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论丛》在华语世界张扬代表当今文明世界潮流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理念和价值观，分析批判逆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的极右思潮，在华语世界厘清被一些中国大陆学者有意或无意误读、误导的西方保守主义理念。博登书屋集结、出版海内外几十位学者、教授的深度相关评论文章，在这个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保留了华语世界在为维护当代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和价值观贡献的珍贵文献，代表当代华语思想界在推进世界走向进步主义文明大潮中没有缺席！
《自由主义论丛》一、二、三卷囊括了对“川普主义”与华语世界近年来泛滥的极右思潮的各方面的系统批判。第一卷《川普主义批判》，包括川普乱政检讨、美国大选反思、美国制度根基、中美关系问题、川粉思想根源、自由派的分裂等主题。

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是，现代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宪法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新中国宪法史一路磕磕绊绊，终于在以“八二宪法”为开端的改革宪法阶段稳固下来，“八二宪法”是否仍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时代的大变革？
★重新梳理看似“失败的遗产”的中国宪法史，藉此透视现代中国的建构路径，理解“宪法何以中国”。
★以历史主义的视野和方法，内在地描述中国宪法的动态演进过程，但并未被浪漫主义的民族文化诉求诱惑，而是转向以历史为公器的普遍主义反思。
★不仅关注中国宪制的发生学，也关注世界法权秩序的重建，思考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民族的使命。
比起美国稳步演进的宪法史，中国几经更迭的宪法史，看似是一笔“失败的遗产”。但问题是，人们是否可以抛开历史而理解现在？是否可以凭空制造出理想的宪制？所谓“失败的遗产”难道不是妄想凭空制造出“美丽新世界”的产物吗？抛开这笔“遗产”，人们是否有可能理解新中国宪制的本质以及构想未来宪制的可能方案？
中国宪制的发展必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看似截然的断裂，实则有内在的关联；未来中国的宪制更不可能抛弃与这笔“遗产”的历史联系，甚至可以说，只能从这笔“遗产”中生发出来。
本书旨在探究一个困扰中国人一百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宪法何以中国”：
——为什么自清末以来，中国需要现代宪法这么一个西方舶来的“劳什子”？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宪法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
——新中国宪法史一路磕磕绊绊，终于在以“八二宪法”为开端的改革宪法阶段稳固下来，但“八二宪法”是否仍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时代的大变革？
——既往的宪法史（的经验教训）是否足以让国人据此设计一套社会主义宪法演进的基本法？

【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莎伦•R.克劳斯最新力作，解读“贵族式”荣誉在现代民主社会的作用。】
《自由主义与荣誉》致力探讨自由主义宪政体制下荣誉的含义，及其激发个体能动性的能力。作者认为，由于荣誉将自我关注和个人野心与有原则的崇高目的联系在一起，它挑战了自利与自我牺牲之间的二元对立，能够很好地适应盛行自由主义的现代社会。
书中追溯了荣誉的谱系，探究了它与凭借良心的拒绝和公民不服从之间的联系，详述了它在美国建国、民主改革和民权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表明荣誉是冒险而又艰难的政治行动的一种动机，能够在当今政治能动性低迷的情境下为自由主义提供鼓舞，防范和抵制权力的滥用。

◆“成为你自己！”——用个人主义的本真性追求，对抗现代社会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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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查尔斯·泰勒在本书中探讨了当代文化和社会的重要特点：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统治，以及人们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无助感。他指出在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真正值得挽救的道德理想——本真性。泰勒认为，在面临当代社会的窘境时，全盘否定这个道德理想和完全沉湎于这个理想的低级实现形式都是错误的，人们并非无能为力。
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只有怀抱本真理想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去透视我们需要奋起应付其最伟大的挑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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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代个人主义的困境，西方思想界的争论由来已久，也从未停息。但泰勒试图在这场“口齿不清”的混战中另辟蹊径。他通过分析批判两种流行的误解——貌似深刻的文化悲观论与肤浅乐观的放任主义，探讨如何才能恰当地理解和维护个人自主性的理想，致力于从幻觉与误会中拯救这一现代性的伟大成就。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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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人小丛书”系列是著名的公民知识普及小书，体量、开本小，所涉及的论题经典、深刻，但内容并不艰涩，适合各个层次的读者阅读。形式上，该系列的书稿都是由演讲稿转变、修改而来，文字上保留了口语的一些特征，读来亲切、不艰涩；内容上，该系列囿于篇幅，没有在某一领域内深究，而是通过举一反三、以小见大的方式，精辟地点出问题所在，留给读者思考空间，其中多伴随有丰富的事例与有趣或深刻的故事。
◆作者查尔斯·泰勒是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在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哲学史等领域卓有建树，曾担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1986年当选美国文理学院外籍名誉院士，现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荣休教授。主要著作另有《行为的解释》《黑格尔》《黑格尔与现代社会》《自我的根源》《哲学论证》《今日宗教种种》《现代社会想象》《世俗时代》等。
◆查尔斯·泰勒在本书中探讨了当代文化和社会的重要特点：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统治，以及人们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无助感。他指出在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真正值得挽救的道德理想——本真性。泰勒认为，在面临当代社会的窘境时，全盘否定这个道德理想和完全沉湎于这个理想的低级实现形式都是错误的，人们并非无能为力。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倾情做序。

In this collection Justice Ginsburg discusses gender equality, the workings of the Supreme Court, being Jewish, law and lawyers in opera, and the value of looking beyond US shores when interpreting the US Constitution. Throughout her life Justice Ginsburg has been (and continues to be) a prolific writer and public speaker. This book’s sampling is selected by Justice Ginsburg and her authorized biographers Mary Hartnett and Wendy W. Williams, who introduce each chapter and provide biographical context and quotes gleaned from hundreds of interviews they have conducted.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ing book from Supreme Court Justice Ruth Bader Ginsburg—“a comprehensive look inside her brilliantly analytical, entertainingly wry mind, revealing the fascinating life of one of our generation's most influential voices in both law and public opinion” (Harper’s Bazaar).
My Own Words “showcases Ruth Ginsburg’s astonishing intellectual range” (The New Republic).
Witty, engaging, serious, and playful, My Own Words is a fascinating glimpse into the life of one of America’s most influential women and “a tonic to the current national discourse” (The Washington Post).

2009年1月20日，在奥巴马的总统就职典礼上，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搞砸了宣誓仪式，这可谓最高法院与白宫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象征。更富戏剧性的一幕是，2012年，罗伯茨在“奥巴马医保”案中改变立场，转而投票支持奥巴马的计划，此举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有争议。长久以来，美国的政治、商业、公共安全、个人自由等所有议题都取决于九名大法官的衡量。在许多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影响力远大于白宫或国会。
《誓言》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长期观察者和研究者、畅销书作者杰弗里·图宾继《九人》后的又一部非虚构力作。本书记录下2009—2012年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重大轨迹，以及美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杰弗里·图宾对大法官及其四十余位助理进行了第一手的访谈，他深谙法律的精准与微妙，敏锐捕捉到不断变化的政治风向。在书中，图宾向读者展示了大法官们如何作出一个个重要判决，描绘了一群至今仍举足轻重的政治法律精英，讲述剧变时代的美国社会将何去何从。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最天才又最具挑衅性的声音之一，有人称赞她是智者，有人谴责她是骗子。阿伦特也是一个充满内心矛盾的女人，纽约著名传记作家安妮·海勒，用快节奏又全面的方式，描述了她内心矛盾的来源和她的最大成就，从混乱的童年，到她所谓“有意识的贱民”阶段——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会“因为社会的不认可，而对自己失去信心”，不会为了赢得认可而“不惜一切代价”。
本书是海德格尔《黑色笔记》（2014年）首次爆炸性出版后，他在笔记中大放的厥词，以及他和阿伦特复杂的情人关系，都在本书中做了更新，令读者对阿伦特的认知更多一层晕眩和唏嘘。

★ 自由主义仅是英美特有的政治传统吗？
★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吗？
★ 本书反思和还原被扭曲的自由主义的完整历史
★ 破除流传甚广的错误认知
★ 重新思考自由的价值
【内容简介】
在当今日益撕裂的公共空间中，“自由主义”俨然成了一些人的战斗口号，也成了另一些人嘲讽批判的对象。“自由主义”真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仅是英美特有的政治传统，核心便是个人权利吗？
海伦娜•罗森布拉特通过梳理“自由”和“自由主义”从古罗马时期到当代的词义演变，以及历史上围绕这一词义展开的各式论战，破除了这一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在她看来，自由主义者起初在内心里都是道德主义者，他们从不抛开公民义务空谈个人权利。自由主义被人为地塑造成了一种只关注个人自由的美国意识形态是冷战和美国全球霸权扩展的产物。这本著作为重新思考自由的价值，以及对自由、民主展开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荣誉】
《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是迄今为止这一题材中极具洞见且非常细腻的作品。海伦娜•罗森布拉特的成果卓著，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塞缪尔•摩恩，耶鲁大学法学和历史学教授
这部系统化的概念史大胆且引人入胜，它展示了应当如何将自由主义不断演变的伦理特性作为一个中心议题来讨论。这本“被遗忘的历史”回顾了自由主义传统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其他思想体系的交锋，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论述自由主义的起源、含义和发展的各种理论。
——艾拉•卡茨尼尔森，哥伦比亚大学拉格尔斯政治学和历史学讲席教授
这本简明且功力扎实的思想史透过几个世纪以来有关品格和公共利益的讨论回溯了自由主义传统的演变，法国和德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关注权利的当代英美自由主义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极权主义挑战的一种回应。
——威廉•A•高尔斯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罗森布拉特这部优秀的作品促使读者反思自由主义的完整历史。它还原了历史中被遗忘的诸多元素，并展示了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如何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作家对个人主义的认同所扭曲的。
——杰罗德•西格尔，纽约大学荣休教授

本书以“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为主题，重点讨论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通过此书，可以对《正义论》的论证结构有更好的了解，同时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背后的道德基础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回应了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并提出作者对这一政治理念的思考。

本書的內容，全都和教育有關。因為作者是教師，他說他一直在學習如何做一個合格的老師，並思考政治、哲學與人生的種種問題。他將這些思考，寫下來，寄給學生，然後一起討論。這樣的交流，經年堆疊，已有數十萬言。作者說，他很慶幸能以教師為業。
作者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曾遇到許多好老師。收在書中的，就有和香港中文大學著名的哲學老師陳特先生的五篇對談。作者畢業後負笈英倫，再一次回到中大教書時，住在崇基學院職員宿舍，那正好在陳特先生擔任舍監的宿舍旁邊。那時候，陳生已是癌症末期，放棄了一切治療。沒料到，在他臨走前，師生可以有那樣的幾次對話。那段日子，作者初為人師，經常通宵備課，活得緊張疲累。但他每次見到陳生，陳生總是平和沉穩，而作者卻暗裡有時間倒數的傷悲。陳特先生逝世後，作者說，整理這些對話，更是吃力。常常是午後，陽光兇猛，室內幽暗，播著錄音，聽著陳生的笑聲，遠眺他的舊居，一不小心，眼前便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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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收錄了周保松博士曾經發表過的文章，有作者與同學訪問對他影響至深的陳特教授，有作者介紹幾位北美政治哲人，如諾齊克、金里卡及《正義論》作羅爾斯等，也有作者憶述移民來港的成長經歷，及寫給系內同學的書信。雖說題材各異，但讀者還是可以從中摸出作者來港、求學成長和進行思想探索的輪廓線。個人覺得饒有趣味的是周保松的思想掙扎歷程，他怎樣堅信左翼自由主義的社會公義理念，中大哲學教授陳特先生的教育怎樣影響他棄商科而從哲學，對政治的看法又如何使這位哲學系畢業生最終成為政治哲學系講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保松作為一個新移民，他怎樣看香港經濟掛帥的「單一價值觀」，除了批判這種價值觀外，他還提出了「文化多元」的概念，希望社會能夠容納更多聲音。作者自言書名意謂與讀者「相遇」，如果讀者能夠在書中，反思香港價值觀、新移民政策，以及香港政治文化等等，相信亦是一次饒有意思的「相遇」。

☆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述“越界”一生
☆ 跨地域之限，越语言之别，消文化之墙，破学科之界。
☆ 如何规避现代教育与研究自有之缚，如何于现实困顿中明理求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无法被标签的学术大师，以跳出椰壳碗的青蛙自况，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规训的边界都无法束缚他旺盛的好奇和思考的热情。不同于一般回忆录，本书主要着眼于安德森的治学经历，作者主要评述了区域研究、田野工作、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四方面内容，一如既往的锋利深刻。他亲自见证了区域研究，尤其是东南亚研究的兴起；又经历了学科划分和教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近半生的时间都在东南亚三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实地考察研究。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面临着许多现实阻碍：语言不通，资金不足，资料困乏，政治环境。安德森和所有学者一样，面临着导师与学生、理论与实践、勤奋与机缘、权力与真相等等权衡，其反思对当下的中国学界、教育界也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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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誉世界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忆性著作。书中回顾了他幼年从昆明到加州再到爱尔兰的辗转，在伊顿和剑桥的求学经历，在美国康奈尔的研究和教学经历，在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的田野调查经历，以及退休之后的种种新尝试。本书是安德森应日本友人之邀而作，于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2009年日文版面世。英文版的出版有赖于其弟佩里•安德森的促成，然书未面世，作者便于2015年12月在印尼朗玛逝世。
回溯50余年的学术人生，安德森坦陈其以《想象的共同体》为代表的众多学术成就的灵感与起源；直击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的弊病；反思认为全球化出路单一的普遍展望，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解锁更多可能。富有个人魅力，不论是学者还是大众读者都会在本书阅读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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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颠覆了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以他的理论贡献而闻名，而且也因为他对印尼、泰国、菲律宾的语言与权力的近距离检视。——《纽约时报》
安德森的所有书写都具有无畏的原创性，借助发现被忽视或被压抑的声音，挑战所有假说。他从不满足于告诉读者他们想知道的。——《卫报》（讣告）
虽说《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一部学者的回忆录，但本书内容对普通读者而言也大有益处。一个学者能够婉拒三个国家的优渥条件，不断跳出舒适区，挑战新领域，不做“椰壳碗下的青蛙”，这一过程本身就足够振奋人心。——《经济学人》

An intellectual memoir by the author of the acclaimed Imagined Communities
Benedict Anderson is one of the leading historians of nationalism and Southeast Asia. His seminal book Imagined Commu-nities has changed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 reason why people live, die and kill in the name of nation-hood.
Born in China, Anderson spent his childhood in California and Ireland, was educated in England and finally found a home at Cornell University, where he immersed himself in the growing field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fter field work in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he was banned from Suharto’s Indonesia for disput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1965 coup. In his memoir, he brings to life the intellectual formation of a life spent open to the world, resisting the easy comforts of imagined homes: the joys of learning languages; the importance of field work;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Left upon global think-ing; and the satisfactions of teaching.

1980、199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
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關鍵的二十年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蕭阿勤以《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一書
做了深入清楚的描述與分析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全書共分七章，及兩篇附錄，分析焦點從討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戰後初期所出現的一些文學和語言的爭議、改革運動，到戰後的三十年台灣社會變遷，包括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在文學領域的發展、台語（福佬話）復興運動、台灣集體記憶、政治反對運動人士等。
在當代台灣的歷史上，1980、1990年代，
是台灣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台灣化」的關鍵時期。
在這二十年中，台灣民族主義對文化界的改變，
最顯著、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學、語言、歷史這三個領域。
台灣文學的成立、台灣本土語言運動的興起、台灣史觀的發展等，是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領頭羊，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主要部分。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紀錄1980、1990年代台灣重大的文化政治變遷，
關注這二十年間文學、語言與歷史三個領域，
研究本省籍「人文知識分子」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建構中的角色與作用，
探討他們所從事的文化活動如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重要部分，
又如何成為塑造「台灣性」（Taiwaneseness）或台灣國族特性的重要力量。
內文試閱
（節錄）
一、概述：台灣的人民、語言與歷史
到現在為止，我們對於遠古時期的台灣歷史仍然所知無幾。學者們也不確定中國大陸的居民是何時得知這個島嶼的存在，並且渡海來台（Hsu 1980: 3, 5）。零星的歷史紀錄告訴我們，自十六世紀後半葉起，漁民、販夫走卒與探險者從中國東南邊靠近台灣的福建省遷徙來台（陳紹馨 1979a [1966]: 452）。在那之前，不少源自亞洲東南部、使用馬來─波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 family）語言的原住民，早就定居於此。中國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在過去四個多世紀以來，在不同統治政權同化政策的影響下，加上原住民人口銳減、社會經濟地位持續低落，使得原住民的語言逐漸式微。
到了十七世紀末，來自中國的漢人移民才開始在台灣占據主導的地位。漢人人口自此以後便持續增加（陳紹馨 1979a [1966]: 453）。為了掃蕩明朝滅亡後敗逃來台的殘存效忠者，滿清帝國於1683年入侵台灣，並統治台灣至1895年。清朝統治期間，雖然滿清帝國曾禁絕合法遷徙的管道，唯恐台灣再度成為反抗者的藏身之地，但是貧困的漢人仍然不斷移入，爭奪土地。幾乎所有落腳台灣的移民，都來自中國南方兩個省份：福建和廣東。來自福建的移民，依據其故鄉所在地，可區分為「漳州人」與「泉州人」。儘管這兩群人說的是不同腔調的「閩南語」，但他們都被統稱為「福佬人」或「河洛人」，他們的語言也被稱為「福佬話」或「河洛話」。第三種漢人移民是客家人，他們主要從廣東遷徙而來並講客家話。
到了十九世紀，大約80%的漢人移民來自漳泉兩地，福佬話因此成為台灣的主要語言。相對的，廣東移民則約占總人口的15%，客家話在社會上處於較為邊緣的地位。清朝統治時期，漳州、泉州與廣東移民彼此都將對方看成異於自己的人群。他們之間經常基於這種不同的集體認同，競爭土地或其他經濟資源。從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期，這些資源競奪，造成這三群移民之間頻繁劇烈的武裝衝突（黃秀政 1992: 52-54）。
滿清帝國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於1895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勝利者。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前，台灣的漢人主要以「福建人」、「廣東人」、「漳州人」、「府城人」、「鹿港人」等以地域為主的方式自稱或相稱。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主要由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對立，才產生了所謂「台灣人」、「台語」或「台灣話」的概念範疇。「台灣人」指的是漢人，而不管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原鄉是不是有所不同。「台語」或「台灣話」則指稱台灣本地主要的語言，亦即福佬話。某些情形下，「台灣話」也包含客家話。對於漢人來說，這些分類方式代表著在外來統治者底下所萌生的認同感（許極燉 1993: 40-43）。
日本從1895年到1945年統治台灣。由於殖民統治時期前二十年的軍事鎮壓，台灣人的武力反抗運動遭到全面瓦解。到了1920年代，則出現了受民主、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等當代政治思潮所影響的台灣人非武力的反殖民運動。然而二○年代末，所有台灣人激進的、左翼的反殖民組織──他們大致都追求台灣人從殖民統治的全面解放──完全被殖民政府壓制。至於選擇溫和的改良主義路線的反殖民運動，則持續低調地追求台灣在殖民統治下的自治。但是1937年當日本與中國再度開戰後，這一類溫和的運動也被迫終止（見第二章的討論）。
在此同時，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推翻了滿人主宰的大清帝國，建立了中華民國。1919年，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為國民黨）成立，它由孫中山所組織的幾個政治團體演變而來，並且在孫中山過世之後，由蔣介石領導而統治全中國。就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而言，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的對台政策仍舊十分模糊。在1943年12月的開羅宣言中，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明白宣布「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雖然在前一年，中國外交部曾經做過類似的宣稱，但中國收復失土的立場，卻是在開羅會議上才首次獲得國際承認（鄭梓 1991: 218-219）。
後來隨著日本戰敗，蔣介石的軍隊在1945年秋天接收台灣，台灣也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一般而言，台灣民眾相當歡迎國民黨政府官員與軍隊的到來。不過沒有多久，台灣人便因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壓迫、經濟混亂，和政策上對台灣人的歧視而大失所望。1947年春天發生一連串激烈反抗國民黨的事件，擴及全島，最終導致血腥鎮壓，這就是「二二八事件」。這個事件使得台灣人，或者說「本省人」，與剛從大陸來台的「外省人」的關係明顯惡化。事件引起的猜忌氣氛，從此形塑著台灣的省籍政治。事實上，二二八事件正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重要源頭。
1949年12月，國民黨掌控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因而撤退到台灣。從五○到六○年代，美國根據雙方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確保台海的安定，從而提供了台灣政局穩定、經濟持續發展的安全保證，而國民黨則仍然不斷重申要「消滅共匪、反攻大陸」的決心。國民黨的政治體系基本上是效法列寧黨國體制的一黨專政、集權統治。蔣中正是國民黨主席，也是中華民國總統和三軍統帥，握有所有重大決策的最終決定權。國民黨在地方政治層次引入民主選舉制度，讓台灣人只能以有限的管道參與政治，而這並沒有改變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基本特質。在這樣的情形下，政治反對勢力幾乎被全面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在戒嚴法與「動員戡亂」的戰時法規管制下，也處處受限（見第三章的討論）。
經過二十年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七○年代初台灣遭逢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國民黨政府所面對的外交挑戰中，最重大的莫過於美國開始試圖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而逐漸減弱它對台灣保有聯合國席次的支持。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並排斥台灣，使得台灣在宣稱合法代表全中國的鬥爭中，宣告失敗。
1975年4月蔣介石過世後，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為總統。蔣介石兒子蔣經國則於1976年11月出任國民黨黨主席，並於1978年當選為總統。儘管國民黨曾推動溫和有限的改革，但蔣經國主政初期的政治獨裁本質並無太大改變。台灣人的政治反對運動，則在這段期間開始顯著地發展。1979年開始，美國終於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表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主張，有所認知。在這個外交鉅變帶來的政治紛亂中，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繼續在全島積極組織動員，以爭取民眾支持。然而1979年在南台灣第一大城市高雄所舉行的世界人權日遊行，最後使得許多全國性的反對運動領袖與地方的政治反對運動者遭到逮捕。這次的高雄「美麗島事件」，導致八○年代前半葉政治反對運動的激進化。反對運動中角色愈來愈重要的激進人士，開始採取升高衝突的方式推動台灣民族主義。他們的動員策略和意識形態，啟發越來越多的台灣作家、文學評論家、語言學家與歷史學者等，逐漸激起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正在這個階段逐漸浮現成形。1986年9月，戰後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終於成立，並於1987年戒嚴解除後獲得合法地位。民進黨的成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容忍，這預示了接下來的歷史發展中，面對反對者的挑戰，國民黨被迫必須進行的一連串政治改革。這些改革，營造了比以往更有利於反國民黨人士從事政治競爭的環境。
絕大多數的民進黨支持者是本省人，反對運動的領導核心也幾乎都由本省人組成。自從民進黨成立以來，它便不斷推動台灣獨立，挑戰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民進黨及其支持者而言，中國民族主義被用來正當化外省人對台灣的宰制，也使得國民黨以反共動員戡亂為藉口來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利，看起來順理成章。民進黨的政治綱領主張台灣重返聯合國，並且由台灣住民自決，以選擇台灣未來的政治方向。儘管國民黨政府仍然壓制，但是在八○年代的後半葉，追求台灣獨立的運動迅速地發展。整體來說，在這段期間，國民黨的政治控制確實逐漸放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姿態，在國際政治領域愈來愈活躍，民進黨除了挑戰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之外，也強調他們拒絕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在這段期間，主張台獨的人文知識分子更熱烈地投身政治，也推動一波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風潮。由於言論日漸自由開放，加上台灣民族主義顯著發展，在九○年代初期，傾向於主張台灣與中國統一、以及支持台灣獨立的民眾之間，形成嚴重的緊張關係。從此之後，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相互衝突帶來的緊張，一直深刻影響著台灣各種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議題。
1970年代初期，為了回應外交挫敗連帶而來的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蔣經國曾提拔支持國民黨的台籍菁英進入黨政高層。技術官僚出身的本省人李登輝，在1984年成為蔣經國的副總統，並且在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後，繼任為國民黨主席與中華民國總統。而伴隨著政治自由化與反對運動的發展，執政的國民黨也大幅邁向「台灣化」，亦即有越來越多的本省人在李登輝掌權後，被指派擔任黨內與政府要職，因此決策核心內的本省籍人數，也開始超過外省人。此外，在1991年，三個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裡所有終身職委員（絕大多數為外省籍）全部退職，新的中央民意代表也由選舉產生。
國民黨內反對台灣獨立或支持兩岸統一的外省籍菁英，對於民進黨與國民黨內本省籍對手的挑戰，都倍感威脅，因此他們開始集結組織，於1993年成立「新黨」。1993至1995年間，新黨與民進黨各自動員其支持者，而國民黨本身仍繼續台灣化。主張統一與主張獨立的民眾之間的衝突，達到頂點。不過自1990年代初以來，雖然在更趨自由開放的政治氣氛中，民眾的政治關懷與利益日漸複雜，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相當顯著地增加，而自認是中國人的民眾人數則急遽下降。在此同時，民進黨的政策變得更加重視實際（見第四章的討論）。為了吸引更多中間選民的支持，這個最主要的反對黨開始以較不強烈的方式處理台灣獨立問題。相較之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自從八○年代上半葉受到反國民黨的政治人士（他們許多後來成為民進黨的創黨成員）啟發而形成以來，逐漸獲得本身發展的動力。在諸如文學作家、文學評論家、台語復興運動者、業餘與專業歷史學者、民俗研究者等人文知識分子之間，台灣民族主義發展快速。本章一開始所提到1996年春第一次總統大選後，「建國會」為一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發出不滿民進黨的聲音。這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正包括許多我們所討論的那些人文知識分子。建國會在1996年10月成立的六個月之後，一部分幹部組織了「建國黨」。該黨黨綱要求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並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以入侵台灣來壓制台灣的獨立建國。正當民進黨緩和對這個議題的態度時，建國黨則和建國會一樣，成為明白堅定地倡議台灣獨立的人士所集結的重心。
二、當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
當代學術界研究民族主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企圖闡明國族的現代性。雖然學者們對於現代民族主義源起的確切時間仍眾說紛紜，但大致都同意應該不會早於十七世紀英國反抗君主政體的時期（Calhoun 1993: 212）。為了解釋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學者們各自看重不同的解釋因素，例如：現代國家的興起，這可視為在國家間相互競爭的脈絡下，一種行政權力向中央集中的過程（Giddens 1985；Tilly 1990；Mann 1992）；現代國家的發展，它造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差異（Breuilly 1982）；工業化，它需要流動的、識字的、並且具有文化同質性的民眾（Gellner 1983）； 報紙與小說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它讓在一個特定行政統治領域內原先沒有人際接觸與社會交集的個人，能夠發展出彼此間的連帶感，最後則形成一種「想像的」國族共同體（Anderson 1983）； 另外的一個解釋因素，是一種渴望歸屬於某個既同質又穩定之群體的需求心理，因為這種群體已經因為家族、社區與宗教的連帶關係削弱而支離破碎了（Kedourie 1993 [1960]）。儘管學者們對這些不同的解釋因素的重要性看法不同，但他們大多數仍同意民族主義是特別屬於當代的現象。一些學者清楚指出，唯有現代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科技、與其他社會發展條件的匯聚下，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才有可能出現（Hobsbawm 1990: 9-10；Eriksen 1993: 101-107；Calhoun 1994: 315）。
強調民族主義的現代性的理論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是將民族視為一種集體認同，它基本上依賴文化建構而發展，而這種文化建構由那些追求建立自己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或者由已經存在的國家所推動。「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創造了民族主義」（Gellner 1983: 55），或者「民族並沒有創造國家與民族主義，而是國家與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Hobsbawm 1990: 10）之類的說法，都已經成為老生常談。這種論點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反對「演化決定論」（認為民族的產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的高峰（Smith 1993: 10）。
非演化決定論觀點的典型代表，即為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社群」或「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理論。對Anderson來說，任何種類的社群認同都是想像力所建構的。他寫道：
事實上，所有的社群，只要其規模大於人們可以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都是想像出來的（甚至即使原始村落本身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區分不同的社群，靠的不是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Anderson 1983: 6）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將民族定義為「一個想像的政治社群」，而這本名著的主要目的，正在於解釋民族如何被想像與如何誕生。為了詳細說明民族為何、且如何被想像成「本質上既有限，而又具有主權」，Anderson首先提到一些普遍的條件，例如一些主要宗教的地位日漸低落、君主王朝政體的式微、以及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觀念的形成。更具體地說，他關注1776至1836年間美洲一些新國家的建國經驗，認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民族做為一種想像的社群的最早模式。根據Anderson的說法，由於三種社會歷史因素的結合，才促成這種新穎的意識的出現。第一，這些南美洲每一個新誕生的共和政體，好幾世紀以來都曾經是殖民地的行政單位，而這個事實，使它們具備獨立自主的性格。第二，美洲出生的歐裔（creole）官員在一個殖民行政區內的「朝聖之旅」（pilgrimage），亦即他們被限制在特定行政單位內的生涯經歷，有助於這些官員之間產生彼此互相連結的感受。第三，報紙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讓一個行政區內閱讀相同報紙的讀者群之間，創造出一種社群意識（Anderson 1983: 9-36, 47-65）。Anderson強調，這個民族模型一旦在南美洲被建立起來，世界各地便有人跟隨仿效。「『民族』因此變成某種能夠讓人們從一開始就有意追求的東西，而不是一個慢慢才變得清楚的視野架構」（Anderson 1983: 67）。
確切來說，Anderson的核心關懷在於為何這種新的集體認同類型會呈現為這種形式（form），以及這種想像的方式究竟如何出現，但比較不在於關注「這是誰的民族主義」等更具體的問題。他研究焦點所在的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做為「某種關於社群、以及社群應當如何被組織起來之新觀念」（Breuilly 1996 [1994]: 159），亦即關注的是民族與民族主義一般普遍的性質。雖然Anderson的分析主要基於南美洲的實際例子，但他的研究重點，不在於特定社會所出現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特徵與內涵。 一如Anthony Smith所評論的，Anderson的理論忽略了下列問題：「民族指的是誰？為何是這些民族、而不是指其他民族？」（Smith 1993: 20）從目前對台灣民族主義起源的相關研究來看，Smith對Anderson的研究取向的批評可以說是恰當的。接下來就讓我們討論這些研究。
許多對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的相關研究，都受到作者本身的政治立場所左右，而這些作者都提倡特定的政策（例如蕭行易 1990；馬起華 1992；林勁 1993；黃昭堂 1994）。這類的著作，事實上經常可以歸類為政治評論。除此之外，關於這個議題，僅有少數問題意識清楚、而且具有理論旨趣的研究。整體來說，這些少數的研究可分為兩類：其一筆者稱之為「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其二是「政治競爭」的研究取向。
採取「想像的共同體」取向的研究，都受到Anderson的理論所啟發。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最早從這個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是這個研究取向的開拓者。為了解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內部台灣獨立運動的快速發展，這個取向的研究主要強調兩個因素。第一，做為台灣第一個現代的國家機器，日本殖民政府全力推行的交通運輸、傳播、行政體系、以及教育的現代化，滲透傳統的地方社群。在一定的程度上，現代化模糊了漢人內部福佬人與客家人的界線。因此地方的與族群的社群，都被整合融入一個以全島嶼為範圍、剛剛萌芽的「想像的政治社群」。 按照若林正丈的論點，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1920年代初期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所開始組織的反殖民運動。他們的組織發行的刊物，成為台灣「印刷資本主義」的先鋒。若林正丈強調，由於這些刊物的宣傳與二○年代許多的反殖民抗爭，使得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政治化。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因此轉變成一種對立於殖民者的台灣人認同感。台灣的漢人，因此經歷了逐漸歸屬於台灣人「想像共同體」的經驗（吳密察、若林正丈 1989: 186-187；若林正丈 1994: 50, 52-55）。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用來解釋台灣民族認同浮現的第二個因素，是戰後國民黨的統治。這個取向的研究，強調國民黨的統治對於台灣民眾反抗中國認同、形成台灣人認同來說，相當重要。一直到198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以「統合主義的威權體制」（corporatist authoritarian）方式控制各種社會的力量，這使得它既能在台灣立足，又得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鬥爭。在1987年台灣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之前，官方禁止海峽兩岸人民有所接觸。若林正丈認為，儘管事實上國民黨政府不斷宣傳「中國民族主義」，也就是Anderson分類下的一種「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但台灣是一個獨立自足的政治社群，這種在日本殖民時期形成的觀念，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若林正丈 1994: 55-56）。此外，若林正丈也應用Anderson的「朝聖之旅」概念來解釋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他認為，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兩者皆有助於創造出以台灣為範圍的朝聖區域，亦即讓台灣民族主義得以形成的社會母體。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的優點，是對於民眾將台灣視為獨立政治體的廣泛認同感在發展時所處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脈絡，提供了很好的描述。 但是，一如John Breuilly曾經指出的，「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經常出現於那些大多數民眾沒有任何強烈或獨特的民族認同的社會與地區」。我們也能找到一些例子，「在那些地方即便擁有普遍共享的民族情操，但卻未與民族主義信條的充分發展，或與重要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出現有所關聯」（Breuilly 1996 [1994]: 147-148）。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發展，通常有賴文化知識分子與政治運動人士的動員、以及被動員的特定政治變遷情形而定。換句話說，「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所指出的浮現中的國族認同，顯得有如鐵板一塊般地過於整體單一，而它所依賴的社會能動性（social agency）究竟是什麼，則顯得非常模糊。台灣民族主義被視為唱出民族之歌的單一聲音。關於「這是誰的台灣民族主義」此一問題，「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只能給出相當有限的答案。相較之下，從「政治競爭」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則對民族主義發展的社會能動性問題，提供更多令人滿意的解釋。
「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典型之一，是王甫昌（1996）的傑出研究成果。他指出，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在中華民國現有的政治架構下追求政治民主化。不過令人出乎意料的，1980年代初期反對運動開始往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王甫昌解釋了這個重大轉變發生的原因，也說明了政治反對運動者如何訴諸民族主義，以做為替代的政治策略。他指出，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平等，是反對運動者追求政治自由化的核心議題，而美麗島事件代表這種追求的重大挫敗。反對運動者的強烈挫折感，以及八○年代上半葉國民黨政府的嚴厲壓制，使得反對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動員策略變得更加激進。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基礎，正是官方所宣傳、具有相當沙文主義色彩的中國意識。他們認為，這種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正當化既有的社會政治形態，導致外省人與本省人在省籍關係上的不平等。為了挑戰這種意識形態，政治反對運動者開始發展一套台灣民族主義論述。此外，王甫昌也指出，1986年之後集結在新成立的民進黨下的反對運動者，發起了許多群眾集會與街頭抗議，以動員社會的支持。在這種過程中，台灣民族主義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訴求，進而使得民進黨的支持度顯著增加（王甫昌 1996）。
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確實是國民黨政府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長期以來對抗的結果。「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長處就在於告訴我們，民族認同並非理所當然之事。相反的，它是逐漸浮現形成的，而政治鬥爭則常常是讓族群性（ethnicity）蛻變為民族性（nationality）的催化劑。由於聚焦於政治衝突，這個研究取向顯示特定的政治行動者如何建構台灣民族認同，以動員民眾的支持，追求新國家的建立。這個研究取向闡明了台灣人做為一個受宰制的族群，如何運用民族主義以挑戰統治他們的國家。因此以下我們有必要討論被宰制的族群及其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中日的近代交往，是一段兩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利益相衝撞、相廝殺的歷史。中國為何選擇了一條與傳統「天下」思想截然相反、按照「民族」的範圍確定國家疆界的形式？要想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承認是因為中國接受了自稱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的近代國 家思想的強烈影響所致。為了尊重歷史事實，本書作者使用了當年日本政府、外務省、陸軍省檔案等大量日文原始資料，以探討中國民族和邊疆問題與日本的關係。
書評 / 推薦
王柯教授指出近代日本之於中國兼有朋友、老師和敵人多重角色，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應當格外重視日本的影響。他特別強調，近代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思想給兼有滿蒙回藏漢苗多民族的中國從傳統帝國到現代國家轉型，帶來了種種啟示、問題和麻煩，反過來也影響了日本對中國的政策、理解和觀感。作者在日本學界多年，對近代日本歷史和文獻非常熟悉，這一觀察角度十分重要，有關國家、邊疆和民族問題的討論，也相當有啟迪意義。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強國，關係陰晴不定，近年更因為領土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對立意味濃烈。雖然中日在戰略關係上屢有競爭，但兩者世界觀及民族主義原來擁有極大淵源。近代中國向明治日本求師複製改革經驗，不但引進現代科技，而且從中模仿「單一民族國家」思想，改變中國的「邊疆」意識、影響國家建設過程，造成始料不及的效果，延續至今。王柯教授聚焦探討兩國民族主義觀的發展及其影響，是當代東亞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思想31：民族主義與歷史意識》有三個專輯，第一個專輯是「教科書中的歷史意識」，針對大陸和香港的三篇文章，剖析兩地歷史教科書與現實政治的糾葛，值得參考。
第二個專輯是「周邊反思中國：葛兆光《何為中國》的迴響」，葛兆光先生關於「中國」的歷史建構研究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去年香港浸會大學針對《何為中國》舉辦研討會，本期發表分別來自韓國、香港以及台灣的四篇論文。第三個專輯是「思想訪談」，一篇訪談和一篇紀念本尼迪克．安德森文章，對安德森容易引起誤解的幾個關鍵論點提供了解說與分辨，對讀者將有很大的幫助。

本書中討論的是什麼是「中國」，現代中國是怎樣從古代中國逐漸形成的，這個包含了眾多民族、複雜文化和龐大疆域的「中國」，在當下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研究中國歷史繞不開這些大問題，觀察現實中國也不能迴避這些大問題。最近，迅速膨脹的中國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就是中國與亞洲和世界，究竟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如何相處？我們要承認，現代中國已經遇到很多麻煩，比如高句麗問題、東海與釣魚島問題、南海與西沙、南沙問題、外蒙古與內蒙古問題、新疆的東突厥運動以及伊斯蘭教問題、西藏及藏傳佛教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台灣問題，甚至還有可能死灰復燃的琉球問題等等。
當我們討論「中國」時，也不可避免會涉及「亞洲」的鄰居，比如日本和韓國，甚至涉及到西方世界。生活在這樣一個互相聯繫又互相依賴的世界裡，我們希望反思歷史所帶來的理性，可以讓我們抑制情感驅動的民族主義立場，在同一個世界中彼此尊重。
這本小書中討論這些關係到你、我、他的大問題。本書從「歷史」出發，不僅通過歷史知識認識自我，而且通過歷史知識與周邊鄰居形成一些共識。

此专辑的主体内容来自2014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人间思想论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两年一届的论坛，搭建起一个思想发生和意见交锋的平台，为了那正在缓慢浮现中的“人间思想”。
首届论坛的主题是“亚洲思想运动报告”，旨在一步步梳理亚洲范围内诸种具有长期学术累积的社会思想脉络，邀请这些思想运动的核心参与者和代表人物进行阶段性总结；透析这些思想运动与其社会现场的关系，追问其起伏转折的现实脉络与思想根源，对其问题意识、历史线索、发言位置进行深度理解与反思。通过这些来自不同社会现场的报告与回应，我们希望在亚洲思想界切身／返身的交互辨证中，以心灵感知社会，用情义连接他人；以民间社会的现实关怀和人间情味，去激发出更真切的历史解释力、更人性的政治决断力、更开放的社会创造力。

图赞巴赫：你说，在未来的年代里，地球上的生活将是不可思议的，美妙的。的确如此，然而，即便那种生活尚很遥远，要想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必须做好准备，必须工作……是的，必须工作，也许你会想——这个德国人过于激动了，但是，我发誓，我是俄国人。我连德语都不会讲，我的父亲是东正教徒……
我们的民族犹如我们与女人的关系：它与我们的道德本质是连在一起的，无法体面地改变，它纯属偶然，不值得改变。

历史话语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或者“公民”指的只是“精英”，只有当底层造反时，主子们才意识到仆从们也有意识。
——帕尔塔·查特吉
查特吉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如何能够动摇并且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框架。如果我们乐意去挑战一些人类赖以生活的基本假设，那么这种理论恰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菲利普·霍尔登
前 言
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传》的最后一幕，引用了伽利略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有障碍物存在，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有可能是曲线。”由于经典力学假定两点之间在理论上是无阻碍的，因而这个论断有反讽的意味。可在秩序混乱的政治领域中，这却可以被看作真理。
很明显政治理论家们并不重视这个事实，即政治必然在一个话语意义不甚确切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运作。在政治家那里，概念是不明确的，这样概念就有了政治价值，因为不明确所以有一系列可能的解释；在那里目的自相矛盾，而结果则不可预料；行动变幻莫测；选择都是战略性的，相对的而不是单义和绝对的。然而，这个充斥着模糊和虚假、操纵和欺骗、梦幻的世界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因为在这里，明确了目的，建立了规则，确立了价值，完成了革命并建立了国家。
这本书是有关政治革命的，但其过程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描述，即从历史中选取起因和高潮两点，两点之间以一条直线贯穿。有论点指出，革命从根本上说并不只是革命。在转变、动摇、中断以及无法预测的变化中，被支持的和受到压制的东西一样多，从中你会意识到在这一复杂运动的进程中历史的合理性要多于那些偶然的或干扰性的因素。通过研究形式不一的转折点，我们可以找到线索，理解民族主义思想史在今天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我本想将这本书命名为《曲线》，但比我精通出版业务的朋友劝我说，这不是一个挖掘潜在读者的好办法，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于1981—1982年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期间动笔写作本书，我非常感谢Nuffield基金会给我的出国奖学金。1982—1983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期间，继续写作本书，回到加尔各答时已完稿。对于牛津大学Bodlian图书馆，堪培拉ANU图书馆，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图书馆，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图书馆职员的帮助，我万分感激。
曾看过及评论过本书初稿的有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 沙希德·阿明， 贾苏特罗·伯格奇， 迪拜什·哲格罗伯蒂， 约翰·达恩， 欧姆卡罗·古斯瓦米，拉那吉特·古哈，德伯蒂·古哈·塔古达， 苏迪伯达·卡维拉吉，鲁德罗·穆凯吉，哥耶·班代，阿毗吉特·森，阿肖克·森。对他们的批评和建议谨此致谢。
我在阿尔及尔、牛津、堪培拉、巴罗达、巴黎和加尔各答的研讨会上发表并讨论过本书的不同章节，在此向所有与会者致以谢意。
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大学的金海德·穆会古吉，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Zed Books的罗伯特·摩太诺和安娜·格沃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拉维·达耶勒，鲁古·俄德弗尼，在本书出版方面给予的帮助。同时谢谢梅·迈肯思和玛格丽特·豪准备打印稿。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卡马丽的支持和理解。
帕尔塔·查特吉
1985年12月于加尔各答
译 后 记
本书由范慕尤和杨曦合作翻译，范慕尤负责前三章的正文，杨曦承担了后三章、全书尾注和索引的翻译。北大英语系的张琪校对了全文。在此过程中，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毕业的周陈校对了后三章的正文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北大印地语专业的王静老师帮助译出了一些印地专名，此外印度语言文化专业的张幸帮忙解决了大部分的孟加拉语专名翻译。北大东语系段晴教授也不时给予点拨，对他们的大力帮助我们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证。
范慕尤 杨曦
2007年4月20日

民族主義研究的必讀經典
《想像的共同體》自1983年問世以來，不但使學界對民族與民族主義課題的思考角度產生哥白尼式的徹底翻轉，其深刻影響也廣及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除了被譯成三十一種語言出版之外，甚至成為一種近乎教科書的作品，遠遠超乎作者的預料。
安德森從文化內涵的改變與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來探討民族主義的源起，並辨析民族主義在美洲誕生，被歐洲的群眾運動挪用，被帝國政權吸納，再到亞非兩洲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反帝國主義抗爭的數百年過程。
此次中文增訂版收錄了安德森於2006年新添的一章，概略檢視了此書所造成的影響，並探討此書在世界各地的出版與反應情況；另外更收錄了2003年作者兩篇關於臺灣處境的研討會講稿，以及譯者訪談這位學術大師的深情記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