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book is a study of dress in Franc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it Roche discusses general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dress, locates the subject within current French historiography and uses a large sample of inventorie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rious social classes in the amount they spent on clothes and the kind of clothes they wore.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本书通过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种种论断和描述，对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中一些错误的乡村观念和城市观念进行了剖析，指出其谬误。作者集中驳斥了部分学者所坚持的“消逝的农村经济”、“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等缅怀旧日农村的错误观念，指出这些观念只是作者的想象，无论是历 史事实，还是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显示出昔日的英国农村充满了苦难，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同理，城市虽然是在新的生产方式确立后兴盛起来的，但城市并不必然代表了进步，城市也面临太多的问题。简言之，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城市与乡村的这种矛盾与张力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遇到的一场全面而重的危机，要化解这场不断加深的危机，人类必须抵抗资本主义。
全书共二十五章。第一章具有前言的性质，概括了历史上人们围绕“乡村”和“城市”所形成的各种观念，指出英国经验对于研究“乡村”和“城市”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二十五章为全书的总结。主体部分二十三章以英国文学中根深蒂固的乡村怀旧为起点，回顾了十六至二十世纪多部英国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随笔等）中对于“乡村”和“城市”的描写以及有关“乡村”和“城市”观点的发展变化，并将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揭示出“乡村”和“城市”对立的实质及其所反映的现代大都市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
雷蒙·威廉斯是一个世纪来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这是他最好的著作。对于英国文学和历史方面的课程而言，这是一本理想读物。
——布里·汤普森，加州大学
书中有第一手的文本材料，行文风格简明扼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因为书中流露出作者对其论述主题的真切关注。
——纳奥米 布利文，《纽约客》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5版)》是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所著之经典教材，在西方学界经久不衰，是公认的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最为权威的综述性著作之一。《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5版)》对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历史，传统及当下的发展现状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广泛涉猎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思潮，梳理国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文化研究、媒介研究、大众传播学，文艺批评以及新闻学等领城内学者与研究生阅读，参考的重要文献。《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5版)》是原著最新版的中译本。

在《文化与日常生活》这本书中，戴维·英格利斯巧妙地把追溯文化的起源作为社会学分析的一个特定研究领域，在“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和政治割裂造成的矛盾张力中展开剖析。从更为宽泛的角度上说，《文化与日常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一本对文化实践和艺术形式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学术著作——其内容从诗歌到毕加索、从马克思主义到MTV、再从美学到美国化和帝国主义。由此，正如英格利斯强有力地论证的那样，“文化”在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成为一部宽泛意义上特别的社会学思想史，同时也是对社会生活全貌的概括性总结。
作者通俗易懂地阐释了传统意义上社会学所赋予文化的各种主要定义，从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就此，《文化与日常生活》把那些形塑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同时又被日常社会生活所形塑的各种文化模式娴熟地糅合在一起并进行了分析和梳理。

◆ 这是一本再版不断，关注新软件、新视角、新方法，被全美多所高校选为教材的“名著”。
◆ 两位作者都是资深博士导师，对研究生做毕业论文会遇到的困难、经常犯错的“雷区”，他们有真切的体会和丰富的经验，这一点，在本书字里行间那些细致入微的指导意见中有充分的体现。
◆ 毕业论文的完成，从来不是让研究生们像机器那样不知疲倦地、完美精确地一步步实施研究设计、搜集数据、分析资料等步骤的过程。在本书中，作者不仅仅提供研究的方法和技术的指导，而是能够体察到作为常人的研究生们总会遇到的那些情绪障碍、任务障碍、人际困难，并真诚地给予建议。
◆ “写作”那一章非常棒，尤其适合从小就讨厌写作文的你。
本书主要针对硕士和博士完成毕业论文进行指导。涵盖了论文写作的全过程：怎样选题，怎样做文献综述，怎样选择合适的方法，怎样处理庞杂的数据，怎样立论，怎样展开材料、数据和结果，并辅之以多个学科的真实论文作为范例。本书还提供了许多实用技巧，如免费分析软件的下载地址，改进写作的具体方法，识别个人学习风格，如何解决情绪问题，等等。

本书是法国哲学家论电影的文集，由东北师大李洋老师选编，收录了法国当代最知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居伊·德波、让·鲍德里亚、吉尔·德勒兹、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等九位思想家共十七篇论述电影的经典文章，有演讲稿，有论文，也有访 谈等，其中最早一篇写于1959年，最新一篇发表于2011年，这些文章展现了这些法国哲学家对电影艺术、电影现象的睿智思考和深刻理解，其中部分文章已成为哲学史和电影理论史上的著名篇章。

本书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涉及1750年至今的广阔时段，考察了风景在历史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全书分文化表达、政治内容和民族志三部分，论及风景区的立法史、风景进入权与政治进入权的冲突或互动、交通运输体系与景区环境保护的关系、围绕景区开发和土地使用展开的博弈、隐匿在风景里的权力关系等。多重视角相映成趣，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都具有启发性。

文化社会学－对比研究。本书为理解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新、有力的理论框架。本书以法国和美国为重点，分析了两种不同文化的人们怎样利用民族的和跨民族的评价模式库对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和审美。
本书为理解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新、有力的理论框架。本书以法国和美国为重点，分析了两种不同文化的人们怎样利用民族的和跨民族的评价模式库对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和审美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书中分析利用了11名法国和美国研究人员的8件个案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人中花费了数年时间进行合作，研究对比了两国的体系。课题涉猎广泛，同时还比较了个人如何利用现有的文化工具来回答疑问，诸如种族是否平等？什么是性骚扰？当代艺术的价值何在？新闻工作者庆当保持中立吗？环境保护如何与经济要求保护协调？怎样使私人利益有利于公共利益？这种比较方法超越了在刻画民族性格上的简单化的模式，它提供的真知灼见不仅使社会学家，而且使政治学和人类学家受益匪浅。

雷蒙德·威廉斯在本书中考察了近代英国的教育、识字（图书、新闻报刊）、“标准英语”的发展，英语作家、戏剧的社会历史进程，20世纪英国小说的形成。在这些考察的基础上，他发现一种文化的变革正在发生，并且与之前英国曾经经历过的民主革命与工业革命一样重要。正是以他的英国文化史研究为依据，雷蒙德·威廉斯提出了在长时段内存在着一种文化革命的理论。

《世界·文本·批评家》是萨义德十二年内写成的论文结集，也是他早期的一部闻名遐迩的著作，共计十二章，内容十分广泛，对文本与文化批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标志着当代文学理论继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之后的新发展。他的理论对福柯和德里达的有关理论均有所借鉴：用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提出作为自由游戏的杂交文化理论；用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权力与反抗关系理论来剖析东方学，揭示东方学的实质是东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或霸权话语，指出消解话语霸权的方式是争夺话语权。

文化，是“记忆”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2003年9月25日，萨义德因患白血病去世，本书于当年底出版，是他生前最后数年美国知名媒体人巴萨米安对他的系列访谈录。最早的一篇始于1999年2月8日，而最后一篇完成于2003年2月25日。其中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正值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多事之秋。萨义德与巴萨米安的这一系列访谈，主题包含了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乃至当代的巴勒斯坦音乐与诗歌。通过文化的延续，萨义德说明了大众抵抗对于文化、历史及社会变迁的核心价值。《文化与抵抗》是这位“巴勒斯坦之音”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

文化与人性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学者讨论的重点,但无论人性也好，文化也好，说的是一个整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甚至一个团体。做为某个具体的人来说，他身总能反映出人类的共性及人性，但在某些时候他反映出的也可能只是这个个体的"个性"。

《艺术的法则》清晰地显示了布迪厄立足于文学艺术领域对整个社会结构与认识结构的深刻分析，以及他将社会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理论的抽象性与经验的具体性之间游刃有余，把表面上关联不大的现象领域和分析焦点有机结合。虽然他有很深的学院素养，但他提倡实践的方法，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所主张的知识分子的自由政治上。无疑，这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世界政治格局日趋复杂，知识分子的良知受到了更大的考验。他们如何面对这样的世界以及采取怎样的行动，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是一部论述20世纪美国新中产阶级的著作，1951年出版后被誉为“具有远见卓识的启迪之作”。它在首次出版之后的这些年里，成了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并不断地吸引着新的读者。
正如霍拉斯·M·卡伦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所说，这是“白领金字塔中每一层次的人都值得一读和值得思考的著作。它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
在阅读了这部有关白领世界的临床式报告之后——现在它对了解20世纪的生活品味和感情至为关键——希尔维亚·波特在《纽约邮报》上撰文指出，“这是我在这些年里读到的最能够激发人们痛苦思索的著作。只有那些天真的傻瓜才会否认其中包含了诸多真理，它足以使人们驻足下来，认真地品坊和聆听。”

《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破坏性，这当然没有什么比“九·一一”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本书为列文森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在饱含思辨的流畅叙述中，作者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而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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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是一个创造的天才，后来者必须努力跟上他的脚步……作为老师，我为此而自豪。 ——费正清
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亲密的友人，更是一个不会枯竭的思想灵感的源泉。与他的交谈也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并且能够不断地刺激你产生新的视域与观点。 ——史华慈
很自然，列文森对于官僚—君主制的描述已经且将会被后来的学者所修正，但是，其尼采式的暗示——人们可能将自我的局限强加于他人以服务于自身权力——将作为其论述的核心长存下去。如其许多洞见一样，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也将继续提醒人们，悖论旨在揭示真理的一个未知片段。
——魏斐德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70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杜维明

《中国艺术精神》共分十章，除第一章论上古音乐艺术之精神以外，其余九章均为论绘画艺术及其所蕴涵的中国艺术精神。书中颇多真知灼见，义理明晰，风骨超然。徐复观深入研究庄子讲的学道、体道及成道的境界，发现其与现代、近代西方思想家所讨论的美与艺术的情况颇多近似或相同，从而认定庄子的道正是中国的艺术精神。这对研究中国艺术精神具有开创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