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包括：文化、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地理、经济与政治——文化之所依；“修齐治平”——儒家的理想等。

这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
自1951年出版后，《狂热分子》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书中俯拾皆是充满智慧的思想火花与一针见血的比喻，风格酷似法国思想家蒙田与帕斯卡尔的随笔。至今，其佳言警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

希特勒为什么屠杀犹太人，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一夜之间使多数民族变成了少数民族……集体大屠杀，是因为利益、权力、还是恐惧？集体杀戮与灭族屠杀的起因一直是很多社会评论家和心理学家在思索的问题。
作者以全新的观点与复杂的角度来探讨，并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深入研究暴力被合理化的根源，其呈现出历史与社会学的广度却是所有同类研究所不及的，也为集体暴力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在检视历史的向度之中，本书跳脱了概括性的谴责，从杀人者的角度来解剖他们的杀人动机，为的是让这个泯绝人性的行为不只是单一方向的检讨，更且探照杀人者的心境与历史背景，让事件的还原有更丰富的纵深。不仅如此，作者进一步举出多数社会中已经在应用的缓和暴力的机制，从而点出未来防止灭族屠杀的对策方向，全书结论所提出的见解，值得每一位研究者、决策者、有心的公民深思。

官商勾結、地產霸權，是現今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的政治問題，可惡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夜捱苦，闔家自殺，原因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本書邀得九位政經文化評論者，當中包括前高官、學者、傳媒人、文化人等，剖析揭露香港地產商的種種掠奪手段及對社會的影響。

《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曾于2007年在香港出过一版，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激烈争论，从而奠定了本书在中国人口研究历史上的地位。在人口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际，本书经过作者大篇幅的精心修订之后在内地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比较而言，内地版《大国空巢 》持论更温和，内容更精简，数据更扎实，观点更明确，如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所言：“从文字来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浓缩为本书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香港版里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鸟铳’……这一版添置了一些‘枪炮’（复习了大学和研究生时学过的人口统计学，并向一些人口学者请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规范）。”可以说，这是作者的一本心血力作！

本书是著名学者于建嵘的最新文集，包含了作者最近几年的杂文、随笔和小说，与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对话，以及在哈佛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的演讲。文字呈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底层立场与悲悯情怀。同时体现了他精湛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情感表述，非常感人、非常生动。

为什么极权主义的宣传，比如在纳粹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开始时卓有成效，却最终失败？外界观察家在解释这段时期的宣传时常常犯两个致命的错误。首先，他们假设因为有警察国家的支持，宣传机器得以广泛有效地工作，人们对希特勒和昂纳克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做的后果。其次，他们认为，宣传确实成功说服了大多数的公民，纽伦堡集会反映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大多数东德人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战盟国于是担心，铲除纳粹主义将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西方知名的学者们或政治家们，没有预计到东德会崩溃得如此迅速。
有效的宣传取决于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方法，从最温和的建议到公开的暴力，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对此都深有体会。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世界观。纳粹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对文化，道德，科学，历史和娱乐的方方面面的解释；他们也提供人们接受现状的原因。
本书考察了纳粹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用的所有说服技巧，并试图指出这两个系统最终失败的原因。

美国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在其他的革命中，人们拔剑出鞘是为了捍卫受到侵犯的自由，反抗那正在威胁着社会核心的压迫。”但很难说美国革命是由于这个爆发的。北美的保皇主义者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批评说：“这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胡闹和不自然的叛乱。”
对北美在 英国治理下的生活的优劣，可以用几个量化指标来做一个简单的审视。第一个指标是人均税负。以不列颠本土人民在1765年人均税负为100，弗吉尼亚、康涅狄格、纽约、马萨诸塞、马里兰、宾夕法尼亚诸州的税负只在2到4之间（0.1到0.22美元之间）。第二个指标是居民身高。英法七年战争期间美洲殖民地新兵的平均身高大约是1.727米，比同期的英国新兵的身高平均要高上7到8厘米。也就是说，几乎在200年前，殖民地人民的身高就达到了现代水平。根据常识，身高反映营养水平，间接反映生活水平。第三个指标是收入水平，1760年代北美人的人均收入是6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920美元）。第四个指标是经济学家所估算出的英国贸易法规给北美施加的直接间接经济负担——平均每个人损失0.26美元。
无论如何，英国在北美的统治说不上严酷。正相反，可以说是善治的典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北美人民普遍都有英国认同。
那么，为什么北美还会独立出去，就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本书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转变两个旧观念：1，不要把北美的独立看作是殖民地对帝国的反抗，而应该看出，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英国内战。北美独立不是战争的起因和目的，而只是内战的结果；2，应该从英帝国的整体环境来考虑美国革命问题。
首先，与其说美洲革命是一场反抗暴政的起义，不如说这是一次“跳船”行动。从根源上来看，使北美人离心离德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英国统治的不放心。再具体一点，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弊陋和腐败导致它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再追根溯源一点，就是十八世纪英国正在经历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君主立宪制与议会制的争斗、大众社会与大众政治的兴起、政治改革呼声与社会运动都在摧毁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治的信心。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确定自己在处于一场由政治和社会腐败引发的宪法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心态极大的影响了他们对英国诸项殖民地政策的判断。
其次，英帝国的政治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而这种缺陷反过来激发了北美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面，英美双方一直在寻找一条帝国框架下满足彼此需要的合法出路，他们思考了若干种方案，比如让北美向不列颠议会派出代表，或不列颠与北美组成共主体制，或成立帝国总议会，又或建立一个倾斜式双头帝国，但是这些方案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无法实行。
由于宪法结构上的缺陷，导致北美和不列颠两方的妥协空间减少，敏感性与脆弱性增高。
最后，不列颠人的应对实在不当。尽管从国王到大臣未必存心为恶，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好，一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美洲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二，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又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这些行动策略极严重的恶化了局势。
总之，本书的观点可总结为：
1.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英国内战，内战的结果是北美独立。
2.美国革命也是第二次英国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与英国革命之间存在继承关系。
3.18世纪英国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制造着一场总危机，北美人士的抗争是英国抗争运动的一部分。
4.大英帝国的政治结构存在根本缺陷，这种结构上的缺陷转化成实际的政治对抗。
5.英国统治者无意镇压，北美抗争者无意决裂，但存在循环刺激，恶性升级。
6.在革命/改良的关键时刻，英式保守主义并不胜任。
最后，本书也提出，对美国独立这个案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突破既有的国家分裂理论的限制（现实冲突视角、情感-心理视角、资源动员视角、政治过程视角等），从变迁、结构、话语、互动等更动态、更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国家分裂问题。

德国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
君特·格拉斯说，“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
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某些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日本缺心眼，正如麦克阿瑟所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个十二岁小孩。
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走访历史的暧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话语之下的潜台词，同时作者也不忘一再追问：究竟该由来偿还，这罪孽的报应？

《零年》是对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所发生的事的回顾。一个世界走到了尽头，另一个焕然一新且前途未卜的世界正徐徐拉开大幕。世界各地都在上演政权更迭，无论是亚洲，还是欧陆大地，均随处可见。之后的权力斗争往往相当残酷，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
这一变革的规模几乎难以想象。纵观全球，大城市沦为一片废墟，饿殍遍野，人口大幅衰减，生活颠沛流离。人们开展了大范围的无情报复。与此同时，难以估量的损失已成过去，光复掀起了无以伦比的喜庆狂潮，人们前所未有地纵情欢乐。1945年的一系列事件孕育了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去殖民化运动、日本和平主义以及欧盟。战胜者将社会、文化和政治“再教育”强加给战败者，力度之大，几乎史无前例。这种做法多半未经过深思熟虑，但正如伊恩•布鲁玛向我们呈现的那样，以事后之明来看，这些举措实际上还是较为开明、人道和有效的。
这部作品布局宏大，人物故事跌宕起伏。书中，作者信手拈来地谈及亚欧两地的影视艺术作品。也许没有人比伊恩•布鲁玛更适合撰写《零年》这本书了，这是他的力作。

本书是作者在《字林西报》发表的一组介绍中国人生活、风俗和性格的合集。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将那个时代的中国观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颇深，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及社会地位。
本书以西方文明的视角，观察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生活，从中发现、总结出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文化的特质。内容具体、细致、生动，分析透彻，一针见血。

20世纪初，美国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来到中国上海，开启了他历时25年的东方传奇经历。他在中国转遍大江南北，游历前苏联、日本、菲律宾等国，因此对二三十年代远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格外熟悉，并对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进行了深入报道。
在中国，鲍威尔采访过当时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接触过深受战乱之苦的社会底层生活；他常是各国达官显贵的座上嘉宾，也曾在“蓝钢皮事件”中遭土匪绑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为日军的阶下囚；他深入中苏边境了解日苏在我国东北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也亲眼目睹了日军对上海和南京的大轰炸……
中国现代史那段风云最为激荡的岁月在这本书中都留下记忆的痕迹。作者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分析、感受与思索，对日军在华侵略罪行的体验与记录、揭露与批判，都以一种西方人的视角真实再现在我们眼前。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中国人的德性》的作者切斯特·何尔康比在中国居住多年，几乎在中国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过接触，甚至与一些人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他声称自己在书中所展示的是接触和了解中国社会时所得到的“几点心得和体会”。“力图用大视角、粗线条的几笔”，勾勒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因素”，从而准确地描绘出真正中国人的形象。他在书中对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作了一个全方位的鸟瞰。虽然不免有许许多多的偏见、误解和曲解，有的是西方人所固有的偏见和曲解，有的是文化上的误读和误解，但大体上还是勾勒出了一幅中国的社会的真实画卷。甚至在一些方面还具有理性的现代化的外来旁观者的深刻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