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ternet was supposed to be an antidote to authoritarianism. It can enable citizens to express themselves freely and organize outside state control. Yet while online activity has helped challenge authoritarian rule in some cases, other regimes have endured: no movement comparable to the Arab Spring has arisen in China. In Contesting Cyberspace in China, Rongbin Han offers a powerful counterintuitive explanation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world’s largest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the digital age.
Han reveals the complex internal dynamics of online expression in China, showing how the state, service providers, and netizens negotiate the limits of discourse. He finds that state censorship has conditioned online expression, yet has failed to bring it under control. However, Han also finds that freer expression may work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regime because its critics are not the only ones empowered: the Internet has proved less threatening than expected due to the multiplicity of beliefs, identities, and values online. State-sponsored and spontaneous pro-government commenters have turned out to be a major presence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denigrating dissenters and barraging oppositional voices. Han explores the recruitment, training, and behavior of hired commenters, the “fifty-cent army,” as well as group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nationalistic Internet posters who see themselves as patriots defending China against online saboteurs. Drawing on a rich set of data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long-term online ethnography, as well as official reports and state directives, Contesting Cyberspace in China interrogates our assumptions about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and the democratiz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本书汇集了黄宗智先生学术研究的精华。全书经作者亲自校阅，是比较权威的版本。
书中介绍了黄先生一贯强调的从经验证据到理论概念到经验/实践的研究方法，以及著名的黄氏“内卷化”、“过密化”理论。在翔实的经验证据基础上，论证了小农在人多地少的客观环境下所做的抉择，尤其是长时期为递减报酬而做出的高密度劳动投入，亦即作者之所谓“没有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总产出上升）” 以及“过密型商品化”。其影响可见于近年来“内卷”和“过密”两词在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广泛应用。其后，黄在《规范认识》文中对中、西方研究作了整体性的反思，突出中国经验（从西方现存理论理解）的悖论性，引起众多的讨论。
此后黄宗智的研究主要转向法律史，再次在发掘 “诉讼案件档案的基础上”，打出新颖的分析概念，区别清代法律的官方“表达”与其司法“实践”，强调两者既背离而又统一，由此形成清代法律的基本性质。此后“表达、实践”两词的对立也在国内众多论著中广泛使用。黄提出了清代法律体系中的“第三领域”概念——亦即国家正规法庭与社区非正式调解相互作用的中间领域。后又进一步说明了该领域中的“半正式”治理方法（即对准官员的依赖以及国家惟有在涉及他们的纠纷中方始介入）。黄把清代的这个治理模式称作“集权的简约治理”。
在新近的四篇法律论文中，黄进一步指出，现代西方的实践历史同样不同于任何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建构，尤其是西方现代影响最大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他强调，中国从传统延续至今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与现代西方的形式主义思维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天，中国固然需要吸纳形式逻辑来建立理论，但也应建立既是中国的而又是现代的现代性，包括法律体系和社会科学。
面对中国当前的“三农问题”，黄既强调其过密化的历史延续，也指出在当前的“三大历史性变迁”中，中国农业终于面临“去过密化”的历史性契机。有关的论文揭示的是过密化“理论”本身的历史性，自始便与特定历史条件相连。
紧密连接经验与理论是黄教授学术生涯的一贯研究方法。本集最后一篇论文是他近年为国内研究生开办的研修班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学术方法的一个总结性介绍。

《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从社会学视角介绍和解读了当代中国若干事件和部分社会群体，虽然是学术图书，但作者努力让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有兴趣的读者，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书中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遍及华北和华东广大地区的两大谣言，从宏观社会的背景来分析谣言产生的原因；对“大跃进”和“四清”运动作了独到的分析，相信能帮助后人辩证地了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用比较多的篇幅对社会变迁中的一些特殊群体进行了剖析，如基层右派、四类分子、当代的女工、第一次出生高潮的同龄群、偷渡者等，在社会变革中，正是这些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写出了真正的历史。

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间，华夏大地上演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迁，世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中国发展的历史记录、经验不同于西方国家，鉴于此，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发展。本书正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改革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变革和转型过程。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讲述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农民工从农村向全国各地城市的流动。农民工既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力量，也成为力图应对日益增长的不安定人口的城市政府的累赘。流动现象对城市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影响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们非常关切的领域。在《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中，作者对农民工返乡——这已开始改变中国农村地区——的影响作了领先的深入的研究。
墨菲在中国农村的深度田野调查为她探索农民流动对农村生活的深刻影响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基础。她的分析集中在促成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发生转变的农民工的经历和生存策略上，同时也考察了流动者、留守者和官员对变化的环境、障碍和机会所做出的反应。
这个前沿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分析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用的比较案例。

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的反响。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本书探究的是一个之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阎云翔70年代曾在一个东北农村当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那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他的研究视野从公共领域如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的赡养，一直延伸到私人情感、性、节育和性别的选择。这个课题是极有意义的。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内容简介：为何即使拥有那么多资源和处置权，还是有那么多亚非拉国家在指导其国民行为时困难重重？为何同时又有为数甚少的几个国家成功地取得了这种控制能力？失效的法律和社会政策对国家本身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米格代尔采用了一个看待第三世界国家角色的新视角《强社会与弱国家》为研究国家社会关系及第三世界的经济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在亚非拉地区。国家机构在人群中——甚至是最偏远的山村——建立了其机构然而，近距离观察这些机构．却会发现它们往往按截然不同于其远在首都的创立者们设想的原则行事米格代尔对这个悖论提供的答案是一个强调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争夺社会控制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模型，以及一个为何有的国家能成功战胜社会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