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我国中共创建史的进一步研究均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搜集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成产时期的马列主义传播渠道，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形成以及中共成立的时间和出席中央“一大”的代表等等问题，都是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作者还力图表明，中共成立史的研究，应联系国际大环境，打破“自我封闭”的研究状况；应纠正以回忆录邓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

《中国家族法原理》介绍：1．《中国家族法原理》的翻译底本是日文原著《中国家族法原理》昭和51年（公元1976年）8月15日出版的第二版，但个别地方与第二版有所不同。在着手翻译前，滋贺先生对原书个别内容做了进一步修订，因此《中国家族法原理》是根据修订后的内容翻译而成。译书对这些地方不再——注明，凡与原书不同的地方，目前以本译书内容为准。
2．书中有个别日文在翻译时比较难于处理，后决定保持原文不泽。如“持分”、“持分权”、“得分”、“得分权”。“持分”的词义可以译为“份额”；“持分权”可译为“按份共有权”；“得分”可译为“应得的份额”；“得分权”可译为“应得的份额权”。但如果这样译出，则原文表达的涵义和形式会出现问题。“持分”所要表示的含义不仅是“份额”，还指相关的人“每个人都享有的份额”、“相关各方都有份儿”。四个词多少都是基于这一含义而形成的。所以，译为中文后将使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受损。同时，原文都是名词，如果翻译时照顾到含义的完备，则译出来的中文大都不成名词的形式而变成了短语或简直像个句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也很难看出来。此外，如日汉辞典通常释“换价”为“估价”，但《中国家族法原理》中出现的“换价处分”一词，含义却是表示卖出财产（如不动产中的土地、房屋）得到钱财，甚至似乎可以扩展到抵押、出典等对财产的处分行为，因此没有合适的中文专用名词对译。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在这里说明这些词的含义，而在书中仍用原文。现代中文里本来有许多名词来源于日语，我
们希望，假如没有其他中文论著使用更合适的对应词，既然都是汉字，那么不妨把这些词直接引进为我们所用，《中国家族法原理》很高兴成为引进这些名词的先行者。
3．原文喜欢用缩略方式引 用一些书籍的书名如《清明集》，为了保持原书风格，使读者能够了解外国学者的注释规范，我们仍保留这样的使用方法，因为所弓！这些书是唯一的，对熟悉这一学术领域的人来说，不会出现误读。不熟悉的，请从书的前面开始读起，也不会有问题。
4．书中引用的日文资料《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内容是问答式的，问和答的中间用等号“＝”划分开，即等号前是调查人的提问，等号后是被调查人的回答。初次见到这种形式的读者可能会不明所以，故此说明。
5．译书的反边码即页边所加的阿拉伯数字，是原书的页码。原作者在书中注明见某某页的地方，我们本来打算保留作者在这时使用的原汉字页码数字（如一二三）不变，以易于和译书的页码相区别，但这样有违出版局设立的数字使用规范，因此只好用阿拉伯数字。也就是说，原作
者行文中提到见某某页时，读者请到页边码所在的负中去寻找。
6. 原书在章下分节（个别不分为节而直接分一、二、三），注释都在节后，本译书最初考虑为了方便读者，将注释一律变成页下注，而注释的编号不变。但这样处理后，从校样来看，有的注释因内容太多，排版上将出现一些页面空白，不够美观，因此按出版社方面的意见又改为节后注。对这样处理带来的阅读不便谨深表歉意。
7．另一个涉及页边码的，是原书引用中文古籍案例资料时，同时附有对该案例的日文译文或说明，经征求作者意见，确定不再将B文回译成中文，而保留说明部分。但由于没有翻译这些案例的日语译文，相关的页码就没有了或页边码显示两页之间距离很近，这并非译书标页码出现错误，而是无法避免的技术原因。
8．译书中后面所附的滋贺先生的年谱和著述目录，不是原书内容而是译书新加进去的。著述截止到1999年，近三年的没有收录在内。考虑到这是滋贺先生自订的，作为译者对这几年滋贺先生的著述不便加以取舍，好在近年的资料比较容易查到，如日本每年出版的《法制史研究》等书中有论著索引。

《作为方法的中国》包括了：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中国的“封建”与近代、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作为方法的中国、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写在“儒教复兴”之际等内容。

本书系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知名汉学家谭凯（Nicolas Tackett）继《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之后出版的最新专著。
谭凯利用各种历史、文学和考古资料，重点关注了外交、跨境旅行、军事战略、边界划界、民族意识和东北亚文化地理等。
谭凯提出，北宋时期，东亚国家间体制日益成熟，与此同时，在受教育的精英阶层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这些发展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这些发展还表明，在世界历史中已经存在一种可替代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制度。
【内容简介】
与开放多元的唐帝国相比，两宋的政治文化给后世留下了封闭内省的印象。但谭凯认为，拜唐末五代特殊的地缘政治遗产所赐，宋代的政治精英拥有空前的国际化视野。通过分析宋、辽、西夏的文献与考古证据，谭凯阐述了一种常态化的国家间外交如何在有宋一代形成，而宋辽分治华北的现状又如何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边疆意识与族群观念——这些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唐宋变革”将在之后的一千年里左右人们对“中国”的认知。
【本书获誉】
通过阐述一种国族意识如何在11世纪中原王朝与诸邻国的共存状况下萌芽，谭凯证明了“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专属于现代或西方社会的现象。本书文笔雅致而平易，对所有关注文化、族群与民族主义间之复杂关联的读者来说都堪称必读。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柏文莉（Beverly Bossler）
谭凯的研究揭示了一种新生的士大夫国族意识在宋代的崛起，质疑了对现代国族观念的中心化理解，也从根本上挑战了认为国族主义只能是西方现代性产物的既有观点。
——哈佛大学 包弼德（Peter K. Bol）

西周的政治制度曾经对东亚文明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同时，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看，西周研究，对全球范围特别是有关早期国家的形态和发展的研究，有直接意义。作者以现今发现的西周铭文为主要依据，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研究西周官僚政府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机制。以西周铭文为主要研究依据，可以相对减少后世史料价值观的困扰。在大量研究铭文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过去的几个政治学、人类学模式：“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封建国家”、“分立国家”、“邑制国家”等，都不能直接应用于西周国家；西周国家更接近于“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