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20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神秘主义思想大师。《被拯救的威尼斯》是西蒙娜•薇依生平写过的唯一一部悲剧。
《被拯救的威尼斯》的故事取材于圣雷拉尔修士所记载的、一桩发生在1618年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西班牙人谋反威尼斯共和国事件”。十七世纪初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盛极一时，为达到将威尼斯共和国收归治下的目的，暗中策划了一次谋反行动。时值三十年战争爆发前夕，欧洲各国均设有常备雇佣军。西班牙人收买大部分驻威尼斯的雇佣军和若干外国军官，计划在圣灵降临节的前夜突袭威尼斯。行动计划的指挥之一加斐尔出于怜悯向威尼斯十人委员会告密，致使行动败露，所有谋反者当夜被处以死刑。加斐尔本人被驱逐出威尼斯。
这部悲剧一以贯之地围绕薇依始终关注的人类基本问题。这两句话可为佐证：“怜悯从根本上是属神的品质；不存在属人的怜悯；怜悯暗示了某种无尽的距离；对邻近的人事不可能有同情。”“自古希腊以来，第一次重拾完美的英雄这一悲剧传统。”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两句话亦是理解和思考《被拯救的威尼斯》的起点。

当今，恶以显性存在于我们四周，但我们智识资源的缺乏使得我们难以充分地把握住它。我们所面对的信息中充斥着集中营、恐怖袭击和极端人类苦难的照片和影像，可当我们问及何为根本的恶时，我们却失语了，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去描述它。伯恩斯坦试图去发掘恶与人类责任的意涵。他转向哲学家康德，正是他发明了这个概念，他还向黑格尔和谢林求索。他检视了弗洛伊德和尼采对伦理之恶的思考。最终，他为了把握“奥斯维辛之后”的恶，转向了三位战后思想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汉斯•约纳斯，以及汉娜•阿伦特。
理查德•伯恩斯坦的著作受到实证主义的感召，避免术语堆砌的同时在分析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又深远地扎根于欧洲大陆的哲学传统，可谓代表了美国哲学流派的最高峰。在我看来，伯恩斯坦是当今哲学辩论的一声强音，不仅富于理智，而且富于人性。
——西蒙•克里奇利，埃塞克斯大学理论研究中心

本书的表述形式是一系列的劝戒和箴言（以简洁易记的语句概括教诲的关键要领），对象是开明的统治者。其中的“基督教教义”其实只是它对于领袖和法治所赋予的高度的道德地位。
在本书中，伊拉斯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马基雅维利力图教导攫取权力的统治者，如何才能最好地维持这份权力。而伊拉斯谟却直言不讳地赞同欧洲的世袭王室，明确指出，打乱现行秩序会引发分岐，不利于社会整合，代价过于高昂，因此难以考虑。统治者的臣民只有遭受赤裸裸的暴政，才有正当理由发起政治挑战。基于这种对于现状的认可与支持，伊拉斯谟在本书中为自己设下的问题是：如何确保那些世袭王位的统治者受到正确的教育，以便公正而仁慈地进行治理，使君主之治理永远也不传统沦为压迫。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卢梭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两人同一营垒，却在1758年打了一场笔仗。本书将两位学者的文章一并译出，帮助读者能够对照阅读，全面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双方不同的观点，从中得出可供我们思考的话题。在卢梭的著作中，这篇《致达朗贝尔的信》把卢梭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与美学观结合的最密切，用语最通俗易懂，所举例证最简明和具体，容易为公众所理解。

在《卢梭与休谟》一书中，畅销书作家大卫·埃德蒙兹和约翰·艾丁诺保持了其一贯的行文和叙事风格：构思精巧、史料淹博、文辞华美。他们不仅以细致、生动而敏感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休谟与卢梭这两位启蒙巨人由惺惺相惜到公开决裂，并进而引发了一场震惊并席卷整个“文人共和国”的“笔战”的完整过程，而且还通过引证大量的私人信笺和文献材料来揭示这个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文坛讼案”背后冷酷的人性现实。
就此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有关“同情、背叛、怨怒和报复”的故事。但我更愿意将“卢梭—休谟之争”理解为一种象征性的隐喻。它喻示着整个“文人共和国”的内在紧张，喻示着两种启蒙心性的龃龉，喻示着古与今的对垒，喻示着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卢梭感性、热烈而多变，而休谟则理性、清明而恒定；卢梭行文铺张、雄恣、奇诡如海洋，而休谟则行文节制、平易、温煦如和风；卢梭崇尚一种简朴、孤寂、内省的生活，而休谟则追求一种文雅、合群、行动的生活；卢梭不屈不挠地高声控诉“商业文明”所带来的依赖、伪善、算计和腐化，而休谟则声嘶力竭地大声称颂“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自由、文雅、富足和人道。
在评价伏尔泰和卢梭之争时，休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正如维吉尔所描述的达雷斯和恩特鲁斯之间的对决，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位斗士正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个人的快活、优雅和冷嘲热讽，恰与另一个人的雄力与热烈形成绝妙的对比。”
在某种意义上，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卢梭—休谟之争”，因为它同样无关乎对错，而只涉及风格。

《主体解释学》内容简介：如果我是画家，要给福柯画一幅人物肖像，那我一定挺犯难的。因为福柯善变，在思想方面，尤其如此。这倒应了“人”一词的拉丁文原意，即“人”（persona）是透过（per）面具发出的声音（son），换言之，人是隔着面具说话的。综观福柯复杂多变的一生，他不仅如此，而且还不时变换着面具，发出不同的声音。
福柯是个腼腆的人，平日话不多，也不善交际。据说当年在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教书时，他与德勒兹、利奥塔等人都是同事，而且办公室也紧挨着，但是相互之间却绝少串门、聊天。其实，福柯喜静，爱呆在很少有读者光顾的索尔舒图书馆里查阅档案资料，读书与记笔记。有时疲劳了，他就出去遛大街，碰上熟人，也只是寒暄几句，然后又回去工作。这种工作狂的作风是巴黎高师培养出来的，它一度让少年福柯精神几近崩溃，两度试图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