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书》是一本关于“读书”“买书”“藏书”这一读书人雅事的集子，由陈平原选编，共收入了林语堂、老舍、周作人、王力、叶灵凤等24位知名学者、作家的48篇文章，带你分享他们的读书智慧和独家心得。读书是一辈子的乐事，正因为其乐无穷，才引得一代代读书人如痴如醉。随便翻翻，也许在书中，你也能发现自己的影子。

“非普通读者”活动http://www.douban.com/online/10630489/
某一天，英国女王追着她的狗儿来到白金汉宫后门，邂逅了停泊在那里的伦敦图书馆流动借书站。阴差阳错，政务繁忙的她竟然由一个厨房小厮诺曼引领着，培养出读书的爱好，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书虫。这引起了首相和她的私人秘书的不安，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把诺曼打发走，但依然无法终止女王的 阅读旅程。
阅读魅力几何？博览群书，领略过哈代、詹姆斯、麦克尤恩等人笔底波澜的女王变得细察深思，富于感觉力，并看清了每日例行公事的政务生涯中的禁锢与局限，最终，这位不寻常的读者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阅读改变人生，在不寻常的读者那里，带来不寻常的改变。而这本讲述阅读的幽默小书，也获得了不寻常的成功：畅销一时，风头一度盖“哈七”，同时被评为“最可亲的阅读故事”，“2007英美最具想象力的文学作品”。

《三国志》何以在日本风行三百余年，吉本芭娜娜与漫画的千丝万缕，《叶隐闻书》的湮没与流行，小说之外的村上春树……
——这是你不知道的文坛掌故，和无法想像的兴废传奇。
这本随笔论及日本书业的方方面面，从著书到出版，从编辑到作者，文字温润风趣，见解精辟入里，既是文人胸怀，更见学者功底。出版业界人士固可从中取经，爱书人亦可一睹日本文坛风采。谈及日本书业的历史与发展，爬梳剔抉；闲话作家们的风流往事，生趣盎然，而文末结语处述说其个人观点，每每让人玩味再三。
这是一本介于吉川英治与吉本芭娜娜之间的书，
也是一本兼顾爱书人兴趣与出版人专业的书。

为何读书？如何读书？读书的乐趣何在？……通过阅读，您将在本书找到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答案。这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知名青年评论家张新颖专门为广大中学生读者撰写的。作者腹笥宽阔，庄谐并备，文字张弛有致，娓娓道来，令青少年读者感到平易亲切，同时又深获启迪。配有插图20幅，由上海延安中学高中学生孙正夷（现已毕业）手绘，构思新异，笔触轻灵，从中可见当代中学生的青春风华和奇思妙想。谁说春天不是读书天？还等什么？快来尽情享受读书的无穷乐趣吧！

只有巴黎会产生这样一本书。
这是安妮•弗朗索瓦五十年读书时光的回忆录。从记事起，安妮就生活在一群为书痴狂、将阅读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巴黎人中间。一年夏天，弗朗索瓦家所在的公寓失火，母亲是最后撤离火场的人：穿着睡衣，腋下还夹着一本书。后来，作为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编辑，安妮在阅读中度过了 自己大部分职业生涯 ，与书发生了许多奇妙的际遇，也积累了形形色色的故事和话题。
只要读书，就有怪癖。在一个热情、调皮、温柔的书痴笔下，与书有关的每件事都很有趣，也都无可避免地产生令人抓狂的问题。而读书不仅是智力的、并且是感官的经历，有色彩和声响，气味和触感，肌肉和神经，记忆与遗忘，是关于心灵、时空和生命的热情诗。
安妮•弗朗索瓦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纯粹的爱书人。她来自一个儿童以读书作为主要娱乐的年代，阅读对她来说是最无害的游戏，而她也始终保持着业余爱好者的精神，对书的热爱如孩童喜欢糖果般纯真自然。
★编辑推荐
告诉我你读了什么，我就告诉你，你是谁。
书会入侵读者的房间，卷入他的爱情、家庭、友谊、职业交往……而一个人的藏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自传，关于他归属的部落，他围绕着书构建的整个生活。
本书是一个巴黎书痴所有与书有关的幸福回忆。最亲爱的朋友在这里遇见彼此。
安妮•弗朗索瓦的笔触是轻盈的、有趣的、敏感的，无论触碰、抓挠或抚摸都具有同样的精度。在她笔下，中年的沧桑与孩童的热情富于魅力地融为一体。
★本书获得2014年傅雷翻译奖最佳新人奖。

《西棒槌》内容简介：由书而起，时而追忆，时而感慨，作者在多年来的阅读的经历中体会着各种奇思妙想，享受思考带来的喜悦和乐趣，记录下所有的感动和思维的轨迹，一篇篇慧言智语引人入胜。

过去的人怎样读书？过去的人读什么书？过去的读书人怎样思考？作者在《父子大学》中给予一一还原。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私塾式教学的国学科目，也可以现场聆听私塾中的先生和学子的对话，甚至可以置身其中，接受私塾教育。这便是读书人的原生态。

作者曾于1986年12月15日至1996年4月15日任《读书》编辑部编辑，当时的《读书》杂志正处于黄金时期，堪称中国思想学术界动态的晴雨表，一度为国内读书界瞩目的中心。书稿以《读书》编辑部的日常事务、编著往来为中心，从作者个人的角度，记录了当时与《读书》发生往来的知识界 的种种情况。书稿以编辑部日常活动、编著往来等为主要内容，但并非简单的工作日志，而是保存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既有叙事，亦有议论和感想。对于一些过世的老学者，本书的一些相关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则具有言行录的性质，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书中另收入人物照片、往来书札等插图近五十幅。已出版《〈读书〉十年》的第一本，本书1991年—1993年是第二本，第三本（1994年—1996年）将陆续出版。

《书与书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书店、校园、文学会、集社、地摊，放眼望去，必能发现一本书——《挪威的森林》，那个最令人崇拜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还有浸润其中青涩而朝气蓬勃的十七岁光阴。逢人就会被问及编辑推荐：看《挪威的森林》了吗？逢人就会听到编辑推荐：爱死村上君了！
“出名要趁早！”因为这一句，记住了一个名字编辑推荐：张爱玲。
“谁与更衣，为何对照，女为谁容？”因为这一句，爱上了这个名叫“张爱玲”的女子。
她笔下的中国男人，对中国女人无条件或有条件的爱，靠得住或靠不住的爱，无不藉借着对衣装的“观感”而诡异地呈现。古人曰编辑推荐：“女为悦己者容”，张爱玲问编辑推荐：“谁与更衣，为何对照，女为谁容？”
You are a cheap guy. 这是香港人口中的“你这个贱人”。完全不同于英文祖先的表达编辑推荐：you are a mean man. 但香港人却用的乐此不疲。实际上“cheap”“下作”这一摩登的含义早在穆时英的小说Craven“A”中就存在了，而且她的小说中不乏这种“cheap”女人，早已在旧上海文坛坊间流传开来。
这些存留于纸上的沉香流迹，静处于五湖四海、犄角旮旯的美言、美事、美服、美景、美意，灿烂了那些心头一抹忧伤的灵魂。
《书与书话》是《万象》杂志首次推出的分类主题式作品集之一。《书与书话》内容上集中表现一些历史上有名或有争议的书籍的生命历程、以及一些书籍的不同派别、不同学者的不同阐释，文风上即像上述所列村上春树、张爱玲以及穆时英一样，趣味性强，知识性亦浓厚。

目录

自序

书肆记游
书肆记游
卖书人徐元勋
牛头、鸡肋与狗屎——闲说旧书市上捡漏儿
津门得书偶记
在斯堪的纳维亚买旧书
大东购书漫记
紫霓白雪，五色纷若——2005年嘉德公司古籍善本春拍漫览

书衣题识
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关于《都门纪略》早期版本的一些问题
吴瑭《温病条辨》稿本题记
《江省图》与徐霞客的神话
述石印明万历刻本《观世音感应灵课》
海内孤本嘉靖刻《定山先生文集》残帙
《渔阳山人诗合集》与《渔阳精华录》的面世背景
丁晏批本《渔阳山人精华录训纂》
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
舆人之诵——《诗板臆论》随笔
迷离帆影楼——对读《帆影楼纪事》与《自反录》
新社会里的旧诗刊——《乐天诗讯》
倒霉的出版家——漫说英文版《当代中国的政治设置》

书山问路
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
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
谈清人著述的目录与版本
《清人别集总目》书后
《宋版古籍佚存书录》序


自序

我是一个从故纸堆中讨生计的人。不是转贩旧书，而是在古人写下书籍的字缝里找文章做。
既然读书，就需要买书。近十几年，因为买旧书的缘由，时常会接触到一些藏书家。在藏书家的眼里，我多半算得上是个专业的“学者”，买的书也只是学者必需的“用功”的书籍，与藏书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可在一些学者看来，像我这样胡乱买旧书，又似乎是与学术毫不相干的事情。礼貌一些，会说这是在收藏书籍；不客气地讲，就是“玩物丧志”那句现成话。非驴非马，被每一条正道上的人，都视同蝙蝠。可见，虽然同样是以书为侣，但是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大的间隔。我祖居东胡故地，借用西汉时东胡人的话来说，也可以将这一中间地带，称之为“瓯脱外弃地”[1]。
然而，若要对读书与藏书，分别给出确切的界定，却并不容易。譬如，你可以说，读书者买书只为方便阅读，不需要考虑诸如品相、版本等书籍外在形式上的差异。但是，并排放上两部内容和印制形式完全相同的书籍，一部油污水渍，蓬头垢面，另一部则触手如新，墨香袭人，恐怕天下所有“读书”者，都要选择后一部。又譬如许多自命为“读书”的人，会以为藏书者类皆束书不观，纯粹是把书籍当作古董和艺术品来装点门面。可是，其实从来就没有根本不读书的藏书家。藏书家对书籍的内容，大多各有不同的偏好，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只不过你有你的读法，他有他的读法，他可能只是茶余饭后，把玩赏鉴，同时悉心品味书籍蕴涵的文化内容与其形式之美，并不像以读书为职业的那些人，一定要通过看书来写东西、谋衣食而已。
如此说来，在读书与藏书这两大界域中间，应当还存在着一个很宽泛的过渡地带。不仅是我，其实很多需要常年读书的人，都是处在这一地带的不同位置之上。近年济南齐鲁书社办了一个讲藏书的刊物，名为《藏书家》，实际上在上面写稿子的人，多半是既读且藏，或者说是因读而藏，读而后藏，真正称得上藏书家的作者，只占其中很少很少一小部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藏书家，以后更不会有这种念头。严格地说，买书只是为了读书，为了更方便地读书，更多地读书，也为使读书变得更有趣味，更多一分惬意。
上学受教育，老辈的说法叫念书；书面化一些的词汇，便是读书。小学和中学，应当好好启蒙打基础的时候，正赶上了所谓“十年动乱”，在学校，非但不能像现在一样“正规”上课受教育，反倒是时常要代替家里有事的老师给同学“讲课”，于是，就养成了我自己读书的习惯。自己阅读，随心所欲，找想看的书，这样，自然而然地也很早就滋生了跑书店买书的嗜好。当然，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一样，手头儿能够省下来的零花钱有限，能买到的书，自然也极为有限。
少年时代购得的书籍，历经数度移徙搬迁之后，都早已不见踪影，只记得读的最多的是李瑛的几本革命诗集。虽同样是用分行的句子，来图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象，但李瑛的诗似乎很讲究节奏和韵律。直到现在，我读新诗，还是很看重这一点。另一部印象深刻的书籍，倒是古代文献，名为《何典》。印象深刻，是因为书名奇特，好记，至于这部书的内容，直至今天，也没有好好读过。这反映出，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显露了聚而不读的“藏书”倾向。
1977年考上大学以后，开始有明确目标地搜罗专业所需要的书籍。高考时本来报考文科，却阴差阳错地被录取到理科。既要满足读文史书籍的欲望，又要适应念理科的需要，欲求者甚广，而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购书款项却依然有限，故所得而求之者甚寡，在书店里还是翻看的时间很长，买下的书籍很少。不过，外界条件的抑制，反而愈加强化了内心购书的奢望。
在大学本科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似乎有了一点儿贴近藏书家的购书路数。这就是不问喜好与否，以及是否都用得上，成龙配套地购买某一系列的书籍。其中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就是现在藏书者通常称之为“网格版”的那一种绿底黄色网格封面的版本，我是见一本，收一本，基本收齐了当时已经出版的所有品种。又如旧期刊，一本一本地配齐了自创刊号以来的《地理知识》和《地理》。《地理知识》发行量大，配齐并不太困难，但《地理》是20世纪50年代发行时间很短的地理学中级刊物，介于高端的《地理学报》与普及的《地理知识》之间，上下不靠，存世无多，为配齐它，耗费了我很多个周末。不过大学毕业以后，由于购买必需专业书籍的巨大吸引力，再也没有这样刻意按照出版的系列来购置书籍，从而也就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上，脱离了通往“藏书家”的路途。
不过，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逐渐体味到在购书过程中寻寻觅觅的乐趣。觅书的乐趣，本来主要体现在搜寻旧书、旧期刊的特殊体验之中。但在那个新书发行渠道还很不通畅的年代里，除了周末常去旧书摊儿寻觅需要的书刊之外，我还有另外一种觅书的途径，这就是通过征订书目，找寻即将出版的新书，向书店预约定购。
回想起来，至今我仍然对当时哈尔滨市南岗新华书店负责预定图书的那一位女士，心存敬重和感激。数年之间，这位店员为我定购了许多书籍，其中包括现在还一直使用的《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丛书。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其中有一些书，整个哈尔滨市，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预定，所以，书店竟为满足我一个人的需求，特地从出版社订进了唯一的一本。例如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编辑的《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78年）》，就是这样，在《科技新书目》上看到出版消息后，由这家书店代为订购，买到手中的。像这样专门的书籍，除了北京、上海，当时在其他地方，是很难买到的。等到我读了研究生，专门学习历史地理学之后，直至今日，一直为能够拥有这本论文集而颇感得意。后来徜徉于南北各地旧书摊肆，却始终没有遇见过这本文集，也就更为感激专门为我预定书籍的这位店员。
各个专业，都需要读书，但从事历史这一专业，似乎需要比其他专业读更多的书。当然，更准确地说是浏览更多的书。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专业所读的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读法有些特别，并不是逐字逐句的阅读，只是走马观花，了解一下大概内容，日后做专门研究需要时，再仔细阅读，或是查找一些有用的资料；另一方面，是因为从事历史专业，不管学术进展到什么地步，出现多少新知识，得出多少新结论，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依然需要立足于原始资料，一切从头做起，去读很多代以前学者早已读过的书籍，而不像其他很多学科，新知识随时淘汰老知识，有了新著述，就可以扔掉老书不用。历史学研究用书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干这一行的人，往往需要在书斋里储备很多很多的书籍。
大学毕业以后，接着读研究生，由理科转入文科，进入历史学领域。因为有了比较具体的专业，读书的范围，也变得非常具体，而购书的数量，则基于专业的需求，开始大幅度增加。当时买书，几乎纯粹是为了实用，丝毫没有考虑过兼顾阅读与赏玩。不是没有这样的意愿，而是尚且无力顾及于此。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业师黄永年先生从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店，为单位购买了一批古籍，其中有明末刻本钟惺、谭元春评点《水经注》，价格80元。这是古代地理学名著，因我学习历史地理专业，先生特地指点说，此书价格不贵，书店另存有同样一部，可以考虑买下。但我当时正处于贪婪地扩充存书数量的阶段，根本没去考虑。现在，这样一部书的售价，至少要在5，000元以上，结果同样还是不会考虑将其收入书囊。当时为集中力量，购买专业文史典籍，竟毫不吝惜地让出了几乎全部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从此以后，便不再购买这一类“闲书”。
不管读书，还是买书，我都受到业师黄永年先生的直接点拨和影响。先生是当今第一流的版本目录学家。读研究生，入学伊始，即师从先生学习目录学。先生的讲授，为我打开了广阔的学术天地，诱使我想尽可能有所涉猎。多年来购书博杂不一，与所从事的狭小专业相比，或许稍显泛滥无归，即缘自于此；并非像一些朋友误解的那样，只是出于收藏书籍的目的。不过，先生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做学问，并不主张买太多的杂书，甚至反对抄卡片、记笔记。无奈我生性驽钝，记忆力低下，一部书常常反覆读过，仍然留不下多少印象。这样，在使用史料时，需要反覆核查，完全靠去图书馆借阅，远水解不了近渴。为此，才不得不尽可能多购置一些书籍，以备稽考。
只是学海无涯，而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毕竟十分有限，买下的很多书，根本顾不上看，有些书甚至终此一生，恐怕也无暇一览。得荃而忘渔，这便与购书的初衷相背离，难怪要被一些人视作“藏书”了。事实上，在文史专业从业人员，以及文史爱好者中间，类似我这样胡乱买书而又束之高阁的人，比比皆是，我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员。
由为读书而购书，却在不知不觉中已向“藏书”的方向偏倾，这便使得我与书籍的位置关系，逐渐介处于读书与藏书之间。买书一多，似乎也必然如此。当今各地评选“藏书状元”，普遍把拥有书籍的数量，作为衡量藏书家份量的指标，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就“藏书”的实质内容而言，除了赏玩古董或存而不用的涵义之外，专业人士搜集的某一方面的书籍，虽分拆来看，平平常常，但花费多年心力精挑细选聚拢到一起，最终其本身往往就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收藏。很多图书馆的学术特藏，就是由此构成。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藏书”，只是聚拢书籍形成的一种自然结果，而不是它的出发点和聚书的过程。即使按照这一意义来讲，我收存的书籍，严格地说，恐怕也还算不上是“藏书”，只能说是略微形似而已。这是因为我拥有的书籍，内容过于杂乱，没有特别着意搜罗某一类书籍，包括我赖以吃饭的专业历史地理学。没有学术价值或是派不上用场的专业出版物，我丝毫没有兴趣，而是否具有独特的类别取向，应该是判别所有收藏和收藏家的一项基本指标。
在目录学方面，是黄永年先生授以目录学，从而引发我广泛购求各类文史典籍的欲望；在版本学方面，则是倒转过来，由于购买古籍旧本，需要求教于先生，始逐渐习得一些版本学基础知识。由于顾虑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实物，当初在西安读研究生时，听黄永年先生的版本学课程，只上了两堂课，便偷偷开了小差。幸蒙先生偏爱，没有怪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转迁至北京工作，在琉璃厂、海淀等中国书店的店面里，可以经常随意翻看古籍。当时古籍的价格，尚且不甚昂贵，不知不觉中便诱发出购买古刻旧本的欲求。于是，从实用的石印本、影印本和书市上一元钱一本的零篇残本开始，试探着摸索购买一些线装古籍。一边学，一边买，十几年下来，竟也积累了上百部古书。
很多没有买过古书的人，往往把购买或存有古书，理所当然地视作藏书。其实这是很表象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线装书籍，都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比如有些清代乃至明代的破烂刻本，其收藏价值，甚至还远不如现在新出的洋装书。从收藏的角度看，这里边有很多讲究。
我买下的线装书，有一小部分，完全是供一般阅读使用，与买洋装新书，出发点没有什么差别。譬如《读史方舆纪要》，当时买不到中华书局印制的洋装本，只好买了一部线装石印本来用；《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是因为一直没有新的标点印本，便购置一部影印线装的《四部丛刊》三编本。至于其他大多数书籍，则确实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收藏价值，勉强可以看作是一种收藏。
不过我的这种收藏，仍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藏书家略有区别。这就是正宗藏书家特别看重的精美版刻佳品和流传有绪的名物，我基本上一无所有，搜罗书籍的着眼点，仍是书籍的内容而不是外在形式。在书价相对低廉而可以接受的大前提下，一重稀见，二重独特的史料价值，三重相对少见的学术名著，最后才是考虑版刻或印制的艺术价值。这还是典型的读书者的立场，其实是扩展到版本领域的目录学视角。如此说来，我买线装古籍的实质目的，依旧还是读书。这类书籍，可以更多地满足我阅览孤本秘籍的好奇心，也能够在阅读使用的同时，一并领略古籍版刻之美，使阅读历史文献，变得更为享受。其实，以读书求知为职业，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享受，许多人因过于看重功利的目的，而把读书弄得苦楚万分，实在是一种“异化”。
同样都是购买线装古籍，路数却是各有不同。我购买线装古籍和其他旧书，始终遵循一项重要的准则，这就是人弃我取，不与他人争强竞胜。这客观上是由于实力有限，不具备相应的资格；主观上是生性不喜欢凑人多的热闹，就像做学问也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选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去做一样。
藏书是一件自得其乐的事情，藏书家则是一帮自我陶醉的家伙。他们不大在意别人另找其他的乐子，这是不是合乎“道儿”上的规矩。再说，和所有行业一样，少一个同行，就等于少了一个竞争的冤家，有百利而无一弊，管它作甚呢？我的乐子，藏书家们虽然看不大懂，却依然很礼貌地认可为一种另类的收藏。
这样，通过古籍的收藏，由读书而转入藏书，使得我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似乎又进一步向藏书一侧有所偏倾。不过，我所拥有的这类古籍，数量实在太少，在我一万多册书籍的总数当中，微乎其微，改变不了总体构成的性质；同时，书籍的种类，又杂七杂八，经、史、子、集，明版清版活字，抄本写本稿本，样样都有一点儿，又哪一样也不成体系，虽然可以算作收藏，却怎么也达不到藏书家的标准。
藏书家有理由也有权利只赏玩而不认真阅读藏储的书籍，或者是拿藏书作文章；读书人则应该在阅读中发掘所存书籍的价值和意义。既然是从阅读角度购买的书籍，我在买下古籍旧本之后，都要尽可能品味梳理一下这些书籍的内在蕴涵。本书“书衣题识”部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心得和感想。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古刻旧本之外，我还曾买下过很少很少一小部分外文珍本书籍和较为稀见的晚近书刊资料，书中对此也有所涉及。
整个这部分内容，有些是做了比较深入的学术性考述，有些只是随意铺叙一时的想法；加之书籍的内容，差别很大，我对每一种书籍的讲述形式，便是各随其宜，并没有追求统一的写法。所谈到的书籍，单纯就版本而言，多不值一提，正宗的藏书家，难免讪笑。书箧中值得挖掘利用或是分析介绍的稀见古籍以及文献资料，还略有一些，以后有合适机会，我将陆续撰文，公之于众。
买书本是为阅读或者收藏，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寻觅旧书本身，却很容易转变成为一种独特的消遣和享受。借用一位西方藏书家的话说，这是一种浸透于血液之中的诱惑。正因为如此，搜罗书籍的这些怪人，往往会津津乐道个中的奥妙与情趣。我生性懒惰，在游山玩水这一点上，如同业界内写《水经注》的老老前辈郦道元一样，“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不管走到那里，逛旧书店、旧书摊儿，浏览和寻觅旧书，差不多成为最主要的“游览”项目。本书“书肆记游”部分，便是记录我访书阅肆的一些经历和观感，以之与同道者交流。其中有些文章，是应人之约，命题而作，有索稿者特定的要求。当然，讲述的具体内容，依然完全出自我本人的看法。
不管读书，还是藏书，都离不开目录学和版本学知识。本书“书山问路”部分，是我学习版本目录学的一些体会和认识。这两门知识，看似简单，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微言大义，一切玄机禅语，对之都难以施展。因此，一些人往往将其视之为“小道”，不屑于略为措意。实际上，这是一片广阔无边的森林沧海，要想掌握好这些内容，很不容易，需要日积月累，博闻多识。以我涉学之浅，所说必然会有很多疏漏和谬误，连同本书其他内容一道，衷心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收在这里的文章，有些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在这里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润色。书中所附书影，除评述拍卖一文外，均摄自本人藏书。

2005年6月9日记

[1] 瓯脱：《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汉时在东胡与匈奴的居地之间，“中有弃地，莫居，千馀里，各居奇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者谓冒顿曰：‘匈奴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三国时人韦昭，释此瓯脱为“界上屯守处”。

我的买书，初无方向，兴趣所至，“揽进篮子都是菜”，很是交了一笔学费后，慢慢才悟出一点道理。买书，无非几个动机，一点动机没有也是一种动机，听了别人介绍后买书是从众心理，专买名著和畅销书是最多的一种动机，纯粹为了实用也是比较多的动机，最等而下之的是为了装样子的买书。
我买书算比较多的人，读过的书或者认真读过的书却少之又少，所以我写买书记远多于读书记。总是给自己一个理由，将来会读的，现在准备着是“蓄书娱老”。为了在读书与买书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此次写《搜书记》是个契机，可以细细查查以前着急八火买的书都读了没有？迄今翻过没有？是不是可以宣布买书到此为止，读书从此开始呢？

博尔赫斯笔下博闻强识的富内斯和部落老人篝火旁的娓娓道来，我们称之为肉身的记忆；石洞壁上的楔形文字和哥特教堂矗立的尖顶，我们称之为矿石的记忆；然而散发出最浓郁的知识芬芳和铭刻下最隽永的历史选择的，却是纸张书籍上的文字，我们把这种最美好的形态称作植物的记忆。
该书是艾柯关于爱书藏书的总结，横跨历史、文学、美学与科学的多元向度，畅谈奇书逸事，关于书的意义与价值，关于阅读的必要，关于爱书人无可自拔的执迷。从对纸质书籍本真的热爱到对电子书自我认同的奇想，从对藏书世界奇闻异事的精彩讲述到对一本古书扑朔迷离的起源的细致考察，艾柯对于书籍的热爱有着一种传教士的热忱，相信爱书教的虔诚信徒们定可以在他的这本书中找到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