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宣布了作者的彻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般的哲学观点，声称宇宙是由物质的微粒构成，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物质永恒存在，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所能消灭，一切物质都于运动状态中。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腐朽 ，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地志，服从他的判断。第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旨在否认自成一统的教会，抨击教皇掌有超越世俗政权的大权。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罗马教会，大量揭发了罗马教会的腐败黑暗、剥削领婪的种种丑行劣迹，从而神的圣洁尊崇，教会的威严神秘，已经在霍布斯的笔下黯然失色。

新　工　具
序　言
有些人自认把自然界的法则作为已被搜寻出来和已被了解明白的东西来加以规定，无论是出于简单化的保证的口吻，或者是出于职业化的矫饰的说法，都会给哲学以及各门科学带来很大的损害。因为，他们这样做固然能够成功地引得人们相信，却也同样有效地压熄了和停止了人们的探讨；而破坏和截断他人努力这一点的害处是多于他们自己努力所获得的好处的。另一方面，亦有些人采取了相反的途径，断言绝对没有任何事物是可解的——无论他们之得到这种见解是由于对古代诡辩家的憎恨，或者是由于心灵的游移无准，甚至是由于对学问的专心——他们这样无疑是推进了理性对知的要求，而这正是不可鄙薄之处；但是他们却既非从真的原则出发，也没有归到正确的结论，热情和骄气又把他们带领得过远了。较古的希腊人(他们的著作已轶)则本着较好的判断在这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对一切事物都擅敢论断，另一个极端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敢希望了解——之间采取了折中的立场。他们虽然经常痛苦地抱怨着探讨之不易，事物之难知，有如不耐性的马匹用力咬其衔铁，可是他们仍毫不放松尾追他们的对象，竭力与自然相搏；他们认为(似乎是这样)事物究竟是否可解这个问题不是辩论所能解决的，只有靠试验才能解决。可是他们，由于一味信赖自己理解的力量，也不曾应用什么规矩绳墨，而是把一切事物都诉诸艰苦的思维，诉诸心灵的不断动作和运用。
至于我的方法，做起来虽然困难，说明却很容易。它是这样的：我提议建立一列通到准确性的循序升进的阶梯。感官的证验，在某种校正过程的帮助和防护之下，我是要保留使用的。至于那继感官活动而起的心灵动作，大部分我都加以排斥；我要直接以简单的感官知觉为起点，另外开拓一条新的准确的通路，让心灵循以行进。这一点的必要性显然早被那些重视逻辑的人们所感到；他们之重视逻辑就表明他们是在为理解力寻求帮助，就表明他们对于心灵的那种自然的和自发的过程没有信心。但是，当心灵经过日常生活中的交接和行事已被一些不健全的学说所占据，已被一些虚妄的想象所围困的时候，这个药方就嫌来得太迟，不能有所补救了。因此，逻辑一术，既是(如我所说)来救已晚，既是已经无法把事情改正，就不但没有发现真理的效果，反而把一些错误固定起来。现在我们要想恢复一种健全和健康的情况，只剩有一条途径——这就是，把理解力的全部动作另作一番开始，对心灵本身从一起始就不任其自流，而要步步加以引导；而且这事还要做得像机器所做的一样。譬如，在机械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赤手从事而不借助于工具的力量，同样，在智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也一无凭借而仅靠赤裸裸的理解力去进行工作，那么，纵使他们联合起来尽其最大的努力，他们所能力试和所能成就的东西恐怕总是很有限的。现在(且在这个例子上稍停来深入透视一下)我们设想有一座巨大的方塔为了要表彰武功或其他伟绩而须移往他处，而人们竟赤手空拳来从事工作，试问一个清醒的旁观者要不要认为他们是疯了呢?假如他们更去招请较多的人手，以为那样就能把事情办妥，试问这位旁观者岂不要认为他们是疯得更厉害了么?假如他们又进而有所挑选，屏去老弱而专用精壮有力的人手，试问这位旁观者能不认为他们更是疯到空前的程度了么?最后，假如他们还不满足于这种办法而决计求助于体育运动的方术，叫所有人手都按照运动方术的规则把手臂筋肉抹上油，搽上药，前来办事，试问这位旁观者岂不要喊叫出来，说他们只是在用尽苦心来表示自己疯得有方法、疯得有计划么?而人们在智力的事情方面亦正是这样来进行的——也正是同样作发疯的努力，也正是同样求无用的并力。他们也是希望从人数和合作中，或者从个人智慧的卓越和敏锐中，得出伟大的事物；是的，他们也还曾力图使用逻辑来加强理解力，正如用运动方术之加强筋肉。但是他们的一切这些勤苦和努力，在一个真正的判断说来，只不过是始终使用着赤裸裸的智力罢了。实则，每一巨大的工作，如果没有工具和机器而只用人的双手去做，无论是每人用力或者是大家合力，都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提出这些前提之后，我还有两件事情要提醒人们不要忽视。第一点，当我想到要减少反对和愤慨，我看到可幸的结果是，古人们所应有的荣誉和尊崇并未由我而有所触动或有所降减；而我是既能实现我的计划又能收到谦抑的效果的。假如我是宣称与古人走同一道路，而我却要产出较好的事物，那么，在我和古人之间就必然会在智慧的能力或卓越性方面发生一种比较和竞赛(无论用什么技巧的词令也是不可避免的)。虽说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合法或什么新奇之处(如果古人对于什么事物有了错误的了解和错误的论定，我又为什么不可使用大家所共有的自由来和它立异呢?)但是这一争论，不论怎样正当和可恕，以我的力量来自量，终将是一个不相匹敌的争论。但是，由于我的目的只是要为理解力开拓一条新路，而这条新路乃是古人所未曾试行、所未曾知道的，那么情事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门户派别的热气是没有了；我只是作为一个指路的向导而出现，而这又是一个权威很小的职务，依赖于某种幸运者多，依赖于能力和卓越性者少。这一点是仅关于人的方面的，就说到这里。至于我所要提醒人们的另一点，则是关于事情本身的。
希望大家记住，无论对于现在盛行的那种哲学，或者对于从前已经提出或今后可能提出的比较更为正确和更为完备的哲学，我都是绝不愿有所干涉的。因为我并不反对使用这种已被公认的哲学或其他类似的哲学来供争论的题材，来供谈话的装饰，来供教授讲学之用，以致来供生活职业之用。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公开宣布，我所要提出的哲学是无甚可用于那些用途的。它不是摆在途中的。它不是能够在过路时猝然拾起的。它不求合于先入的概念，以谄媚人们的理解。除了它的效用和效果可以共见外，它也不会降低到适于一般俗人的了解。
因此，就让知识中有双流两派吧(这会是对二者都有好处的)；同样，也让哲学家中有两族或两支吧——二者不是敌对或相反的，而是借相互服务而结合在一起的。简言之，有一种培养知识的方法，另有一种发明知识的方法，我们就听其并存吧。
谁认为前一种知识比较可取，不论是由于他们心情急躁，或者是由于他们萦心业务，或者是由于他们缺乏智力来收蓄那另一种知识(多数人的情况必然是这样)，我都愿意他们能够满其所欲，得其所求。但是如果另外有人不满足于停留在和仅仅使用那已经发现的知识，而渴欲进一步有所钻掘；渴欲不是在辩论中征服论敌而是在行动中征服自然；渴欲寻求不是那美妙的、或然的揣测而是准确的、可以论证的知识；那么，我就要邀请他们全体都作为知识的真正的儿子来和我联合起来，使我们经过罪人所踏到的自然的外院，最后还能找到一条道路来进入它的内室。现在，为使我的意思更加清楚并以命名的办法来使事物变得熟习起见，我把上述两种方法或两条道路之一叫作人心的冒测，而另一个则叫作对自然的解释。
此外，我还有一项请求。在我自己这方面，我已决定小心和努力，不仅要使我所提出的东西是真实的，而且还要把它们表达得在不论具有怎样奇怪成见和奇怪障碍的人心之前都不粗硬，都不难受。但对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说没有理由(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学术和知识的复兴工作当中)要求人们给我一种优遇作为报答，而这就是：假如有人要对我的那些思考形成一种意见和判断，不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观察，或者是出于一大堆的权威，又或者是出于一些论证的形式(这些形式现在已经取得了像法律一样的强制力)，我总请他不要希望能够于顺路一过之中来做这事；请他要把事情彻底考察一番；请他要把我所描写、所规划的道路亲身小试一下；请他要让自己的思想对经验所见证的自然的精微熟习起来；还请他要以适度的耐心和应有的迟缓把自己心上根深蒂固的腐坏习惯加以改正：当这一切都已做到而他开始成为他自己的主人时，那就请他(假如他愿意)使用他自己的判断吧。

斯宾诺莎（1632—1677）是荷兰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理性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知性改进论》是斯宾诺莎最早的一部著作，篇幅不大，副标题为“并论最足以指导人达到对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斯宾诺莎在书中探讨了寻求知识的途径和方法，指出真理和实在的系统一贯性，并力图把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的力学和数学的精神推广应用到研究存在的认识的整个领域。

本书内容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1663-1671年的“哲学作品”；第二部分标明为1677-1702年“莱布尼茨尼反对笛卡尔及笛卡尔学派”；第三部分则为1684-1703年的“哲学论文”。本书各篇为第三部分的后半即Ⅴ至Ⅷ各组，其中Ⅴ包括本书中“新系统”本文直至“新系统说明”各篇只是原书“新系统初稿”是放在“新系统”正文之前，而本译则移置其后；Ⅶ包含“说明（四）”至“说明（六）”；包含“说明（七）”至“说明（八）”。

本书是笛卡尔的一部代表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全书分六部分：一、对各门学问的看法；二、作者寻求该方法的几条原则；三、从该方法中引导出的几项行为准则；四、作者用来证明神的存在，人的灵魂存在的理由；五、作者研究过的一系列物理问题；六、作者认为一定要做哪些事情才能使自然研究更进一步，以及促使其撰写此书的理由。本书被公认为近代哲学的宣言书，树起了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大旗。

《第一哲学的沉思》是笛卡尔运用与《谈谈方法》提出的方法原则对上帝、灵魂等形而上学问题所作的更深入探讨。
笛卡尔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是1628年写成的《指导心灵的规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这部著作规定了笛卡尔哲学的发展方向，是他后来一切哲学奥秘的真正发源地。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尔不但将追求全面系统的科学知识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从而将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而且还确定了从方法入手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途径。他认为，关于精神、物质的形而上学知识是必须弄清楚的，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但是要获得可靠的形而上学知识，必须首先确定获得这些知识的正确方法，这是一切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关键。笛卡尔后来的主要著作《谈谈方法》、《第一哲学的沉思》等也遵循了同样的思路。比如《谈谈方法》(全名《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的书名已经清楚表明了该书的主旨；[②]而《第一哲学的沉思》按笛卡尔所说，则是运用与《谈谈方法》同样的方法原则对上帝、灵魂等形而上学问题所作的更深入探讨。

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是一目了然的。要认识原本意义上的贫困，并理解其原因，我们根本不需要精心设计的判断准则、精巧定义的贫困度量和寻根问底的分析方法。那些关于穷人的冗长啰嗦的经院研究，那些使用《李尔王》中诸如“居无定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疲惫不堪”等绘画般的描述，难免会使人感到厌烦。有些事情，就像李尔王告诉瞎子格洛斯特的那样，“一个人不用眼睛看就能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的确，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就是这么一目了然。
但是，并非所有关于贫困的事情都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我们离开极端的和原生的贫困时，对于贫困人口的识别、甚至对于贫困的判断都会变得模糊不清。目前，可供使用的贫穷识别方法有许多种(如生理上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相对贫困等)，不过，每一种方法中都还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另外，要从整体上描绘贫困，还必须超越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因为，要在贫困人口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关于贫困的整体画面，“加总”问题将无法回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很难回答的，贫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无需做太多分析，但其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是一个还远远没有定论的问题。在近期关于饥饿现象原因的研究中，贫困的起因具有特殊重要性。
这本专著所关注的正是这些问题，本书的重点是关于饥饿的一般原因和饥荒的具体原因。第1章从一般意义上引入了基本方法，包括对“权利体系” 分析。之所以在详细论述贫穷概念之前就进行这一分析，是因为“权利方法”是这本著作的核心。第2章和第3章研究了关于贫困的概念和度量问题。第4章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饥饿这一特殊问题。第5章分析“权利方法”。随后几章分析了发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案例：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第6章)、1973至 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第7章)、70年代早期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第8章)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第9章)；第10章是关于“权利方法”的总结，即在具体层面上分析了一般贫困与权利体系的联系。
本书有四个附录。附录A给出了权利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交换权利的公式化分析。附录B借助于一些模型说明了“交换权利失败” (failure of exchange entitlement)在饥荒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附录C研究了贫困的度量问题，详细阐明了已经得到应用和已经提出的各种度量方法。最后，附录D以 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为例，分析了饥荒死亡人口的分布问题。
本书原本是为国际劳工局世界就业计划(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of ILO)准备的。我十分感谢他们的耐心，因为本书的完成比我原来的设想要迟得多。我也衷心感谢费利克斯·波克特(Felix Paukert)等人与我关于收入分配和就业计划的有益讨论。朱迪思·海尔(Judith Heyer)和乔斯莱恩·肯奇(Jocelyn Kynch)对本书初稿的评论也使我受益良多。很多学者都给我提出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建议，他们是：莫胡狄恩·阿拉姆基尔(Mohuddin Alam-gir)、苏底尔·阿南德(Sudhir Anand)、阿塞特·布赫塔克基亚(Asit Bhattacharya)、罗伯特·卡森(Robert Cassen)、迪盘卡·查第尔基(Dipankar Chatterjee)、普拉米特·肖德赫利(Pramit Chaudhuri)、阿米亚·达斯哥普塔(Amiya Dasgupta)、梅纳德·德塞(Meghnad Desai)、约翰·弗莱明(John Flemming)、马戴恩古普尔·古什(Madangopal Ghosh)、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泰仑斯·戈曼(Terence Gorman)、凯斯·戈利芬(Keith Griffin)、卡尔·哈米尔顿(Carl Hamilton)、鲁戈·哈弋(Roger Hay)、朱利斯·霍尔特(Julius Holt)、雷弗·约翰森(Leif Johansen)、J．克里西纳莫第(J．Krishnamurti)、穆库·马加姆达(Mukul Majumdar)、阿肖克·米特拉(Ashok Mitra)、约翰·缪尔鲍尔(John Muellbauer)、苏奇·佩恩(Suzy Paine)、戴比达斯·雷(Debidas Ray)、戴布拉·雷(Debrai Ray)、萨米尔·雷(Samir Ray)、塔班·雷坎德胡利(Tapan Raychaudhuri)、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乔恩·罗宾逊(Joan RobinSon)、苏曼·萨卡（Suman Sarkar)、约翰·希曼(John Seaman)、里翰·索布罕(Rehan Sobhan)、K.苏德拉姆(K.Sundaram)、加罗斯拉夫·瓦尼克(Jaroslav Vanek)和亨利·万(Henry Wan)等。
本书中还引用了我早期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经济和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73、1976)、《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1976、1977)，《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6)、《剑桥经济学月刊》(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7)、《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月刊》(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经济学文献月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1980)和《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附录A到附录C，都使用了一些数学概念和符号，但是，本书的分析基本上是非公式化的。对详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不过、即使不参阅附录，理解本书的主要论点(包括案例研究)也不会有任何困难。由于本书的主题非常重要，我将尽可能使其通俗一些。可以不谦虚地说，在这本专题著作中，我所作出的分析是相当有实际意义的。

《哲学史教程》(下)(精装)的开头篇章在两年前就发表了。经过多次令人不快的延误和干扰之后，此书终于完成，与读者见面了。正如甚至连这种阐述的外部形式也表明的那样，着重点就放在从哲学的观点看最有份量的东西的发展上，即放在问题和概念的历史上。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发展理解为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我们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产生于各种思想路线，而这些思想路线在历史上的相互交织便是我研究的特定的对象。我确信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靠先天的逻辑结构，而只能靠对事实作全面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如果说，在此书的阐述中，看起来古代部分占去了全书相当大的篇幅，这是基于这种信念：如对人类理智的现实作历史性的了解，那么，用希腊精神从自然界和人生的具体现实中所获得的种种概念来陶冶锻炼，就要比自此以后所有人们思考过的东西更为重要——康德哲学除外。任务这样确定了，就必须割爱；关于这点，没有人比我更为难过了。对哲学的历史发展作纯粹主题的处理，就不容许对哲学家的品格作同他们的真实价值相称的深刻描述。这只有当在概念的结合和转化过程中他们的品格可以作为原因因素而起积极作用时才可能触及。为了有利于更好地深入洞察心灵发展过程内在联系的必然性，在此不得不牺牲推动哲学发展的伟大人物的个人风格中的艺术魅力，不得不牺牲赋予学术讲演以及赋予哲学史更广泛的阐述的特殊技巧的艺术魅力。

《哲学史教程》(上)的开头篇章在两年前就发表了。经过多次令人不快的延误和干扰之后，此书终于完成，与读者见面了。读者不可将此书和纲要之类混淆起来。纲要之类的书有时很可能就是从一般哲学史的讲稿中整理出来的。我现在献给读者的是一部严肃的教科书。在这《哲学史教程》(上)里，我打算全面而精炼地描述欧洲哲学种种观念的演变，其目的在于表明：我们现在对宇宙和人生作科学的理解和判断所依据的原理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什么动机，为人们所领悟并发展起来。这个目的决定了这《哲学史教程》(上)的整个形式。据此，我们研究的文史依据和传记、文献资料都必然地限制在最小范围，选材也只限于能为进一步钻研的读者获得最丰富的原始资料而开辟道路。哲学家本人的论述，也只有在那些论述能提供在思想上有持久价值的论证或基本原理时，才扼要地加以引证。除此之外，作者为了支持某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也偶尔引用了原著一些段落。选材总着眼于个别思想家所提出的既新颖而又富有成果的东西；而对于那些纯属于个人的思想倾向，虽然作为学术研究确有可取之处，但不能引起哲学兴味者，最多也不过略略提及而已。

作者H. 李凯尔特（1863—1936），德国哲学家，他继康德之后反对用自然科学理论简单地改造人文社会科学从而使之成为科学的延续。本书从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观点出发，区分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指出了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并讨论了历史研究与价值评价的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
本书可以看作是H. 李凯尔特另外一部作品《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的导论，其思想对存在主义、解释学和法兰克福学派有一定的影响。

该书的英文原书出版于1974年，H.J.伯尔曼这部《法律与宗教》是极富洞见的一本书。提出了如下问题：生活的意义何在，我们正去向何方？本书是一部演讲集，它意在论断和诘难，而非详细论证。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法律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然而彼此相关的方面，尽管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紧张，但任何一方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一方。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一种机械的法条主义；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
本书附录所收三篇文字都与千禧年有关，附录一重点在《法律与宗教》结尾处提及的人类共同的法律与宗教；附录二立于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谈西方法律传统和世界法；附录三是一篇接受中文媒体的访谈，因此与中国有更多关联。

《道德哲学研究》明确地讨论了伦理学的主要问题，以清晰、严谨的形式进行了道德分析。休谟认为，道德研究的目的是发现道德赞美和道德遣责赖以存在的一般原则；善或恶之所以得到赞许或遣责，部分是由于人的同情，部分是由于其社会效用；效用说明了仁爱、正直、友谊、诚实之类美德的价值。作者主张一切人类行为源于自私的理论是错误的；凡有价值的东西，或是由于有效用，或是因为它适意。

本书包括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的两篇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与《历史的地理枢纽》。两篇文章虽然都不很长，影响却广泛而深远，特别是后者，我们就以它作为书名。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在1887年1月份宣读，立即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把英国的地理教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奠定了今日英国地理学的思想基础。这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历史的地理枢纽》于1904年1月份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则影响到世界政治。八十年代初，一个美国人把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十六种书并列，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

本书是一本伦理学名著，它不仅对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相当完备而又清楚明白的阐明，而且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探讨了伦理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对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了全面澄清，并对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给出了功利主义的经典答案。第三章探讨了功利主义道德标准何以可能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能为人们接受的问题。第四章对功利主义道德标准给出了一个哲学上的证明。最后，第五章论述了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

书中纵览了上世纪三种考虑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方式，作者追溯了每一种方式的由来和发展，展现了每一种方式和存在于特定法律发展阶段之问题的关系。另外，书中可以看到，随着那些要求哲学家予以解释的现象的改变，一些最初是为了寻求某个问题的哲学答案而提出的假设，是如何在该问题的漫长探过程中不断改变其实质内容的。

19世纪30年代，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名称，自那以后，社会学经历了最初的创立阶段、制度化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进入当代发展阶段。虽然其内容、流派已由单一走向多样化，但其中最基本的主要著作自始至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E.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就属此列。 本书最早出版于1895年。由于本书在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著名社会学家许德珩先生的译本。我馆考虑到当前社会需要和中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决定重译这本书。中译本依据的是法国巴黎费利克斯·阿尔冈出版社1919年的版本。

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人们采取分类的方式来安排他们的观念，人们又是在哪儿发现分类这种独特配置的蓝图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涂尔干和莫斯考察了人类所形成的最粗陋的分类。在澳洲，在中国，图腾呈现了最原始的分类模式，而分类的几种原初形式又揭示了人类现今分类观念的集体之起源，社会之起源。

《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依《泰阿泰德》与《智术之师》两篇合册的拙译旧例，合册之译者序末句有云：“平生素抱尽译柏氏全书之志，假我十年，容以时日，庶几有以成斯举。”如今十五年过去了，我已七十三岁了，此志不渝，犹盼假我十年至十五年，黾勉从事；斯愿能遂与否，则非我个人精神上的意志所能决定。
春夏之交，商务印书馆二位编辑先生南来，枉过寒斋，面谈出版事宜，曾允立即动手整理旧稿。不料二位刚刚北返，、我的旧疾前列腺增生和肠胃功能衰退加剧，新病腰椎增生、左下肢动脉僵化又起，腰痛腿酸，坐、起艰难，步履不便。

本书是作者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政体研究的专著”，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对于了解当时希腊社会的状况，了解古希腊人的政治、法律、伦理、教育思想，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这是一部论述政治问题的专著，但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和阐释奴隶制各种政体及其统治形式的过程中也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教育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