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作者们在书中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严厉批评。
这是一本同道人自由组合而为的时政奇书，一本外界认为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相对更舒服的时代里诞生出的直刺盲目乐观心态的醒世之作，一本呼吁“正视内政的愤懑”“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这本书等待着的，一个是主流知识界某些人“国家主义”的解读，另一个是以2008年“五月青年”为代表的希望积极介入社会生活的年轻一代的思考。

1994年，總統李登輝提出南向政策，許多重要的知識分子，從理論、歷史或自然等面向，著文為「南進」背書。學者陳光興由此感受到台灣思想及學術界的局限：在這塊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土地上，大多數人竟閃爍著相同的帝國主義慾望。

由此出發，美國學術訓練出身的他，開始將視角轉向亞洲，檢視同樣遭受殖民歷史的地區，是否也產生相同的思想局限。

在十餘年闖蕩亞洲的思想實踐中，陳光興指出幾個曾經影響亞洲的重大歷史事件（帝國主義、殖民、冷戰體系），依舊發揮強大的影響力，牢牢地控制我們對世界的想像。

於是陳光興發展出去帝國、去殖民、去冷戰三位一體的的問題意識，並且明確指出，要逃離這種歷史宿命，就必須以「亞洲作為方法」：透過亞洲視野的想像，亞洲間的各個社會可以相互看見，轉化自身，提出根植亞洲經驗的世界觀。

在英國跨國出版社Routledge出資的狀況下，陳光興開始參與創辦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國際刊物，希望發展出亞洲知識分子的思想交流平台。對他來說，這就是「亞洲作為方法」的實踐。

“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中国20世纪早期的国货运动中的醒目标语之一。这场运动通过灌输中国是有着自己“国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寻求把消费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场运动影响了中国初萌的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衣服到食品添加剂这样的时尚、从博物馆到百货商店、从产品展览到广告，莫不如此。同时，反帝抵制外货运动、国耻纪念、国货展览会、对不忠实的消费者的诋毁以及中国工业部门的提倡，都强化了民族主义消费，并传布了这样的信息——爱国的中国人使用中国工人在中国人拥有并管理的工厂用中国原料制造的产品。
在本书中，葛凯（Karl Gerth）认为，影响近代（modern）世界的两大关键力量——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先后在中国滋长。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把每件商品贴上“中国的”或“外国的” 标签，消费文化变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达，被制度化及被实践的场所。本书以中文、日文和英语的档案，杂志、报纸和书籍为文献基础，第一次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历史纽带，重新解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并为洞悉所有近代国家中的类似联系提出了方法上的参考。

Centering his analysis in the dynamic forces of modern East Asian history, Kuan-Hsing Chen recasts cultural studies as a politically urgent global endeavor. He argues that the intellectual and subjective work of decolonization begun across East Asi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as stalled by the cold war.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k of deimperialization became impossible to imagine in imperial centers such a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en contends that it is now necessary to resume those tasks, and that decolonization, deimperialization, and an intellectual undoing of the cold war must proceed simultaneously. Combining postcolonial studies, globalization studies, and the emerging field of “Asian studies in Asia,” he insists that those on both sides of the imperial divide must assess the conduct, motives, and consequences of imperial histories.
Che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llectuals working in East Asia today; his writing has been influential in Taiwan, South Korea, Hong Kong, Japan, Singapore, and chinese mainland fo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and its journal, he has helped to initiate change in the dynamics and intellectual orientation of the region, building a network that has facilitated inter-Asian connections. Asia as Method encapsulates Chen’s vision and activities within the increasingly “inter-referencing” East Asi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nd charts necessary new directions for cultural studies.

覆盖日本的疯狂根源在于近代产生的日本主义思想。要接受天皇绝对至上，不能没有对天皇的归依，理性被排斥，疯狂的情绪泛滥。于是，日本的战争在令战后美军惊异的简陋条件中进行。而支持这一切的，是大和魂，也就是“日本精神”。将日本陷入毁灭的国家主义运动，一方面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改造为目标，另一方面，作为旧日本精神的延续的日本主义，被疯狂的浪潮所吞没。理性在日本消失了。大政翼赞会的国家统合的失败，就在于日本主义。日本主义将国民带入战争，却没有善后之法。本书探讨了日本战前的国家主义运动史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

以往欧美学术界在论述抗战前夕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的作用时，多采用“史迪威模式”，把目光更多投向中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本书作者认为应从中国社会本身来寻求答案，为此，在翻阅爬梳了大量原始档案和文献的基础上，对此项课题进行重新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看法，供中国学界和一般的文史爱好者参考。
“在我的分析中强调四个主题。第一，我把战事和军事置于国民党历史的中心，这段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附有武装力量的革命组织的崛起，直到1945年8月随日本投降而终止的抗日战争，到彼时为止，我相信其失败虽然不是不可避免的，却是可以预见的。……
第二，国民党民族主义的一项内容是驳斥将中国描绘成一种不尚武的文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认为中国不尚武、消极和落后的观点在中国内部被接受了。……
第三，虽然国民党人受到西方军事模式和文化批评的影响，他们并没有忘记中国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政策采纳了过去的传统。……
第四，我很重视地缘政治。一方面，这要求注意国民党自己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深谋远虑。在这一方面，从1935到1939年，国民党试图利用日本和中国东北有漫长边界的苏联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