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辽 西夏 金 元”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本卷由日本学界该研究领域内的专家杉山正明撰写，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推荐，直接涉及的是9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末大约五百年间的历史。作者没有像中国人通常惯于接受的那样，依照“唐—五代—两宋—元”的历史变迁主线来呈现公元10到14世纪的中国史；相反，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做是阻断、破坏了本应由两宋来实现的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不再仅仅是出现在音乐正剧里的几段不和谐的变奏或插曲，而都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和正面的主要角色，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这一时段的中国史进程，作者认为本书所涉五百年乃至六百年间历史的整个进程，正是开启欧亚大陆世界史和中国史邂逅、交锋的六百年。

本书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的“隋唐”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一般教科书对隋代的历史总是匆匆带过。气贺泽先生对于隋朝的历史，则颇为重视，有些看法颇为新颖。作者特别肯定隋朝初年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认为高熲、苏威几个人合作，短短几年时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从而奠定了隋朝开皇之治的基础。作者特别强调佛教对于巩固隋朝统治的意义。就全书的侧重点而言，作者对于贞观之治评价不高，论述简略；对于武则天的掌权，则与同时期日本等东亚其他地域的女主政权做出联想。与一般中国教科书或者断代史不同，作者对于唐代花街柳巷世界、长安和洛阳的城市景观、五代山及房山云居寺等地的佛教文化都要专门的叙述。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和当代日本隋唐历史研究综合性成果，体现了日本学者观察隋唐历史的独特视角。

本书是日本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魏晋南北朝”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本卷作者侧重探讨了夹在汉、唐两个统一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的本质；当时周边地区如日本、高句丽、百济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与许多国内学者不同，川本芳昭打破了国别的限制，而试图以“东亚世界”的眼光解读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传播与接受、以及这种文明的传播所带来的民族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本书是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秦汉帝国”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本卷由日本学界该研究领域内的专家鹤间和幸撰写，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教授推荐，作者通过文献辨析和实地勘察重新构建了秦汉四百年的兴衰史，分析了小秦、小汉通过与其他地域集团的冲突发展、壮大，兼并其他各国，最终开创秦汉帝国的历史过程。本书特别侧重了东亚之中的中国、日本的视角。秦汉时期的日本列岛社会与中国相比的话是相当落后的，这是当时的事实。但是，即便如此，作者认为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华的角度视边境为夷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本书的记述不是以华夷思想为中心的，而是注意到地域多样性、并且尝试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的。

本书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的“殷周春秋战国”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全书正文共十章，另有前言和附录两个部分。前言，重点讲了本书新视角：“文化地域所拥有的历史特性”。正文十章：第一章讲“本书所涉及的时代”，强调了史料的价值问题及用法。第二至五章，是关于夏商周（西周）三代的历史。其中，第三、四章写法比较特别，作者的意图是利用各国成书于战国的史籍（作者所考定的），考察各国在战国时代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带着主观性，追溯其在夏、商、周（指西周）三代的历史渊源的内容。第六章讲“春秋的史实”。第七至九章，讲战国的历史文化。第十章，是对全书的总结。作者注意引导读者分辨史籍中的“事实”，重视新资料的运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平势先生本人及其他日本学者的一些历史观点。

《龙床：明六帝纪（修订版）》为明代的六个皇帝作传。分别是：“另类”朱元璋，是独夫却不是民贼；篡位者朱棣，用一生给自己造了座假牌坊；“韦小宝”朱厚照，一个人格发育障碍的皇帝；朱厚熜，靠语言、心理控制权力的专家；朱由校，名正言顺的亡国之君；朱由检，被绑上道德战车的殉国者。
作者以大开大阖、跌宕起伏的笔墨，叙述这些皇帝平生中的典型事件与行为。从朱元璋到朱由检，六个皇帝个性奇崛，各有其独具特色的统治铁腕或人格痼疾；透过居于明朝三百年历史始与终的这六个人和在他们的作用下，国家政治体制、政策措施的确立、实施及流变，作者清晰地描绘出明代并中国两千年以来帝制的内在肌理。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傅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
它的叙事从司马懿开始，到刘裕取东晋为止，记载了西晋和东晋封建王朝的兴亡史，并用“载记”形式，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史实。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下部的内容是讲赤壁之战以后，魏蜀吴三大集团虽然还有打打杀杀，但已经无法吃掉任何一个集团，然后三个集团各自发展，各自称帝，形成中国历史上的三国鼎立的形势。接下来又讲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晚年性格的矛盾，和魏蜀吴三国必然灭亡归于晋的历史进程。

《品三国》上册共计20余万字，包括易中天截至2006年8月在《百家讲坛》所讲的内容，基本囊括了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讲三国的24集内容。其中有2/3的内容是电视台中播过的，有大约1/3的内容未播出。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不知多少盖世英雄在那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正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曹操就是其中一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他生前威震天下，他死后骂名最多，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奸雄。
在历史的记载中，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总是自相矛盾，众说纷纭？曹操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在他前期有着什么样的功过得失？作者易中天从平民角度为读者解读。虽然书的底稿是来源于讲稿，但编者表示，书的内容要比电视播出的丰富，“易中天对自己曾经在电视上讲过的内容进行了修补，把原来意犹未尽的话在书里全都补全。”

结束十六国纷乱局面的拓跋鲜卑，是怎样从落后状态乘时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从而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以敏锐深邃的历史眼光，论证了拓跋在与代北乌桓共生的百余年中发育成长，并从此积累了经验和力量。拓跋珪用野蛮手段建立了残酷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暴力离散母族、妻族部落组织，巩固了拓跋君权和北魏政权，把拓跋部落联盟带进文明社会，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拓跋珪的野蛮手段使拓跋部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也留下后遗症，以致后人不知道把拓跋史诗中充满野性的历史素材如何剪裁成皇帝认可的国史。北魏国史大狱之兴及北魏史学不振，根源盖出于此。

本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之一。吕思勉系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著述丰富，成就卓著。本书初版于1947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秦汉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先期出版的《先秦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本次《秦汉史》的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实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各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除订正子原书的一些讹误之外，其它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改勋。《秦汉史》的札録，原是作者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摘録，文字非常简略，有些只是揭示性的辑要，但都标有相应的页码，现以页下注的方式，附在正文之中，以便读者参考。

《资治通鉴(全4册)》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16朝1362年史事囊括无遗，备受历代统治者及文人学士兵青睐，视之为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