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是时政类超级畅销书。

《治国策》成书于1091年或1092年。尼木姆•默尔克服务于萨尔柱人，后者是中亚、伊朗和两河流域的统治者，马利克沙在统治后期，命波斯官员写一本有关统治术的书，于是有了尼木姆•默尔克这本《治国策》。在书中作者提出了对塞尔柱帝国的政治、经济、司法和宗教的看法和建议。

本卷的主题为政治哲学，共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篇文献为《孟德斯鸠与卢梭》；第二篇文献则是根据涂尔干专门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讲义整理而成，为《社会主义与圣西门》；在最后一部分中，编选了涂尔干所发表的专论政治理论和政治问题的书评、笔记、论文和讨论等。
本书为《涂尔干文集》的第五卷，主题为政治哲学，第一篇文献为《孟德斯鸠与卢梭》，由两部分组成：《孟德斯鸠对社会科学兴起的贡献》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两篇文献中，涂尔干的立论都试图暗示：社会学的肇端应该追溯到孟德斯鸠和卢梭有关“法”的理论。
第二篇《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根据涂尔干的课程讲义整理而成，核心论题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差别，由这一差别可以引出两者在起源、样态、社会建构的形式和方向上的根本差别。
本书为研究涂尔干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不可或缺，通过考察他对卢梭和孟德斯鸠思想的诠释和对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检视得以更全面和透彻的理解涂尔干的思想，并且本书的翻译水准很高。

施特劳斯在1965至1966年间的讲课，或许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论法的精神》的理解——迄今，坊间对此书的印象，大多仍停留在“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这一命题。擅长文本细读功夫的施特劳斯，带领着美国学生们研读这一作品，将孟氏的巨著视为政治哲学作品来严肃对待。与此同时，施特劳斯也延续了向来的授课风格：少给定论，多给问题。在讲课中，他努力启发学生们思考：《论法的精神》何以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之作？它如何隐秘地颠倒了西方传统政治学的考察方式？对德性与自由的新理解，又如何为现代人的政治生活设下困境……

《法哲学》一书充分表现了黑格尔的“資产阶級与貴族阶級联合”专政的根本政治立場，也就表現他在德国当时“半封建半官僚的专制政治”的条件下，多少吸收了一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来“贊助中等阶級”，亦郎贊助当时德国新兴的、比較軟弱的資产阶級的傾向。这书的保守之处主要表現在黑格尔是以君主、貴族为这个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导方面。《法哲学》分为：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部门。

全书以“中国”及其“现代”为核心关怀，讨论的多是90年代以来社会急遽转型中经济全面市场化、消费主义盛行、社会阶层结构性重组和知识群体明显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知识思想的状况与问题；同时对60年代末期以来，东西方均逐渐强化的“去政治化”过程所导致的政党政治的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
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