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中華民國史上之開卷英雄，中國近代社會政治轉型期中不幸的當國者之一也。他天生是個「治世能臣，亂世奸雄」的曹操型的的人物，卻在帝制結束、共和初建的時代主政，滿腹野心難抑之下，於是先設法當上終身大總統，再圖謀黃袍加身，做起中華帝國的洪憲大皇帝。奈何黃粱夢覺，一失足成千古恨，只落得了身死名裂，遺臭萬年。

本书以笔记体的方式，记述了民国时期形形色色的个人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交游、爱好、性格、恩怨等诸多方面。书稿依据回忆录、日记、书信等原始资料，通过大量个体实例和细节，讲述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整体上反映出民国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情。当中有大量出自名家的鲜为人知的奇闻逸事，也不乏对各类人物生活细节或生活习惯的细致描写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本书采用笔记体，为作者搜集改写的读书笔记，分门别类一则则列为长编，涉及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婚姻恋爱，吃喝玩乐，交际举止等。故可采用鲁迅“花边文学”之语，言之为花边历史，亦显出其八卦性质。文字轻松幽默，颇为耐读。

本书为溥仪自传。本版俗称“定本”，作者从自己的家庭背景写起，回顾了他在入宫做了皇帝、遭遇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北洋军阀混战、出宫、客寓天津、做满洲国皇帝、逃亡，直至解放后接受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全部历史。他的写作即是个人的历史书写，也由于他的 特殊的历史地位，全方位地再现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变迁。 1964年3月出版以来，广受欢迎，已译为英语、日语、德语等文字版本出版。文革前后，曾多次再版。
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多个版本，计有：《我的前半生》油印本（上中下，1958）；《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上中下，大字号、16开本，1959）；1960年1月《我的前半生》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灰色封面，32开本，分上下册，共印7000套，规定“内部发行”，限当时的17级以上干部阅读。这就是俗称的“灰皮本”，这个版本是作者在之前基础上，修改、剪贴完成的；1962年3月，溥仪亲笔修改的“溥仪修正本”《我的前半生（清样）》出版，（上中下，16开大字本），分送各方面征求意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李文达与溥仪三易其稿，九改九校（其中有被溥仪保存下来的1963年9月2日的修改本）后，于1964年3月先后于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发行，俗称“定本”。经历了“文革”，群众出版社并没有废弃李文达的那部未经删削的“全本”。 2007年《我的前半生》（全本）出版，该版除恢复因历史条件删去的内容外，也恢复了许多文学描写，当时有的历史学家强调真实，把这些芟夷殆尽。因此“全本”不仅内容远较“定本”丰富，读起来也更有兴味一些。2011年1月重新再版了《我的前半生（灰皮本）》；2013年1月出版了《我的前半生（批校本）》，收录了溥仪在清样上批校的亲笔墨迹；2013年1月同时出版了《我的前半生（图录）》，作为其他几个版本的辅助性读物。

曹操是一个什么人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会提出为曹操翻案？其一生功过究竟该如何评说？为什么毛泽东会与曹操心心相印？其间蕴含什么历史经验教训？
本书为曾经宦海、饱读史书的历史学者朱永嘉先生沉潜三十余年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是书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为主线，鸠集各种史料，从毛泽东读史的视角，围绕东汉末年的社会情形与局势，细细解读三国著名历史人物曹操及相关人物和事件。作者设身处地，沟通古今，思考深远，饱含历史经验和思想、政治智慧。

1894年清日的战争，清朝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 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明确作战当事国的主宾关系，本书题为“清日战争”。清日战争已过百年，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痛和耻辱。从那个时代开始， 外来侵略接踵而至，在中国近代史上，当西方文明和明治维新与古旧的清朝体制发生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国新的历史纪元。
作者将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历史文献中收集了大量华语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史料和大量弥足珍贵的图片，爬梳整理，按战争经过、战争背景、战争、战时、战地各种局部、战争影响、大事记、图记、表记等编纂出一部崭新巨著。书中对甲午战争历史的深层挖掘和剖析，力图站在中间立场分析战争的胜败得失，有助于读者更多地认识战争的背景，客观思考战争胜负的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本书各部分均采用清日两国对比手法写作，全面对比双方的军、政、经、民等各方面因素，清晰直观，一目了然。较之以往单纯纪事或编年手法的突破，有利于对清日两国之间战斗力等军事能力现状的了解。

2012年坎迪尔（Cundill Prize）历史奖大奖（世界奖金最高的历史著作奖）
裴士锋生动重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争。这场战争所夺走的人命之多，在人类史上名列前茅。它的深远影响，在当今中国仍未消失。《天国之秋》是由第一流历史学家和杰出作家完成的引人入胜之 作。
——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 《论中国》《大外交》等书作者
精心琢磨的历史铺陈，是极出色的典范。从一八五〇年代初期打至一八六四年的这场中国内战，可能是人类史上死伤最惨烈的内战；裴士锋以生动翔实的手法，呈现中国的统治者及其数千万子民的命运如何受到英国外交与商业利益的摆布，如何受到太平天国本身的非正统宗教和政治理念影响。一个悲惨且撼动人心的故事。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等书作者

电报，最初被国人视为是神奇至极的千里传音之术，是外国商人们死死盯住的大饼。清廷闭塞，开始时不愿引进神术，更不愿让鬼佬们来显摆，禁得死死的。聪明大胆的洋商先斩后奏，偷整了电报站好开心。结果遇到个牛逼市长，向市民吹电线杆吸人魂魄抽地精华之类的神风，民间自发把电报站整阉了。洋商找靠山告状，结果市长早已经把他们犯规的罪证先发过信，暗示权当私了得了。于是洋商眼泪默默往海外流也不敢做声。市长顺此时机卖好人，放宽了禁令允许建站，但是不准接海线，洋商碰灰之后再得恩典也十分欢喜。于是电报兴起，然后成为政治家们或者公知用于表态骂人树形象的有效工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傅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
它的叙事从司马懿开始，到刘裕取东晋为止，记载了西晋和东晋封建王朝的兴亡史，并用“载记”形式，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史实。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在共和國的歷史上，1956-1957年被稱為「多事之秋」。作者充分利用十幾個省市的檔案、俄國解密檔案、當時的報刊雜誌、當事人的口述記錄和回憶錄，以及現有的研究成果，對中共中央知識分子會議的目標和結果、蘇共二十大在中國的反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提出和推行，中共八大的作用和局限，中國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響，整風反右運動的起因、轉變和結局等一系列重大歷史過程，作出翔實的描述和分析。

《钱穆先生全集:中国历史精神(新校本)(繁体竖排版)》整理，以东大修订奉为底本，改正若干误植文字，版式与分段并另作调整。标点符号之整理，主要在加入私名号、书名号及重点引号，以便利读者阅读。整理排校工作，虽力求慎重，然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指正。《钱穆先生全集:中国历史精神(新校本)(繁体竖排版)》之整理，由胡美琦女士负责。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收录《论再生缘》、《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狐臭与胡臭》、《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等11篇文章。

《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七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厉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后，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否定的地位。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撰写此文，这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识，而且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作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

《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内容简介：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农历八月十六曰）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吕先生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起就跟随私塾教师读书，三年以后，因家道中落而无力延师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导教学。此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到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吕先生夙抱大同思想，毕生关注国计民生，学习新文化，吸取新思想，与时俱进，至老弥笃。

本书初版于1923年9月，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的史分期最有特色：周以前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西力东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历史的另一个大界限，其间的历史，只是承平—致乱—再复承平的不断重演，而无本质上的变化。但就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而论，汉唐和宋元明清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乱可以作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目的历史分期，更为平实中肯、接近史实。
《白话本国史》规模宏大、视野开阔。与现今各类通史专著总是先政治、经济，后文化、外交的叙述顺序不同，吕先生的叙事往往都是有横向态势的展开，由大到小，由远至近，将所叙述的事件置于一个宽阔的时空范围，高屋建瓴，四方周赡，以获“通方之见”。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而开列的参考阅读书目，为进一步的学习、研讨指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