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对苏联解体原因及当代俄国改革进程进行全面深入的文化审视和系统分析 的著作。
作者从理论上对意识操纵的理论和方法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意识操纵是对社会的“文化核心”的人侵。

★ 时隔20余年再版的政治学经典名著
★ 关于美国官僚体制如何运作，以及为何如此运作的经典研究指南
【本书获誉】
威尔逊是我们的韦伯，本书是他的综合性论著……作者笔调轻快但也不留情面且异常严肃地探寻了如何让一个国家运转的动因。——丹尼尔•P.莫伊尼汉，美国参议院
在对各级官僚政府的有趣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审视方面，本书堪称是个宝库。——R.科尔特•柯克伍德，《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对于那些尝试了解美国国家管理的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本书无疑是不二之选。——亚伦•韦达夫斯基，《洛杉矶时报书评》
精明的和创造性的综合推理，下笔千言，行文流畅，字里行间蕴含丰富的、引人注目的洞察力。——玛莎•德斯克，弗吉尼亚大学
威尔逊是一位思路非常清晰的思想家。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没有其他人能对如此纷杂的政府机构精通至此。——汤姆•彼得斯，《华盛顿人》
【内容简介】
詹姆斯•Q.威尔逊在掌握大量史料以及结合自身数十年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以通俗、简明的方式阐述了一种关于官僚机构行为的理论，呈现了美国诸政府机构——如美国军队、监狱系统、林务局、缉毒局、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环境保护局、社会保障总署、联邦贸易委员会等，以及国会、总统和法院系统——如何运作以及为何如此运作的生动图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美国官僚体制的重要且经典的研究指南。
【编辑推荐】
本书英文版第一次出版于1989年，国内曾在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译者为张海涛等，译为《美国官僚政治：政府机构的行为及其动因》，属资中筠主编的“美国研究丛书”之一。此次的译稿是在2000年英文版的基础上翻译而成，收录了作者最新撰写的序言。作为美国官僚体制、政府组织机构研究的重要著作，上一本中文版距今已有二十余年，因此有再版之必要，而在新的序言中作者也介绍了过去20世纪最后十年中美国未改善政府机构管理所做的最新努力。

21世纪公民必修课 | 应维护司法独立，还是为了时代所需屈就于政治强人？
白宫版“权力的游戏” | 当三权分立变为三权分裂，美国政坛的巅峰权力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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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林顿眼中最雄辩的史学家，罗德学者生涯代表作
☆ 颠覆罗斯福伟人形象，普利策得 主盛赞：一整代人才会出现一次
☆ 《纽约客》《纽约时报》年度之书，美国众媒齐声褒奖
☆ 入围“绿包奖”，被《九人》作者图宾誉为“21世纪公民必修课”
☆ 启发当下的及时雨，法学泰斗理查德·波斯纳罕见推荐：来得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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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股市暴跌，银行倒闭，失业率飙升。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上任总统后开始实施一系列新政，改善民生经济。
1935年，最高法院在多个判决中阻击新政，削弱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新政严重受挫。
1936年，罗斯福以绝对优势连任总统，登上权力的巅峰，开始酝酿反击最高法院，一场最高领袖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对决就此展开：报刊和电台煽风点火，国会陷入没完没了的争吵，罢工和暴力事件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海外法西斯势力崛起，有关罗斯福将通过干预司法以实现独裁统治的谣言四起，民主制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通过研究大量的手稿、信件、从未出版过的日记，以及对各种司法记录和新闻报道的详细调查，杰夫·谢索再现罗斯福、白宫幕僚、大法官、议员、政治投机分子、媒体大亨等人物，重绘193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的真实面貌，全面展示美国政府三大分支之间极具张力、互相制衡的角斗。
美国，这个三驾马车齐驱的国家，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是应为了时代所需而屈就于政治强人，还是维护司法体系的尊严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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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权力》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与我们这个时代息息相关。杰夫·谢索是他那一代人中最雄辩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对总统一职以及政治、原则与个人性格这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这部了不起的著作中做出了栩栩如生的描述。——比尔·克林顿，第42任美国总统
这本书来得正是时候，对我们当下的经济形势及其政治问题都有很大的启发。同时，它读起来也十分精彩。任何对罗斯福、新政、1930年代、国会、总统、大萧条、法官、最高法院或宪法感兴趣的人，都会对本书爱不释手。 ——理查德·波斯纳，美国法学界权威
杰夫·谢索有着小说家的眼力、历史学家的谨慎及博客作者的精力。《至高权力》令人赞叹地重现了一场20世纪的重大政治和法律斗争。富兰克林·罗斯福填塞法院计划的故事是21世纪的公民必须接受的教育。——杰弗里·图宾，《九人》作者
一整代人才会出现这么一部开创性作品，对一个众人熟知的历史事件重新进行重要解读。谢索笔下这个罗斯福填塞法院计划的故事，就如同从未被写过一样。这部历史著作相当了不起。——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普利策奖得主
谢索成功还原了这次大辩论的氛围，即使是那些已经知道此事结果的读者，也很难不去感受这场对决的硝烟。——《纽约时报》
引人入胜，高度精准。——《纽约客》
谢索给一场旧时的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体现了智慧的交锋，读来让人心潮澎湃，是数年来有关最高法院的最为精彩有趣的著作之一。——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一部令人心潮澎湃的政治史，将一段法律与政治交缠的历史讲述得栩栩如生。这本书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政治生涯中的最重大失败做出了权威的叙述。——《哈佛法学评论》
谢索详尽的研究和娴熟的写作技巧使得本书读来轻松愉悦。书中的故事定会吸引住政治迷们。连好莱坞编剧也无法写出比这更戏剧性的结局了。——《华盛顿时报》
谢索是个绝妙的讲故事好手，他使读者置身于那场宪法斗争的关键场景中——宣读重要判决的法庭、罗斯福及幕僚酝酿填塞法院计划的烟雾缭绕的会议室、正反两方争夺立法优势的国会大厅，因而让书中情节栩栩如生。——《波士顿环球报》

拉塞尔·柯克所著的《保守主义思想》可以称得上是对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从立意构思，到对保守主义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的选取，它在每一方面都做得极为出色，并借此开启了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
这本书着力清理保守主义思想谱系，其内容可以概述为：以保守主义思想脉络的缕析为轴心，前以保守主义思想核心的凝练概括为导引，后以保守主义面对衰颓的当代复兴为支援，从而为保守主义绘制了一幅由史及论的完整图景。作者柯克亦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赋予保守派以身份”的思想家。
它并不是党派行动指南，而是试图界定“保守”和“保守主义”，梳理保守主义者们关于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原则。或者更具体一些，是想探讨英国和美国保守主义的精神何在；英格兰和美国具有什么样的共同观念体系，让那些有着保守天性之人能够持续抵制法国大革命肇始的激进理论和社会变革。
简言之，这是一本有着历史叙事面目，但旨在凸显保守主义思想实质的作品。探讨了保守主义的各种观念，并查验它们在当时及后来混乱和剧变时代的有效性。

现代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兴起、文艺复兴的改革、科技发展和启蒙运动都被划归为“现代早期”。人们对于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历史事件都存有争议，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它在西方历史中留下了无与伦比的丰厚政治遗产。自由、平等、财产、人权、革命等概念皆生成于这一时期，在动荡的岁月中不断影响和形塑今天的政治话语。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中，路德、加尔文、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思想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命题，更是对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回应，在西方历史中留下了无与伦比的丰厚政治遗产。作者以比剑桥学派更加宽泛的语境主义研究路径，梳理了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间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

我们的时代或许可被成为“暴力时代”，因为无论是在书籍报刊、影视作品还是互联网中，都充斥着各种现实或虚构的对暴力的呈现。但我们所说的“暴力”到底是什么？它能为人们带来什么？它的界限又在哪里？
伯恩斯坦试图在本书中回答这些问题，通过考察施密特、本雅明、阿伦特、法农、阿斯曼这五位学者探讨暴力问题的著作，他深入分析并反思了他们对非暴力的重要性的论证，以及对特殊情况下的暴力的辩护。伯恩斯坦指出，并不存在判定暴力正当性的普遍标准，应对这个问题的可行方案，是建构允许自由公开的讨论，让个体意见得到表达和倾听的公众环境。
★ 拨开现代社会纷繁暴力乱象的迷雾
★ 探究“人们为何热衷相互伤害”的思想根源
【专家推荐】
本书对“暴力与非暴力”这个看似棘手的问题做了深入探究，他的作者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鉴于此，我相当推荐这本著作。
——西蒙•克里奇利，社会研究新学院
没有人能像理查德•J. 伯恩斯坦这样，与过去和现在的思想家进行如此有深度的对话。这是一场精妙绝伦而与时俱进的阐释学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若干新的视角，用以理解暴力现象，以及它与公共权力和自由的关系。
——赖纳•福斯特，歌德大学

【内容简介】
一个政客，希特勒，加上一个民族，德国人，如何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整个大陆的面貌，这一点至今成谜，但是，德国的力量其实比人们普遍认知中的要有限。拿犹太人为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热衷合作，纳粹分子不可能达成最终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 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犹太人的存活也是无法想象的。对于德国纳粹，“二战”时的欧洲不论是国家政府、地方机构，还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机下，选择被动顺从、主动合作或是奋起抵抗。
在本书中，广受称赞的历史学家伊斯特万•迪克探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作者通过德国占领下的以及苏联、意大利和其他军事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的经历，考察了这三个主题。他们面临着诸多道德和伦理困境，是与占领者合作呢，是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以求幸存呢，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抵抗者呢？大多数人根据战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选择了所有这三种情况。
作者讨论了在残酷的战争之后对那些切实的或可疑的战争罪犯以及战时合作者的肃清，这主要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暴力、驱逐，以及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和其他许许多多地方法庭上进行的司法审判。本书旨在帮助我们理解战时和战后的种种道德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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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争摧毁了人性，还是人性引燃了战争？
本书不希望给你一个答案，只希望与你一起思考，一起审问欧洲！
审问欧洲，审问的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而是历史。历史即使没有正义，也是寻求正义的最佳工具。每个对“二战”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的一本书。
战争中的强弱、胜败，以及法律和道德意义上是非、对错，都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基于生存本能和利益权衡，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家庭、个人，在战争过程中的行为和态度，都是变化多端，而没有绝对的公理或正义可言。所谓朝秦暮楚、身在曹营心在汉、见风使舵、两面三刀，告密、背叛、出卖、投敌，等等，既暴露了人性的阴暗面，也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人类社会的危机。政治上对立的阵营，民族间由来已久却并非渊源有自的仇恨，极权的疯狂和灭绝人性的残酷，芸芸众生颠沛流离的命运以及茫然无所适从的哀鸣或者山呼，詈骂或者幽怨……在动荡、战乱的世界里，穷者无安身之所，达者无立命之地，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本书特色在于：
（1）作者作为二战的亲身经历者，以及欧洲史、二战史的研究专家，对二战时期及战后的历史事件、人物一一做了详细的分析和入木三分的剖判，在如此沉痛的话题下隐藏的心愿无非是和平，以及“一个崭新、统一和更好的欧洲”！
（2）既往学者和欧洲各国人民，针对战争罪行竭力为自己辩护，在战争的胜利以及取得胜利的英勇斗争方面却极力给自己脸上贴金。作者跳出这一“罗生门”式困境，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以及最后的胜利都是所有人的“责任”，和平与团结、发展也取决于每个人的努力。应该被审判的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而是历史；值得被期待的也不是谁之正义或何种公理，而是未来。正如本书评论者、著名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所言：“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无论是在大西洋的彼岸（欧洲），还是此岸（美国）。”
（3）本书的写作，缘起于作者的一位亲人（其姐夫）在战争中的抵抗斗争及其导致的结果。这段真实的故事使作者感到的道德困惑，不亚于著名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虚拟的经典案例：一个年轻人到底应该上战场保卫国家，还是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母亲？作者以历史学家的立场和眼光，思量了同样的哲学问题：在战争与人性面前，何谓责任？何谓恰当的行为？这几乎是无解的问题，然而它就像战争一样——战争摧毁了人的身体和物质环境，战争造成的道德困境摧毁了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正如本书序作者诺曼•M.奈马克教授所言：“迪克的作品背后有着强烈的道德热情。”也许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历史中，我们都需要这样一种热情——对于真理的探寻所必要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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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媒体推荐】
只要深入研究，任何对“二战”中的民族道德所做的非黑即白的评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的，希特勒和那些“坏家伙”败了，一个新的、更加文明的欧洲从往日的瓦砾和灰烬中重生。但是，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与战场上的硝烟和国际政治上的筹谋相伴相生的，是一出又一出意料之外的曲折命运，极具讽刺意味。《审问欧洲》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述欧洲人亲历的“二战”，令作者伊斯特万•迪克（István Deák）脱颖而出，也令本书显得尤为重要。
——诺曼•M.奈马克（斯坦福大学东欧史讲座教授）
迪克是东欧和中欧研究的伟大开拓者……在这部书里，他汇集了大量占领时期的道德难题，就像那些杰出的人如斯托拉以及不是那么勇敢的大多数人所遭遇的一样。它联结起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对立双方的经验：东方和西方，被占领方和合作方，以及左派和右派。他的主要案例都关涉到今天：在西方民主制度看起来被削弱时，欧洲情愿与纳粹势力达成和解。一个关于欧洲国家的政治迷思即是，它们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教训。本书指出，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无论是在大西洋的彼岸，还是此岸。
——蒂莫西•斯奈德（耶鲁大学东欧史教授）
伊斯特万•迪克带领读者对欧洲历史上一段黑暗岁月的一些最黑暗的方面进行了全盘检视。他绝不迎合民族神话和未经检验的关于民族美德的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迪克所写的，是人类给自己造成的大灾难之一。书中诸多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和令人深感悲痛的行为案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论断。
——《纽约书评》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对于18世纪后期的执政者和有产阶级而言，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那些年他们被强烈的焦虑缠绕。君主及其臣子生活在对叛乱的持续恐惧中，认为他们的权力和性命都处于危险之中。在他们自己偏执的想法推动下，他们选择通过监控网络、暴力手段和秘密警察镇压所有的威胁和叛乱，无论这些威胁和叛乱是真 实的还是虚幻的。从此，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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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影恐惧》中，屡获殊荣的历史学家亚当•查莫斯基认为，旨在防止动乱的严厉措施产生了灾难性的和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些措施激起了那些他们想要去镇压的叛乱。到这一时代结束的时候，在整个欧洲大陆，恐怖运动的第一次萌动已然十分明显。欧洲君主们的担心终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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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恐惧》探索这个麻烦不断而又引人入胜的时代，从埃德蒙•伯克到玛丽•雪莱的政治家和文化领袖被迫选边站，他们要么支持，要么反对蕴含在新生全能集权国家中的反革命精神。这个时期的政治动荡形势将直接导致1848年的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秩序的崩塌。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政治妄想时代的遗产之下。这些怀疑和镇压的狂暴岁月是欧洲历史接下来发展的关键。在查莫斯基对这段专横的历史时刻的记载中，绝望的君主逼着世界走上了革命、恐怖和世界大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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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才华和原创力。——《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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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莫斯基的写作极富天赋，充满奇思妙想，尤其擅长讲述关于俄罗斯的故事。——《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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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莫斯基对荒谬的审查制度和无能警察的敏锐观察及其精彩刻画，定会让读者停不下来。——《现代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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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莫斯基展示了暴政是怎样带来这些触目惊心、荒诞无稽的可怕结果……这是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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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讲述了一段）从1789年到1848年国家管制在欧洲日益加强的历史……从作者对国家审查、监视、暴行的客观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查莫斯基对于政治史和国际关系令人印象深刻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是这些暴政本身最终引来了不断的革命反抗。——《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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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经勤勉研究、完美撰写的学术著作论点丰富，让人十分信服。亚当•查莫斯基为反动的欧洲正统王朝专制提供了确凿的案例，华丽的贵族式辞藻也恰如其分地将其表现了出来。他在这个过程中将一整队不可侵犯的人物带进了历史的屠宰场。毫无疑问，这是一段修正主义的历史。
——安德鲁•罗伯茨，著有《战争风云: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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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查莫斯基凭借独有的资质，优雅地剖析了紧接着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偏执、疑惧和阴谋论。他描绘出这个年代里现代警察国家的诞生，欧洲专制主义的起源以及后来我们所谓的阶级斗争的起点。《幻影恐惧》是一部及时的原创性历史书，它是一部通往过去的指南，同时也让人对当今有所反思。
——安妮•阿普尔鲍姆，著作《古拉格：一部历史》，获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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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重要著作。《幻影恐惧》具有学术性，文字优美而富有趣味，在纵览革命时代的反动欧洲过程中，几乎每一页都有令人赞叹的洞见。
——奥兰多•菲吉斯，著有《俄国革命史:189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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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吸引力……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细节和鲜明的旁白。亚当•查莫斯基像宫廷舞会的舞者一样书写：优雅、高贵、技艺精湛、步履稳健。
——英国《旁观者》杂志

作为《百年战争》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本书详述了英格兰人那漫长而充满暴力的尝试——他们试图肢解欧洲强大的国家；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征战，则造就了欧洲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个篇章。本书从1328年法王查理四世的葬礼开始，追溯了百年战争的脉络，内容则一直延续到1347年加来守军投降为止。通过字里行间的描述，我们得以回溯战争早期爱德华三世蒙受的羞辱以及他所取得的胜利：斯卢伊斯海战、克雷西之战与加来围城战。正是借由这些会战，爱德华三世首次获得了伟大军事领袖的威名，而他的部下们也由此被誉为那个年代残酷和高效的战士。
《战争的试炼》中记载的那些事件，都源自一个关乎英法两国国运的关键时期——沃尔夫森历史奖得主、历史学者乔纳森·萨姆欣将为您揭开这段传奇历史。
在欧洲中世纪，英法百年战争是一部激烈、漫长而且曲折离奇的历史。英国和法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塑造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身份。沃尔夫森历史奖得主乔纳森·萨姆欣教授的这部巨著以宏大的视角、丰富的细节为世人展示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百年战争》这部巨著共有五卷，二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了前四卷，本书为第一卷。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是时政类超级畅销书。

《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2版）》是一本最好的地缘政治学专著。地缘政治学是关于世界主要地区政治地理变动的事实知识，包括它们在历史上以及当前的相互关系，它是一种全景式的世界观察。在索尔·伯纳德·科恩的地缘政治学中，均衡，而不是转变，才是治国策略的一目的。最深刻的是，科恩暗示，在全球化的时代，战略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增长为已经是(或者可能成为)大国冲突地带的地缘政治区或破碎地带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后者成为潜在的一体化区或门户区。为此，将需要具有想象力的外交方式。索尔·伯纳德·科恩深邃的地缘政治智慧为其学说提供了坚固的知识基础。

◆最具勇气的大屠杀写作经典，揭露一段尘封60年的惊人往事，颠覆主流“二战”史观念
◆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如侦探小说般丝丝入扣的历史著作
◆乔治·斯坦纳、托尼·朱特、波兰前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一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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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41年的一个夏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所有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共计1600人，仅7人幸存。镇上的犹太人被棍打、溺毙、烧死，这一系列恶行并非出自抽象的“纳粹”，而是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他们的邻人。
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犹如一本侦探小说，7月那一天发生的事被一步步复原和重构。格罗斯在本书中以“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为讨论核心，揭开了人类现代史上公认的受害者波兰人在极端环境下残暴的一面，也引导我们思考普遍潜伏的危险：人类的兽性在何种情况会被激发？为何会有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民族失败和黑暗的历史？
本书为我们反思历史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立场，它是几十年来关于波兰—犹太关系最重要的研究，亦是大屠杀写作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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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学者推荐】
对战争引发的人类兽性的重要论述。
——《纽约时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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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永远不会终止……仇恨就这样在人类本性中渐渐根深蒂固，随时可能再次爆发。《邻人》就是给我们的预警。
——《洛杉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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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人》是一本真正具有先锋性的著作，是大师级历史学家的杰作。杨·格罗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震人心魄的悲剧故事，他讲故事的技巧、对叙事的把握都炉火纯青。本书已经在波兰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反响，它凭借一己之力，强行撬开了波兰现代史上紧闭的、沉痛的一章。但《邻人》并不仅仅是关于波兰的，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种族问题做出了激动人心的反思。没有哪个经历过或研究过20世纪的人，能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
——托尼·朱特，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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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揭露了一个被尘封了60年的惊人故事，也在波兰开启了一轮新的自我反省。但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普通人”为何会突然心甘情愿地变成“刽子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从“民族性”的历史中学到什么？让当代人为前几代人犯下的过错承担一定责任，还是抱着“父债子还”的观念让子女因其父辈的罪过遭到报应，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我们应如何画定？对于这些问题，杨·格罗斯没有轻率地做出回答，但他所讲述的故事让我们以新的视角、新的立场来思考它们。
——戴维·恩格尔，纽约大学历史系希伯来与犹太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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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宽泛的“二战”时期犹太大屠杀问题来看，还是从波兰社会对大屠杀之反应这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来看，《邻人》都无疑是这十年来我所读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本书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以炉火纯青的叙事展现出来。我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仍对其中描写的事件震惊不已，同时又对作者在处理这个沉痛、艰难、复杂的主题时所展露出的智慧与技巧感到由衷敬佩。
——安东尼·波隆斯基，波兰犹太史学者、布兰戴斯大学犹太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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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邻人》是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杨·T. 格罗斯的代表作，一经出版就在波兰和英语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
◆本书已在德、意、荷、西、法等多国出版，曾入选美国国家书评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最终决选书单。
◆本书颠覆了长久以来的主流史学观点，质疑“二战”期间波兰人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二战”史上的“弱者”波兰人，也自发性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其残忍程度，有时更甚于纳粹。
◆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写法，本书更像是一起残忍谋杀案的调查报告，一本追究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的侦探小说，叙述的故事性和画面感极强，层层递进，引导读者逐步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