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介“质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的专著，对目前国际社会科学界提出的有关理论问题以及新近发展出来的操作手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结合有关西方学者以及作者自己的研究实例对其进行了生动的展示和说明。“质的研究方法”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与“量的研究方法”相提并论、交相辉映的一种研究方法，它要求研究者深入社会现象，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和意义解释，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相关理论。

《孩子们你们生活得怎样》是苏联著名教育家Ⅲ．A．阿莫纳什维利根据他长期进行没有分数的教育实验的成果写成的描述小学教育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主要描述小学二、三年级(书中旧学制为一、二年级)的学校生活。在《孩子们你们生活得怎样》中，作者着重阐述了下述问题：应该为学生创造丰富多彩的校内外生活，促进他们的个性发展；要教会学生学习，更重要的还要激起他们的求知欲、持久的学习兴趣，使他们热爱学习，对学习抱积极主动的态度；要摒弃把现成知识端给学生的做法，要采用能推动学生独立钻研、积极主动地去获取知识的方法，指引他们进入“思维的王国”；培养学生的独立性，道德和一般发展是独立性的支柱；不歧视“差生”，不遗弃“差生”，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爱和关怀，唤起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弥补缺陷；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各异，因此要探索适合于不同学生的不同的教育方法；教师要善于理解儿童，细心周到地关怀儿童的心灵，教师要带着自己的童年加入到儿童们的童年生活中去，这是通向儿童心灵的捷径。教师还要注意男女学生之间的友谊问题；关于伦理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的操练问题，重要的是要使学生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1994年，Deschooling Society的繁体中文版《非学校化社会》（吴康宁译）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引起了海峡两岸学者强烈的关注和持续的研究兴趣。为了满足我国大陆读者阅读该书的需求，万千教育编辑部约请有名教育社会学者吴康宁教授重新翻译了这部巨著。

本书英文版第一版于2010年（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第二版于2016年，本书为第二版译本。
在这本书中，当代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从根本上批判了一种思想，即教育首先是为经济增长服务的工具。她指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更好的生活质量；忽视和嘲讽艺术和人文学科，将使我们大家的生活质量以及我们民主制度的健康陷入危险。
作者指出，从教育的历史上说，人文学科曾经是教育 的中心内容，因为人文教育被认为是培养负责任的、有能力的公民的重要手段。但是，近年来，在世界很多国家，教育的目的走向了令人担忧的方向。急切地想推动经济发展，许多国家日益将培养学生的经济生产力作为主要目标，而不是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让他们成为有知识、有道德、负责任的公民。这种以获利的技能为中心的教育已经腐蚀了青年人质疑权威的勇气与能力，降低了他们对弱势群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同情心，削弱了他们处理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的能力。这些基本能力的缺失对社会和世界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为改变这种状况，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抵制将教育降格为赢利的工具。相反，我们应该将教育和人文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们成为对他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有责任心的公民。

《智能的结构》一书于1983年出版后，多元智能理论风靡全球，成为21世纪全球主流教育思想之一，在全世界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也促进了中国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它标志着多元智能理论的诞生，被心理学界誉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加德纳首次在《智能的结构》中提出人类具有的七种智能，对多元智能理论进行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向传统的心理学观点和流行的智商测试发起了有力的挑战。
这是一本心理学、教育学从业者不可不读的经典，也是用心的父母应当了解的基本教育心理理论。
在这本《智能的结构》（经典版）的20周年导言里，作者回顾了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介绍了这一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并展望了这一理论未来的发展思路。
多元智能理论的中国区推广人沈致隆先生积累多年经验，再次审校《智能的结构》（经典版）译文，使之更加准确清晰；“经典版”还隆重呈现了大师小传，带领读者走近加德纳。

余杰：山坳上的中国教育——评《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余杰
1949年以来的半个世纪，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误，获取了太多的教训。有的失误是能够弥补的，有的失误却正在并将长期地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巨大障碍。有人指出，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向所造成的恶果短期是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然越大。为什么一方面是教育本身已经危机重重，另一方面却是人人都采取鸵鸟政策、避而不谈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近十年以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良心”的角色、放弃了现实批判的使命，心安理得地以某一方面的“专家”自居。即使是许多身居高校的教授，也对当下教育的状况漠不关心。他们不仅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而且连一个普通“公民”的职责也没有尽到。当我在1999年的春天、20世纪最后一个春天读到朋友冉云飞的力作《沉疴》的时候，仿佛是听到了斧子砸开冰面时凛冽的声音。这种声音我已经久违了。
《沉疴》一书，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展示中国当前教育的现状，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从大学教育到师范教育、成人教育，从宏观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微观的师资力量、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几乎“一网打尽”，但又重点突出、有条不紊。材料的丰富与立论的准确相得益彰。例如，作者在分析考试制度时，从“杀人的分数”入手，一直深入到中国人国民性中鲁迅先生所说的考试的“遗传症”上面，水到渠成地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病根在于“整人压制人、把人当奴才使唤”，可谓剥皮见骨、鞭辟入里。第二条线索是纵向梳理中国的教育发展史，将病根追踪到中国漫长的专制时代，正如朱总理所说，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伸，那么，当下教育的危机和弊端，也跟传统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条线索是横向对比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作者时时以西方教育的传统和现实为镜子来比照中国教育的传统和现实。这面很管用的镜子果然照出了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例如，在分析中西教育的文化哲学背景时，作者指出，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始终是人本主义教育占主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教育则是以教化为要求，把人当作驯化工具。显然，如果没有对西方教育思想的深刻领悟，是很难建立起这一参照系来的。全书三条线索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精彩之处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
真正的教育，是解放人的教育，是把人引导向更加自由的境界的教育。早在20年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提出，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要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陶行知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它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伴随着竞进”。70多年以后，我们再读到陶行知的这几句话，简直要羞愧而死了。冉云飞在《玩乐的权利与身心健康》一节中痛切地描述了中国少年儿童被剥夺起码的玩乐权利的悲惨境遇。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郑重告示：玩耍是儿童的权力。然而，我国公布签署该公约6年之后，并没有几个家长和老师把它当作一回事。中小学生的正当玩乐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个中学生把爱情流行歌曲《最爱你的人是我》作了如下的改编：“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让人忍俊不禁，却又觉得无比辛酸。本来，孩子应当在游戏中长大，通过游戏获得知识和身体上的训练，并且能够从中学会生活，形成健全的人格，也就是陶行知所说的具有“健康体魄、农人身手、科学头脑、艺术兴味、改造社会精神”的现代人。但是，枯燥的教材、繁复的内容、陈旧的教学法、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缺乏基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最多成为掌握了某种技能的工具。作者总结说：“不把人当作一个活物来看，不把人当作千差万别的个体来对待，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一个必须长期清算的顽疾。”读到这里，稍微有点良知的人，哪能不痛心疾首！所幸，领导层已开始重视这些问题，最近对中小学生的“减负”，反映一些举措正在出台。
《沉疴》其实讲述的是一些“常识”。然而，这些常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了遮蔽和掩盖。申明这些常识，意义比发明一种新的教育方法甚至还要重要。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太复杂，一说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谁都不去捅破这层纸。冉云飞自己说，他写作这本书是站在一个“公民”的立场上，这种表态让我很感动。他不是居高临下地以“专家学者”的姿态发言，而是意识到了作为现代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他在书中多次强调，“应从小给学生进行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尊重创造，发展潜力，尊重其权利，知晓其责任的公民教育。”他尖锐地指出，当下的所谓“德育”教育，充斥着假、大、空、死的知识，高不可攀的榜样、不着边际的好人好事，已经与当今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思想资源严重冲突。只有重视“公民”教育，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一代国民来。而公民教育应当贯彻这样的一个原则：尊重个人的发展与自由，尊重个人的人身权利等方面的权利不受侵犯。
《沉疴》是一本由一个有良知、有热血更有理性的普通的中国公民所写的书。它值得每一个有良知、有热血也有理性的普通的中国公民阅读。
摘自2000年第4期《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