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下人的悲歌》中，J.D. 万斯真实讲述了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会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万斯的外祖父母从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向北迁居到俄亥俄州，希望逃离那可怕的贫穷。他们通过努力跻身中产阶层，最后他们的外孙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这是传统意义上成功实现一代人向上流动的标志。
但是随着家族故事慢慢发展，我们发现万斯的外祖父母、阿姨、叔叔、姐姐，以及最重要的他的母亲，都在极力适应中产阶级生活的要求，却从没完全逃离过药物滥用、酗酒、贫穷和精神创伤。万斯便是在这样混乱又令人心碎的环境中成长，但也是这群“乡下人”的爱与忠诚，使他取得了今日的成就。
然而综合来看，像作者一样成功脱离贫困的案例，屈指可数。大多数的美国白人蓝领仍旧摆脱不了世袭的贫穷与困顿，仿佛是一条与生俱来的枷锁，牢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无法在美国这个以自由为豪的国度中，找到合适的出路？
《乡下人的悲歌》是一部极其动人的回忆录，包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诸多幽默元素，记述了向上流动到底是怎样的感觉，也对一大批人丧失美国梦的现象作了思考。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深刻的社会评论，通过作者的成长故事与经历，以“局内人”的角度，带领我们以更宏观的视野，深入探视美国蓝领阶层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

十八大之后，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改革应该怎样继续，无论是专家学者、舆论，还是大众，众说纷纭。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与中国每一步改革密不可分，也因此成为政府、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改革焦点人物。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周其仁教授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未来走向，既有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对关键问题的深刻解读，同时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教授长期以来注重实地调研，他对于改革的看法都从实际土壤中产生，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改革力作。
文摘
自序
把这些年来作者有关改革的文字集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建议。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编入其他文集，再编一本，可有可无。不过，出版社对读者的需要总有更多的了解，那就听她们的吧。书前也没有特别要交代的话，前一段在不同场合发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来作为序言。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8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她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这件事发生在延安，那是共产党夺天下的圣地。要是当年也是这样的官民关系，毛主席能坐进紫禁城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得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这本文集讨论的，就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的逻辑。是为序。

广东人的食谱为什么最为宽泛？保留备胎是不是女人的天性？婚姻的目的真的是孩子？美德和长期合作究竟有没有关系...还有，知道了这么多科学道理，真的能够、或者真的适合用于指导日常生活吗？
人的行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话题之一，这些“食色性也”的问题都围绕一个核心：我们除了没有毛之外，和猿类最重要的区别有哪些？“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
作者辉格，长期紧密跟踪海外主流人类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最新进展，也是大象公会重要作者。
《沐猿而冠》全书目录：http://headsalon.org/archives/5476.html

本书是反思及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名著，也是研究当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从观念、经济、社会、媒体、法律、战争等6个方面全面陈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舆论导向作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官方政策的形成都会受到知识分子所塑造的舆论氛围的影响。 当代知识分子不仅影响力胜过以前，而且发挥影响力的方式也大有不同。他们并不是通过塑造执政者的观点或引导执政者的行动来影响事件进程，而是通过影响民主社会中的执政者的行动的各种方式，来塑造公共舆论，最终影响事件进程。无论执政者是否接受知识分子的一般构想或者决策，知识分子的这种影响都会实现。《知识分子与社会》通过大量历史和现实的案例，深入、全面分析了知识分子导致社会变动的背景、诱因和巨大后果。

要把握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特定的心智品质，而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没有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应对自己的私人困扰，以控制通常隐伏其后的那些结构转型。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等级是什么？它不是你的职业，不是你居住的地方，不是你的餐桌举止，不是你有多少钱或者你能挣多少钱。等级是一系列细微事物的组合，你很难说清楚。正是这些细微的品质确立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作者通过敏锐的观察、独特的视角、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机智幽默的文笔，把美国社会中的社会等级现象和三六九等人的品味做了细致入微的对比。 一本精确而刺痛人的社会等级指南。

恶俗与格调只有一线之遥
毫不过时的恶俗批判开山之作
揭穿装腔者、小资控的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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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广告恶俗？追随名流恶俗？带手机参加聚会也恶俗？到底什么是恶俗？恶俗与糟糕有何区别？跟愚蠢又有什么关系？如本书所说，恶俗就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却恬不知耻；是餐馆、酒店、电影、电视、大学等各个领域充斥着的虚伪、俗艳和无知；是以丑为美、以假为真、以浅薄为深刻、以愚昧为智慧。
本书延续了《格调》的毒舌写法，通过无情的揭露和入骨的批判，展现出现代文明社会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业欺诈时代最大的特点——恶俗，并剖析了恶俗的本质、根源和未来，尖锐刺耳又不失幽默有趣。虽然极尽嘲讽之能事，作者之意却不在于讽刺挖苦，而是希望借此唤醒大众、反省大众文化，本书因此称得上是一部警世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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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凭借非凡的才智和对虚伪的敏锐嗅觉，保罗·福塞尔以小短文的形式，精准地分析并揭露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种种恶俗事物。
——《出版人周 刊》
保罗·福塞尔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评论并非都是讽刺，虽然经常被形容为“冷嘲热讽”，事实上，他的批判背后有着深切的关怀和悲悯。
——《卫报》
保罗·福塞尔是观点尖锐的文学学者、文化评论家，是影响力巨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具备写出博大精深又有趣的作品的才能，还敢于触犯一些势利的话题，比如等级、服饰、美国文化的愚蠢化等等。
——《纽约时报》
保罗·福塞尔是继托斯丹·凡勃伦和H.L.门肯之后目光最为锐利的美国评论家……他揭示了生活中的种种愚蠢，还能令读者捧腹大笑。
——《芝加哥论坛报》

一个有太多男人的社会会发生什么？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从历史上看，男性对女性的高比例往往是国内和国际暴力的触发因素。多数暴力犯罪是由缺乏稳定社会关系的年轻未婚男性实施的。虽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这些过剩的男人经常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暴力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有时回应这个问题是通过招募过剩的年轻男性从事军事活动和高风险的公共工程项目。男性对女性比例高的国家也很可能会发展出专制政治制度。瓦莱丽和安德莉亚指出，许多亚洲国家的性别比例，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占世界人口的40%，不平衡的性别比例，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通过后代的性别选择，这些国家获得不成比例的地位较低的成年男性。瓦莱丽和安德莉亚认为这种过剩的男性人口在亚洲最大的国家威胁着国内稳定与国际安全，同时这些国家的性别比例将在21世纪有全球性影响。

本书是一部参与式观察研究的范本，作者通过考察一所美国精英高中的日常，研究精英意识和行为是如何一步步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社会知识易得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人在接纳美式勤奋观的同时，不再比拼知识的占有。他们淡化了对“高尚情趣”和“你认识谁”的重视程度，取而代之关心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和在这个世界里扮演的角色。这条成为精英的道路很特别，奇妙地结合了当代文化习俗和古典价值观。像圣保罗和常春藤这样的院校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一个排外的游艇俱乐部，而是越来越接近我们多样性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包含细致具体的社会规则的微观世界。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聚焦于明清嬗代之际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藉考察讲经会、省过会、日谱、人谱等面相，探讨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和道德理想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实践，尝试联系“思想史”与“生活史”两个领域。第二部分则以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禁书及其在道咸以降的复出为切入点，展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权力如何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造成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和自我删节，在最微细、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一本来自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营养学等领域的儿童饮食调查报告
关注中国独生子女群体的食品消费、全球化经济影响下的儿童食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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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形成源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资深教授华琛(James L. Watson)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起的“中国社会饮食消费格局”研究项目。九名作者中包括华琛本人，华琛教授的老同事，六人是华琛先生的弟子，因而论文相互呼应的程度非同寻常，在文集类书籍中实属难得。
全书围绕五个议题铺开而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饮食营养，二是儿童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兴起，三是国家科学育儿话语，四是全球消费文化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渗透，五是饮食变迁伴随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变迁。
“小皇帝”一词向来被联想到被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但所有作者对此都采取了慎重对待的态度，没有简单粗暴地认定独子女必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或某些固化偏执的行为习惯。作者们将更具有学术价值的讨论集中在一连串的具体问题上。例如，郭于华关心的食品和饮食习惯所代表的代际差异问题与景军讨论的科学话语、宗教信念、电视广告在儿童食品消费领域的博弈问题都分析了儿童、家长、老人三代人的代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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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这个富有争议的议题研究上，景军主编的论文集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全书没有任何薄弱章节。正如华琛教授总结的那样，这本书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它率先观察到了在对儿童的社会态度上的深刻历史转变。
——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太平洋事务》
本书呈现了一种对文化和饮食行为变迁的丰富描述，指出了研究的多样性以及中国健康研究的未来。
——美国人类学会《营养人类学》期刊

《合作的进化》(修订版)是行为领域的经典之作，主题是合作的产生和进化。作者以组织的两轮“重复囚徒困境”竞赛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在两轮竞赛中胜出的都是最简单的策略“一报还一报”。这一策略简洁明晰，具有善良性、宽容性、可激怒性和策略性，其出色的竞赛表现为我们了解个人、组织和国家间合作产生和进化提供了积极的前景。

2003年，沙尘暴从内蒙古横袭整个中国大陆。 2004年，南亚大海啸夺走22万条人命。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美国新奥尔良引发世纪大迁徒。 21××年，地球村大崩溃？ 为什么复活节岛人能竖起令人惊叹的巨石人像，却无法避免森林殆尽，物种灭绝的命运？为什么同样是生活在格陵兰岛上，中世纪的维京社会渐渐走向消亡，而当地的因纽特人却延存至今？ 今天，一些人类社会也因面临类似的问题而生灵涂炭、家园残破，就像卢旺达和海地发生的悲剧；即使那风景如画、人间天堂般的美国蒙大拿州，也早已危机四伏。面对这一切，我们该如何抉择，才能避免自己走上崩溃之路？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为戴蒙德继《枪炮、病菌与钢铁》后的又一巨制，格局宏大、鞭辟入里，多有对文明悲剧的忧患之思，可谓是21世纪全人类的求生之书。

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
新中国高等教育生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阶层的子女逐渐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这一变革的出现。这场革命虽然不及社会政治革命那样引人瞩目，却同样意义深远。受教育者本人在实现命运转变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和地方精英的身份构成，传统社会中封闭的阶层关系和结构被彻底改变了。
本书利用1949—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的翔实材料，力图将这一革命及其成就呈现出来，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孩子缺席的世界，比石油的匱乏更激烈、更絕望
不可不正視的「少子化」衝擊，挑戰未來社會容忍的底限
在家庭逐漸縮小的世界裡，越來越多人由於後代缺席，舉凡感覺、幸福、不幸，都無法再傳遞下去。家庭的互利與互助精神消逝，高齡化與少子化直接衝擊社會的未來發展，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的滅亡？
我們擁有較少的小孩，較少的親戚，我們的小孩也比他們的上一代更少朋友。所以不僅個人的生活有根本性的改變，我們的社會也悄悄地改變設定程式；家庭會變成例外的現象。我們越來越依賴自己，但孤單一人卻活不下去。在社會資本變成最有價值的貨品的時代，我們將如何建造新的社群？
在19世紀美國早期移民開發西部的過程中，最終成功的往往是那些以家庭為單位的拓荒者，而非年輕力壯、單打獨鬥的孤膽英雄們。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想生孩子或只生一個孩子，這種觀念又會影響到下一代，如此惡性循環，那麽我們的未來會怎樣？未來的人們會越來越孤獨嗎？總有一天，我們將面臨血緣關係淡薄甚至根本沒有血緣關係的一代。然而血濃於水，家庭是維繫整個社會的原始核心力量。現在，這種關係網面臨逐漸消亡的窘境。福利社會終究代替不了友情和親情，更無法取代家庭的作用。孤獨的一代更需要無私和「利他」的精神。因此，我們必須重新組織起來，學會互助共存。其中，女性將扮演一個最為重要的角色，因為「如果教育男孩，你教育的只是一個人，而如果教育女孩，那你教育的將是一個家庭，乃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沃爾芬森，前世界銀行主席）。
作者指出，我們並沒有準備好面對社會關係的「極小化」。我們忽然面對社會的原始問題：什麼是家庭？信任從何而來？誰又幫助誰？作者通過淺顯明瞭的範例，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揭示出許多發人深省的話題。

马尔萨斯的基本论题是人口增长有超过食物供应增长趋势的思想。它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认为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生产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赶不上以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需要，并认为这是“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

《社会学的想像力》堪称米尔斯一生学术精华的大成之作；它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全书的探讨主题，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并结合作者在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研究经验，批判传统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界限，由此强调“社会学想像力”的重大意义。
本书初版于1959年，现在已成为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社会学教学中广受推崇的入门经典；1989年美国社会学界还就本书发表30周年召集学者进行回顾性的专题研讨。现在这个中译本据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的40周年纪念版译出。

2008年，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之后，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决定辞去自己的终身教职，离开这所常春藤名校。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感觉当前的美国精英教育已经陷入了误区，这套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在即将辞去耶鲁教职之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精英教育的劣势》来讨论这些问题。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周之内，它的阅读量就超过了10万次（后来的累计阅读量超过了100万次）。很明显，这篇文章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
从那之后，他开始应邀到美国各地的大学发表演讲，跟学生们交流，回答他们的问题，也向他们请教了许多问题，并倾听和了解了他们的答案。这本书就是他对这段经历的思考和总结。
在本书当中，作者德雷谢维奇历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春藤学校学生的“数宗罪”：过于自信却输不起；朋友圈同质化，固步自封；思维僵硬，与社会脱节，缺乏“常识性聪明”等，并提出“读藤校远不如读公立大学，学校更重视教育、教学方法也更灵活、更前沿”等观点，
他还进一步指出，虽然这些藤校外表上有特色，但在内里，都是“失去了灵魂的地方”。很多在藤校就读的学生没有使命和目标感，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而相比之下，那些没有这些标签的人，却能在人生道路上攻城掠地，在各方面成就自己。而有一些藤校生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可能只是上过某藤校。
本书自2015年5月上市以来，在美国社会引起广泛争议，迅速成为《纽约时报》、《新共和》、《洛杉矶时报》等各大媒体追捧的话题，在国内也得到了南方周末、凤凰卫视、澎湃新闻网、环球时报、外滩画报等媒体的报道。

本书为各篇独立文章汇编，体例原本不尽相同，英文本中沿袭原文而未作统一，这也体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中，另外，限于篇幅，辑录文章时作了必要的处理，格伦斯基在英文本前言中有所交待，译成中文时，为保持学术文章完整性，除对个别观点进行了删节外，基本保留原有内容，对原书中一些观点偏颇处，请读者本着批判吸收的态度甄别借鉴。
本书收录均为著名学者关于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代表性文章，具体问题情境不同，希望它能够对中国的社会学家有所启发，以发展更切合国情的社会学方法和理论。从经典的基础的教材做起，而渐渐创造社会学教学研究的新局面，这是编选这套社会学教材经典译丛的初衷和夙愿。
本书既收录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经典理论家的文章，也囊括贝尔、吉登斯、希尔斯等现代名家的作品，是社会分层理论的权威汇编，也是国外高校深受欢迎的社会分层教材。
本书吸收最新社会分层理论研究成果，从经济、族群、性别等角度探讨社会分层的成因、特征、应对和未来，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分层研究的完整图谱，对于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