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内容简介：“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中美文章”的薛涌博士，用委婉动人的笔触，详细分析美国大学教育的种种先进理念与实践，对比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缺失，告诉我们真实的美国大学是怎样的，告诉我们一流的大学、优秀的人才、一流的领导者是怎样塑造的。《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还教我们如何选择美国的大学和专业，即使你不上美国的大学，也可以自己学习和实践。《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是一本好看又实用的教育经典之作，每一个家长、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2009年一开始，我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一岁就上常青藤》，相信春节一过就能和读者见面。此书大概也界定了我这一年的个人生活。
此书的目的，并不是真要把还没有学会说话的一岁孩子赶到常青藤去读大学。常青藤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精英的教育，也象征着某种教育理想。 “一岁就上常青藤”的意思，是从小在孩子的教育中追求这种理想。
这种理想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即塑造一个全面的人(well-rounded person)。在这一理想下，教育的使命是唤醒孩子内心的自觉，让他们产生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后形成自我、确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孩子不是在权威的喝令中发育，而是为自己的内心冲动所驱使。这和我们从小让孩子似懂非懂地背古诗、甚至读经、在大人筑造好的模子中生长的盆景式教育，实在有天壤之别。
我的小女在美国土生土长，如今已经九岁。我们对她的教育方法，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根据我个人观察，会培养孩子的美国家长，从小的教育方式也和我们小时候所领教的那一套不一样。当然，我也经常翻阅一些教育方面的研究、报道，最后把自己养孩子的亲身经验、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乃至初步的教育研究结合起来，写成了这本小书。
在美国，越是有教养的家长，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淡化自己的权威性，增强和孩子的对话性。有位中国人曾观察到：这些美国家长和自己的孩子说话时，经常蹲下来，把自己的脸降到和孩子的脸同一个高度。这种物理上的平等，导致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几年前，美国的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经过大量观察研究后出版了一本书，叫《不平等的童年》。她发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有事总和孩子商量，大家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孩子也习惯于提问，争论。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和孩子讲话的语言则非常武断权威，常用的词汇是“去干这个”、“别干这个”、“不行”，“闭嘴”等等。这两种家庭的孩子，前者从小习惯了讨论问题，长大后遇到事情善于协商、谈判、说理、争论、甚至讨价还价。后者从小在和家长的关系中就没有回过嘴，长大后常常沉默寡言，万事等人家吩咐，没有自己的主意，甚至连提问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人，不适合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打交道。这成为他们在教育和事业上失败的重要原因。
这一研究，对中国家庭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你不能说：孩子不到懂事的时候，有些道理先让他记住，以后自然就懂了。要知道，强迫记住的道理仅仅是训戒，而不是道理。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成为道理。孩子如果从小习惯于遵循自己并不懂的训戒，对大人的观点不质疑、不讨论，那么长大以后就不知道根据道理还组织自己的生活、贡献于社会。
我在讨论中国大学的改革时曾经指出，常青藤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是讨论班(seminar)：师生围坐在一起平等地探讨问题，而不是教授讲、学生听。中国的大学应该学习这种讨论班。后来几位国内的研究生给我写信说：“现在讨论班也有。但是效果还不如大课。主要是教授习惯了满堂灌，不知道怎么激发学生讨论，学生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白白浪费时间。”这其实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常青藤教育，不能等上大学才开始，而要从小开始，否则到了大学，有讨论班也手足无措。九年来，我一直坚持以讨论的形式教育女儿。还记得她八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边给她摸背边哄她睡觉时，两人还讨论了一通柏拉图的“理念型”的概念，虽然她并不知道柏拉图是谁。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最著名的电视政治节目主持人Tim Russert突然去世。我正对着电视看悼念新闻，女儿跑过来问：“他是干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谈论他？”我对女儿说：“这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问问题。他比任何人都会问问题。所以，每次总统大选，人们都要听他问问题、让他代表大家问问题。现在总统还没有选出来，他却去世了。世界在最需要问问题的时候，最会问问题的人没有了。这就是人们谈论他的原因。看看，问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呀。你用一辈子的时间能学会象他那样问问题，你就很了不起了？”女儿恍然有悟。父女之间又开始了一个关于为什么要问问题、如何问问题的“讨论班”。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常青藤教育。你不用送孩子去哈佛耶鲁，每个家长都可以从自己家里开始。我把自己的经验老实地展示给大家，期待着读者的提问、质疑、争辩、和批判。或者说，我希望随着我的书的出版，今年能和读者就这些问题开始一个跨越太平洋的“讨论班”。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布什当年在清华讲“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正好道出了美国教育的精神，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精英”，是很恰当的一课。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从“二战”以来，几乎每二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对精英子弟提出新的挑战，逼着他们不断地适应，无法故步自封。
美国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岁就开始计划上大学，十五六岁就开始周游世界，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成为全球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贫富分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乃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三十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肋、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大国经济、大国金融、大国人口、大国民生、大国未来……且看薛涌眼中的“怎样做大国”。
大国经济，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中国制造业的崛起？面对第二次“农业革命”的考验，中国人是不是该出国种地了？
大国金融，中国能够打造出世界金融中心吗？纷繁的大国金融历史能否为中国金融崛起指引出一条“康庄大道”？中国金融又如何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定位？
大国能源，能源消耗已经引发了可怕的生态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大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能源战略？我们的汽车产业模式该何去何从？
大国人口，“人重物轻”成就了西欧和美国主宰世界的雄心，历史已经证明，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面对全球老龄化的日趋迫近，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大国财富，福利国家是不是人人向往的美好远景？社会究竟是穷人的还是富人的。看来的确需要刺激健康的经济伦理了。
大国未来，中国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能否转变？如果能用土地换教育，让农民进大学，中国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大变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哪种类型的高考制度？
对中国发展模式感兴趣的读者，如果你想听听来自大洋彼岸“民间意见领袖”的声音，还是认真阅读一下这部书吧。
本书最具引爆性的观点：
1. 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只能当美国的金融殖民地。
2. 通货膨胀并不仅仅是个民生问题，也是个制造业的生存问题。
3. 对于通货膨胀的挑战，中国必须设计一个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对应之道。
4.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热望、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的理念，可能把中小企业边缘化。
5. 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没有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哪个国家也打不起仗。
6. 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掌握着足以使这些技术创造利润的市场。
7. 不借用荷兰的金融体制，美国怕是也没有资源独立，至少不可能那么顺利地独立。
8. 如果中国人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值钱”的话，中国经济就会逐渐失去动力。
9. 鸦片贸易最初的目标是解决大英帝国的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一场金融战争。
10. 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能把自己的财富看成是社会的信托，什么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就算成熟了。
11. 在经济刚刚崛起之时，最忌讳的就是对国力的泡沫式期待，更不能以这种泡沫式期待为基础而制定公共政策。
12. 任何市场都镶嵌在特定的政治框架和国际秩序之中。忽视了这一点，市场经济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13. 美国正用越来越少的工人，创造越来越高的产值。这怎么能说是制造业的死亡？这分明是一场制造业的革命！
14. 如今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真正考验，恰恰是能否在降低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继续维持高增长。
15. 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低价发展的模式，否则就会帮着人家抑制通货膨胀、自己则进口通货膨胀，伤害中国经济本身。
16. 由于拉美、亚洲移民的政治角色越来越重要，美国将更加注重与拉美和东亚的关系，与本是“同文同种”的欧洲则会变得疏远。
17. 美国在19世纪末之所以能够超越英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经济体系为现代科技发明开拓了巨大的市场。
18. 我们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依赖的却是看似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这就像是中东国家依赖开采便宜的石油一样。说白了，我们是靠原料吃饭，只不过这种原料是人而已，而这种原料的供应，会不断减少。
19. 美国有些人认为，购买SUV就是支持恐怖主义，因为美国人如果放弃SUV而改开普通的车，就基本可以不用进口石油。美元之所以滚滚流向中东购买石油，最终使恐怖组织资源充足，归根结底还是SUV所代表的这种浪费能源的生活方式。
20. 波旁王朝的财政破产，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哈布斯堡王朝因为美洲的白银而成为欧洲最有钱的王室，但钱堆不起金融市场，最后自己坐在银山上走向衰落之途。可见，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金融市场，但这个市场不是想建就能建的。
21. 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封闭，但心灵开放。如今则是社会开放，心灵锁闭。或者说，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正在迅速融入当今的“世界体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依赖对外贸易的主要经济体。但是，面对自己正在进入的世界，中国在精神上却患了“自闭症”。
22. 中国过去历朝历代，仗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应付战争不是依赖金融市场，而是用苛捐杂税对自己的老百姓敲骨吸髓，结果往往是即使应付了战争，自己的社会也从内部瓦解。所以，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不仅是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之必需，也关乎国家的安全。
23. 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细致到一个县、一个村、甚至一个家庭。这样的著作在英文世界已经多如牛毛。中国学者什么时候写过美国一个小镇或者一个城市的研究？这种无知，也正是上述那些知识分子得以大胆放言的基础。这种自闭症不打破，中国就难以真正地走向世界。
24. 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发生了农业革命，因为18世纪时，西欧发达地区的农业已经能够养活大量的非农业人口，粮食的增长超过了人口增长，打破了那种因为人口增长率超过粮食而最终会被粮食供应所抑制的马尔萨斯定律。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需要大量非农业的产业大军的现代大工厂才能开张。
25. 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必须摆脱“不高兴”式的廉价经济民族主义，根据金融市场的信号来确立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不要觉得金融市场是几个人或政府可以通过“国家利益”来操控的。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所揭示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媒体在这方面还不及格。中国在营造世界金融中心的软环境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6. 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开发，仅仅“掠夺”二字是无法解释的。“掠夺”需要长期的经费来支持。美洲开发的成功，一大因素就在于有长期的金融信贷。否则，欧洲人就要等几年，等从美洲满载而归的船卸了货，出售完商品并获得利润后，再筹集下资金准备一次的航行。在这个期间，等米下锅的美洲殖民者不得不把他们的拓展停下来。美洲的发展就会如蜗牛一样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