绛女士编定。本书则是这个集子的注释，回答了神和鬼的问题，有关人的问题，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修身之道，人生的价值等。
此书共分为两部分，在书中杨绛关注了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
后一部分则由注释《写在人生边上》多篇散文构成。在《论语趣》一文中，杨绛提到，钱钟书和她都认为，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子路而不是颜回，最不喜欢的是不懂装懂、大胆胡说的宰予。

收有“陀山鹦鹉的情怀”“旧时的月色”“爱闲说”“总统今天不回家”“北京飘起她的琴韵”等散文。

《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以一个超现实的新中国为号召，当然凡有志和有热情的中国人皆会趋之，理所当然，厚非者是事后诸葛亮，人人可做的。这个超现实，也是一种现代的意思，中国的头脑们从晚清开始的一门心思，就是为迅速变中国为一个现代国家着急。凡事标明“现代”的一切观念，都像车票，要搭“现代”这趟车，不买票是不能上的。“无为而无不为”我看是道家的精髓，“无为”是讲在规律面前，只能无为，热铁别摸；可知道了规律，就能无不为，佚可以用铲子，用夹子，总之你可以动热铁了，“无不为”。后来的读书人专讲“无为”，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只是越讲越酸。
我个人是喜欢孔子的，起码喜欢他是个体力极好的人，我们现在开汽车，等于是在高速公路上坐沙发，超过两个小时都有点累，孔子当年是乘牛车握轼木周游列国，我是不敢和他握手的，会被捏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成仙了，仍要携带世俗，就好像我们看中国人搬进新楼，阳台上满是旧居的实用破烂。不识字的中国老百姓也晓得“敬惜字纸”，以前有字的纸是要集中在一起烧掉的，类似一种仪式，字，是有神性的。记得听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字的发生是为通人神，是纵向的，西方文字是为传播，是横向的。我想中国诗发生成熟得那么早，而且诗的地位高，与中国字的通神作用有关吧。这样地对待文字，文字焉敢随便变化？白西易讲究自己的诗通俗易懂，传说他做了诗要去念给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听，这简直就把通俗做了检验一切的标准了。做诗自己做朋友看就是了，为什么会引起生存竞争？
看来唐朝的诗多商业行为的成分，不过商品质量非常高，伪劣品站不住脚。中文里的颓废，是先要有物质、文化的底子的，在这底子上沉溺，养成敏感乃至大废不起，精致到欲语无言，赏心悦目把玩终日却涕泗忽至，《红楼梦》的颓废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后是“落了个白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见原来并非是白茫茫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