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择了明清嬗代过程为论述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诸多方面进行剖析，揭示帝国秩序崩解与重建的过程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顾诚先生治学谨严，在钩沉史料、严密考证的基础之上，他撰写了一些短小有趣的文史札记，如《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谈清官》《谈万寿无疆》《从李自成的诗谈起》《明代的宗室》等，既史料充分又颇有趣味。本书收入顾诚撰写的文史札记、随笔等共计39篇，大多篇幅短小、内容有趣、见解深刻。

本书收入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明清易代史事研究的文章。其中代表作《李岩质疑》发表于1977年，用力颇深，奠定了他在明清史学界的地位，并受到海外学界的关注。其他文章还有《再谈李岩问题》《李自成起事考》《李自成牺牲的前前后后》《清初的迁海》《孙可望评传》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论文集可以看作是《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的补充。

孟森(1869一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於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後，於1913年当选为民国临时政府来议院议员，为配合议会活动，曾撰写时政论文；与此同时，相继发表有关清代历史的专题考证文章，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29年，就聘於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讲清史课程。1931年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讲授满洲开国史，至七七事变止。
孟森先生的清史研究成果，主要在於对清先世源流考定、满洲名称考辨、八旗制度考实、雍正继统考证、清初史事人物考辨等，对明清史的研究有着较深远的影响，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祖。

达官贵人的玉食锦衣，市井小民的野趣俗情。
本书辑录了记述有清一代史事的野史著述凡数十种，迥异于坊间清史著作自 上而下的宏大叙事，信笔直书，简洁无忌，或为坊间逸闻，或为宫闱秘录，或为外传琐事，或为闲散笔记，笔墨流荡处，把焦点集中在正史所不便或不敢载录的口耳相传的坊间逸闻上，讲述了建州女真繁衍兴盛以至问鼎中原的历史，载录了康雍乾时的文字狱、太平天国运动等众多历史事件，展现了上至努尔哈赤、多尔滚、康熙、雍正、乾隆、慈禧、光绪、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下至维新派、革命党、侠客隐士，贩夫走卒等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书中更有孟森、辜鸿铭、梁启超先生等名家的手笔点拨，使今日的读者得以揭开正史的面纱，看尽封建时代最后王朝的世态万象。

《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为《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事考实》、《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三部分组成。孟森先生以史家之严谨，慎密考证了一直为民间广为流传的“太后下嫁”、“顺治出家”和“雍正即位”这三大疑案，剥开裹挟在历代档案、史料中的重重迷纱，寻求历史的真相，极富趣味。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融会了他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给人启发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
中华书局的增订版，重新核校全部文字，增收黄仁宇《1619年的辽东战役》等数篇文字，精选彩色历史图片10余幅。

钱穆编著的《中国历史精神(新校本)》讲述了：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其间治乱更巷，波谲云诡，常令治史者望洋兴叹，有无从下手之憾，而初读史者，亦每苦于重点之难以把握，以故望而却步。钱先生以其渊博之史学涵养、敏锐之剖析能力在《中国历史精神(新校本)》中分别讲述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玫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精神等七大块内容，让读者得窥中国历史文化之堂奥，深入了解五千年来历史精神之所在，从而认清此一代中国人所背负之历史使命及应当努力之方向。

本书初版于1923年9月，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的史分期最有特色：周以前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西力东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历史的另一个大界限，其间的历史，只是承平—致乱—再复承平的不断重演，而无本质上的变化。但就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而论，汉唐和宋元明清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乱可以作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目的历史分期，更为平实中肯、接近史实。
《白话本国史》规模宏大、视野开阔。与现今各类通史专著总是先政治、经济，后文化、外交的叙述顺序不同，吕先生的叙事往往都是有横向态势的展开，由大到小，由远至近，将所叙述的事件置于一个宽阔的时空范围，高屋建瓴，四方周赡，以获“通方之见”。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而开列的参考阅读书目，为进一步的学习、研讨指示了方向。

本书一书是陈恭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时至今日，仍被公认为代表民国时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代表该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和观点的著作。本书19章，近70万字，以叙述为主，分析辅之。本书根据近代以来发生的大事，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民国以来状况等几大主题，为中国近代史架构了基本的叙述轮廓。尤为令人称道的是陈恭禄尝试以一种公正的态度对待历史，他认为“本书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比如在讨论中外冲突及中外关系等问题时，“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但更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一味诋毁。由于本书持论公允，资料翔实，详略得当，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教材。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探讨的对象是华夏最古老的一个边缘——华夏北方边缘。作者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早期中国北方多元的游牧社会作一新考察。作者指出，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的互动曾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来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作者期望通过情境化与反思性的历史知识，形成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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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导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罗丰（宁夏考古所所长，考古学者）
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制作。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游牧”不只是一种生产、消费与交换的经济手段，它还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价值观来与之配合……对于熟悉定居文明社会价值体系的“我们” 来说，游牧社会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挑战、刺激我们的知识理性；因为这样的刺激，我们或可得到些反思性新知。
——王明珂（本书作者）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讲述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本书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官阶制度为研究对象。作者采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构建了一个新鲜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新视角，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将之勾勒连缀为一条演进变迁的线索，并对其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系列独到解释。进而对整个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分期模式。

《天朝的崩溃》是作者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这本书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作者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汉朝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二百余年。其间，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因素之外，儒家的《春秋》学也起了重要作用。本书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讨。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资助项目。

现代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点，一是离我们太近，没有距离感的历史研究总是有许多复杂的情感埋藏其中，很难做到客观。二是资料的匮乏，很多当时的文献都封在档案馆里，一般人无法发掘。三是太过于敏感，一不留神就会踩到地雷。
杨奎松教授则是一位能抛开历史是非、以材料说话，又能发掘到未解密档案，行走在雷区的学术人，在中国，能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并不多。在本书“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这或许也是他研究历史的原则。
本书不是一部“大书”，没有一大串的目录，只有一篇篇并不算短的文章，文章所讨论的问题也没有连续性，皆不相同。如第一编“读史”中的《历史的湮没与改写》，讲的是关于1946年中共武装在安平镇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事件的始末，该事件在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党史上很少提及；《政治独立的前提》则是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是揭秘长征之后的中共红军为“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而做的一次努力的经过。
不同的人对历史事实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例如个人情感、所掌握的资料、解读材料的角度，等等。然而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这就需要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不断商榷，最终“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发现历史真实。第二编“讨论”便是杨奎松教授在历史研究中不断与人碰撞、商榷的讨论性文章。如与邓野的关于中条山战役中共“出兵”之争的商榷——《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与刘统的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探讨——《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
本书的第三编比较特别，所收录的三篇文章并非是针对历史事实而写，它们实际上是一篇篇书评，是对书籍作者的历史观和写作方式的评价和批评。正如所言，杨教授是一个行走在雷区、敢踩雷的学术人，对于历史和历史学，杨教授一向秉持着公允客观、求真见疑的态度，所以其才会在《民族革命史观的解读尝试》一文中，对金冲及先生作品《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的一些“避重就轻”的写法和观点提出质疑，也才会对畅销一时、影响甚深的《苦难辉煌》一书做出正误之举并提出最尖锐的批评。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为现实需要而不断变幻着自己都模样。然而当现实以这种虚假的历史为镜子，借着它反映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往前走的时候，也许前面就是悬崖深渊。
“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有资格来讨论什么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但无论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先把历史真实弄清楚。……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作者的这一段话，或是是对书名的最好注释。

这本“加州学派”的力作，尽管在国外学界频频获奖，但之所以在国内引起这样的轰动，是因为这本书以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再次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领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什么突然“样样落后”地衰落了？

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天错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本书可作为学生必读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