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一本只有七十五页的小书《致D》的问世在法国书界引起轰动。第二年，作者与其爱妻双双自杀，共赴黄泉。这段长达六十年的爱情故事的结局，让这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排名直线上升。
写书的人大概没有料到，这纯粹记述两人感情经历的爱情告白，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以往写过的任何一部著作，给读者、甚至是严肃的思想界的同行们带来巨大的冲击。书中呈现出来的作者的形象光辉，盖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种身份。惟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个“丈夫”形象，才长久地留在世人心中，成为永恒。也是这个形象，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安德烈·高兹 （AndréGorz，1923-2007）。
《致D》是高兹写给她妻子多莉娜（Dorine，1924-2007）的“情书”，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爱情的墓志铭。法国哲学家高兹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向多莉娜回溯这段刻骨铭心的情史。那时，他已经知道身患绝症的多莉娜医治无望，很有可能会先他而去。面对缠绵病榻、体重只剩四十五公斤、身高缩短了六厘米、在他眼里“依然美丽、依然优雅、魅力无穷”的妻子，他感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爱，以致抑制不住要给她写信的狂热欲望。他要告诉她自己是多么爱她，多么后悔没有更多地向她诉说自己的无限深情，没有更早地表白人世间这可遇而不可求的真爱，他说要用这封信重新组构爱情的历史，为的是把握它的全部意义。他所以要写这封信，还是为着理解他经历过的、也就是和妻子共同经历过的一切……
高兹和多莉娜最后双双弃世的决定是最自然不过的结果。高兹，已经看到爱人灵柩的男人，终于作出了最终的抉择：“我们都不希望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在另一个死后继续活着。”高兹最后选择的不是哲学家的选择，他说为爱而死是唯一不能用哲学解释的观念，当爱成为两个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发生共鸣的方式时，就已经超越了哲学。（摘自杜小真《哲学不能解释之爱》）

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范用先生用一颗童心，蘸着浓浓情意，生动活泼地描画了在学校穆源的生活片段。

周有光，1906年生，经历中国百年之变迁，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本书上篇为周有光的百岁口述，从常州青果巷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避战四川，游历欧美，后归国，任教复旦大学，又奉调北京，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遭下放宁夏，至逐步恢复工作，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编委之一，直到如今著述不息。下篇则试图从张允和生前留下的字里行间，找到一些对她的夫君百岁追忆的脚注。此外近百幅影像，再现了当年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之“合肥四姊妹”，这一个个家庭的生活和情感，折射中国社会的缩影。
20世纪是中国人受苦受难的世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在这样一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漫长乱世中，竟有一位百二高龄的老人将他一生的经历，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思路之清晰，判断之明确，丝毫不显衰老之象，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何况这不是普通的老人，而是世界知名的汉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策划、拍摄、制作长达三年之久。这部鸿篇巨制既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也是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记忆。本书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和大量经典珍藏剧照，回顾、还原了《红楼梦》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
作者回忆了当年“红楼”拍摄戏里戏外的点滴故事，选角、培训、拍摄，多情公子和大观园中的姐妹在镜头外，有竞争也有友爱。曹雪芹笔下的家族荣衰、多舛命途被搬上荧幕后，这些青年男女脱下凤冠霞帔，走出红楼，踏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黛玉”遁入佛门，芳华早逝，“宝钗”移居海外，孑然一身，他们的命运竟也如剧中一样令人唏嘘……
作者携手当年参与电视剧拍摄的所有主要创作人员和演员，以第一手的资料与读者共同完成这场盛大的文化集体回忆。

《我们仨》是钱钟书夫人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丈夫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