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形式的文化史（以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为代表）遭受质疑以来，文化史领域新见迭出，在研究对象、主题、视角、方法乃至研究者本身等方面都日益多样化。
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在《文化史的风景》中撷取了若干独具特色的研究主题——如社会记忆的历史、梦的历史、心态史，甚至玩笑和姿态的历史——进行细致描绘之余，对文化史的传统、问题、潜力与趋势也做出了总体的反思。他认为，尽管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方法，但“经典”形式之后尚未出现新的“正统”，文化史研究门派繁多，呈现出一幅“众声喧哗”的景象。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融会了他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给人启发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
中华书局的增订版，重新核校全部文字，增收黄仁宇《1619年的辽东战役》等数篇文字，精选彩色历史图片10余幅。

本书为列文森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在饱含思辨的流畅叙述中，作者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而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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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是一个创造的天才，后来者必须努力跟上他的脚步……作为老师，我为此而自豪。 ——费正清
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亲密的友人，更是一个不会枯竭的思想灵感的源泉。与他的交谈也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并且能够不断地刺激你产生新的视域与观点。 ——史华慈
很自然，列文森对于官僚—君主制的描述已经且将会被后来的学者所修正，但是，其尼采式的暗示——人们可能将自我的局限强加于他人以服务于自身权力——将作为其论述的核心长存下去。如其许多洞见一样，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也将继续提醒人们，悖论旨在揭示真理的一个未知片段。
——魏斐德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70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杜维明

本书是“旸谷文丛”之一。本书介绍了明清时代流行着的审美的、性爱的风气和文学，从历史的更长远更开阔的角度审视性爱问题，尽可能客观的描述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目录: （节选）
第一章 绪论
一 性爱是一种风气
二 性别问题与性爱风气
第二章 明清时期正统性爱观与节烈风气
一 淫声美色破骨之斧锯也－－家规闺训中的性爱观
二 爱伦常甚于爱美色－－正统性爱观在明清通俗小说中的体现
第三章 晚明的纵欲主义思潮
一、从“心”到“身”的全面解放－－晚明纵欲风气的思想源流
二、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相争－－晚明社会的纵欲风气
第四章 明清社会男性同性恋风气
一、致娈单为厮役，狎丽竖若友昆－－明中晚期社会男风流行状况
二、展示男风众世相－－明中晚期的同性恋文学
第五章 女子缠足的流行与金莲崇拜
一、明清两代缠足风气概况
二、处于性爱活动中心的三寸金莲
第六章 明清社会的异装癖风气
一、羞涩如处子－－审美趣味上的女性化
二、美男妆成如美女－－明清社会异装癖现象

本书集结了12篇论文，全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每一篇都集中在一个特殊的面相上面。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等尽在其中，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阔。且每一篇论文都是从宏观角度对中国文化史的某一面相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同时看到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研究的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动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但是根据比较严格的史学观点，我们仅仅满足于从直觉或整体印象所获得的抽象论断。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第一卷的前一卷（即第14卷），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挫折。其第一编主要记录了新政权以苏联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的尝试，第二编概括了其后期间中国领导人为更快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本国发展模式的努力。本卷的第一编都分析了政治、经济、教育、党与知识分子、外交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及发展状况。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出这些相关因素如何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准备。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本书以恭亲王奕诉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方案…… 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这本书被称为“史办有名的小书”，“学术含量很高”，“在史学界早有盛名”，“众多近代史中力作之一”、“传世之作”，“诺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字字珠玑，让人叹绝”，“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一本经典”，“史学名著”“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比后来大多数同类著作都要高明”、“开了风气之先”，“眼界开阔，独辟蹊径”，“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对近代史学有开创性贡献”，“小书大历史”，“凝聚了他十年研究的心得”，“一部有分量的史学著作”…… 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这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最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蒋氏本人被视为“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又被视为“典型的自由派”的代表作，“放言论证，毫无顾忌”。又被视为“族国主义”的代表作，是“族国主义”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本书适合中国近代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学术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光学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化之研究家或爱好者，大中小学生……

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和边界。
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本卷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
本卷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论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 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从此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

这本书较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与趋向。全书共四章先后着重讨论了近代中国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涉及的美国当代史家、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对其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评介。

本书作为杨奎松教授近年来所撰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的一个结集，涉及近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重要历史的研究著作10余种。书中既有对这些著作学术成就、学术特色的中肯评价，也有对其中偏颇、阙失、不足的指正，并多有独到的见解。读来有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它绝非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读书方法，因人而异。而对于学者来说，“开卷有疑”，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责任。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中的一本，《剑桥中国史》共16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上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两卷都有所有书目介始，评述各章有关的资料和论著。

《天朝的崩溃》是作者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这本书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作者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共分五编二十五章，七十余万字，所取政治文献的研究资料上自晚周，下迄辛亥革命，全文所论及古今学者六十余人，文献资料相当丰富。作者以政治学观点就所选资料分类征引，以夹叙夹议方式叙之，来龙去脉交代相当清楚，治学考证颇为严谨，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作极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整体而言，该书基于历史演进框架的基础上，自创造而因袭，由因袭而转变，再由转变而成熟，即从各个时期去描述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其中新论频出，足见作者观察力之敏锐，思维之缜密，视野之宽阔，考证之严谨。

为什么极权主义的宣传，比如在纳粹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开始时卓有成效，却最终失败？外界观察家在解释这段时期的宣传时常常犯两个致命的错误。首先，他们假设因为有警察国家的支持，宣传机器得以广泛有效地工作，人们对希特勒和昂纳克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做的后果。其次，他们认为，宣传确实成功说服了大多数的公民，纽伦堡集会反映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大多数东德人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战盟国于是担心，铲除纳粹主义将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西方知名的学者们或政治家们，没有预计到东德会崩溃得如此迅速。
有效的宣传取决于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方法，从最温和的建议到公开的暴力，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对此都深有体会。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世界观。纳粹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对文化，道德，科学，历史和娱乐的方方面面的解释；他们也提供人们接受现状的原因。
本书考察了纳粹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用的所有说服技巧，并试图指出这两个系统最终失败的原因。

《从黎明到衰落》是雅克·巴尔赞毕生对1500年以来整个西方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20世纪文化论著中的经典之作，评论家们将此书推崇为文化作品创作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这部著作论述了从1500年起至今约五百年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制度（如君主制）、宗教、社会思潮、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科技发明、民俗及社会生活等，包罗万象，涵盖面很广，从文艺复兴的根源到说唱音乐，作者均予娓娓叙述，并将自己在漫长的一生中所作的思考融入其中，使书的内容丰厚并具独特的魅力。
作者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他指出，目前存在着许多令人感到烦恼的因素，如死气沉沉的政坛、恪守陈规的学校教育、个人主义的蔓延以及高度抽象化艺术的盛行，等等，但是，文化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失望多于希望，而很可能会成为西方复兴的源泉。这一思想贯穿全书，成为全书的闪光点。

斯宾格勒，这个现代德国心灵的重要表征，把歌德式的观相方法和尼采式的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从宏大的文化比较形态学的角度，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预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自他以后，这一末世启示录的论调就犹如一个原始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路程中，其先知般的声音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仍可唤起一种自省的激情。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的历史哲学著作。本书的第一卷于1918年出版，第二卷于1922年出版。
斯宾格勒青年时代就读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一所中学。本书就是他在中学教书时写成的。作者说他于１９１１年已构思此书，当时他已感觉到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大战的爆发和进展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憾，促使他深深地思考现时代人类的生活，尤其是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命运。
在《西方的没落》的一书中，斯宾格勒大胆地提出了研究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学说，即比较文化形态学的理论体系。他认为这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土壤中所能产生的唯一的新哲学，从这一世界历史形态学的观点出发，可以很好地审视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为现时代的文化定位，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
斯宾格勒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个文化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只能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历史。每种文化都有其基本的个性特征，这些基本物征作为文化的灵魂从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不同的文化是互不理解的。因而，研究世界历史必须采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从贯穿于每一文化的基本的个性特征去把握其形态。把握各个文化的基本特征不能靠自然科学的方法，要靠本能和直觉去理解。
比较文化形态学认为，历史是有逻辑的，有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贯穿于人类历史中。具体地说，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体，每种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生命周期，历经青春、生长、成熟和衰败四个阶段，就像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变换一样。各个文化中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只要属于文化形态学中的同一阶段，就是同时代的。
尽管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中仍然存在着“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但他确实是比较早地、比较自学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西方著名学者。他例举了人类历史上的八大文化，即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认为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并不比其它文化优越。他把“西欧中心论”问的世界史观视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认为它应该被他的哥白尼式的世界观所代替。不过，在他看来，除了西方文化，其它文化都已经死亡，只是一种无历史、无生气的存在。只剩下西方文化还处于文明发展的“战国时期”，虽然他也讲西方的没落。
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特别强调历史的宿命．他明确地说，《西方的没落》是他对历史和有关宿命的哲学的一种新的看法。由这种宿命的历史观所决定，虽然他也感叹西方的没落，却还是认为不论人类是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宿命．他的希望只是，这本书能打动他的读者，从而委身于技术、海洋、政治，而不是抒情诗、画笔、认识论，他认为人们只能适应这个技术的、物质的、政治的社会要求。
《西方的没落》一书问世以来，其影响是很复杂的。它既对汤因比这样的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又被纳粹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利用．我们今天应该以批判的眼光来读这本书，进行批判的思考。建议重点阅读导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