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钟书先生的第一个集子，由杨绛女士编定。本书则是这个集子的注释，回答了神和鬼的问题，有关人的问题，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修身之道，人生的价值等。
此书共分为两部分，在书中杨绛关注了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
后一部分则由注释《写在人生边上》多篇散文构成。在《论语趣》一文中，杨绛提到，钱钟书和她都认为，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子路而不是颜回，最不喜欢的是不懂装懂、大胆胡说的宰予。

在完成本书写作的10年间，作者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
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如梁思成先生工作笔记中的画作和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书长期无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重印，仅在香港出现过盗印本。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订之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此后作者又曾小幅修改过几次。《围城》 自从出版以来，就受到许多人的推崇。由于1949年后长期无法重印，这本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60年代，旅美汉学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对本书作出很高的评价，这才重新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人们对它的评价一般集中在两方面，幽默的语言和对生活深刻的观察。从1990年代开始，也有人提出对本书的不同看法，认为这是一部被“拔高”的小说，并不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幽默作品。除了各具特色的人物语言之外，作者夹叙其间的文字也显着机智与幽默。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卖弄文字，语言显得尖酸刻薄。但这一说法并不为大多数人接受。

在处女作《棋王》中，阿城表现出自己的哲学：“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低下的贫民阶层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 阿城笔下著名的"棋王"王一生是近世以来罕见的一个深刻体现了道家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王一生深得老子的阴柔之气。他的性格是坚忍而沉着的。《棋王》表面上写棋，实质上则具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表现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评价和对中国文化进步的展望。

另类解读经典情色文化，图文再现历代欲望心理。
《好色的哈姆莱特》包括《好色的哈姆莱特》、《画春宫的女人们》、《黄段子和小册子》、《吉吉的身体》等十余篇文化散文。题材另类不羁，文字亦庄亦谐。博学的作者将邀您共游古希腊、古罗马、夜幕下的巴黎街头，从康康舞、希腊古瓶和太阳马戏中读出细节的低语，读出风尚的演变和传承，读出道具不同而欲望如一。关于性，上帝所没有说的，小白将向您娓娓道来。

两个月以后，吉姆在动身去英国的前夕，从阿拉瓦号舷梯下来，最后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想起了伦塞姆医生的话。吉姆身穿丝衬衫，系领带，外面是一套从先施公司买来的灰色法兰绒套服，彬彬有礼地等待一对年老的英国夫妇走下木梯。在他们的下面，是上海外滩，和城市之夜的繁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挤在宽阔的马路上，在电车和汽车缝里，在美军吉普和卡车缝里，在人力和三轮车缝里，你推我挤，熙熙攘攘。他们一起观看英国和美国军人进出外滩的大饭店。在阿拉瓦号旁边的小码头上，在它的船首和船尾的遮掩下，美国水兵从停泊在江心的巡洋舰来登岸。他们从登陆小艇一上岸，中国人就蜂拥而上，成群结队的扒手和车夫，妓女和洒吧拉客的，叫卖自制尊尼获加威士忌的，买卖黄金和鸦片的，所有这些身穿黑绸衣裤、狐皮大衣和华丽服饰的上海游神。

建筑艺术不应该是建筑学者、建筑历史家、甚至建筑专业者的专利品。所谓建筑设计（architecture）亦不应该像以往的观念，即只有“具有特殊意义的空间或结构”方可视为建筑设计，其他就只是“房子”不值一谈。“特殊”的含义，可解作“最高级”、“非一般”或“不寻常”的物料和技术应用。<br> 《不只中国木建筑》提醒大家毋须在房屋和建筑设计之间画出一条界线，因为最基本的房舍也会包含建筑艺术的精神和意义；“最高级的”建筑文化，也可以具有“平易”、闲适“的情调。 作者曾在法国接受教育，在香港院校执教东西方艺术设计多年，这一次利用了五年的课余时间，用带着感性的笔触，就一般被视为艰涩的传统建筑，写下16篇平易隽永的文章。本书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去接触中国文化，可读性很高。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写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初。这篇作品如沈从文的其他湘西作品，着眼于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变迁，描摹了湘女翠翠阴差阳错的生活悲剧，诚如作者所言：“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边城》写出了一种如梦似幻之美，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来都显得相当理想化，颇有几分“君子田”的气象。当然，矛盾也并非不存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所用的背景材料中便隐伏着社会矛盾的影子。作者亦不曾讳言他的写作意图是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建筑的永恒之道》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筑设计、建筑和规划的新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社会成员按照他们自己的存在状态设定他们生活的世界秩序，这一古老方式从根本上构成了新的后工业时代建筑的基础，这些建筑由人们创造。

作者以其“大历史”的宏观视野，涉足欧美等国的近代历史，讲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路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以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社会转型为中心，研究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社会经济与经营方式，及其在各国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之中的演化过程。书中侧重分析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将资本主义综合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勒·柯布西埃在建筑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革新和独特的见解，批评了看不到工业发展和建筑发展必然趋势的古典注意学派，对世界现代建筑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本书中提出了建筑必须走大生产、工业化道路，反对搞虚假装饰的古典主义；主张设计要有整体观念等等。

《我们仨》是钱钟书夫人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丈夫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娜斯自从上世纪90年代去了美国，就在纽约一边谋生一边闲看美国各种文化风景。1996年起，她开始为《三联生活周刊》写《纽约明信片》专栏，用比较轻松的语言写发生在美国的“文化事”。这些所谓的“文化事”其实很日常，日常到看电影、看话剧、看体育比赛、参观美术展览、逛书店、泡图书馆2003年，她的专栏文章结集为《东看西看》，涉及媒体、音乐、饮食、书籍等方面，依然是那些看似轻松的“文化事”。《想像舞蹈的马格利特》是她的第三本著作，延续着她的文风———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没有任何文化负担，也不在乎任何文化权威，不怎么深思熟虑，常常是随意的记录。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分别发表于新京报“大家”版、《万象》、《读书》、《书城》等，题材五花八门，北欧的建筑、艺术家马格利特、昨日的电影、眼前的花草等，按“旅行与旅途中的阅读”、“电影笔记”、“视觉笔记”、“记忆与想像中的花园”分别归类。
对于一个勤于写随笔的人，旅行和阅读无疑是最容易启发灵感的。娜斯的阅读独到而挑剔，在《美味———性，冒险，激情？》一文中，她把《厨室机密》一书读出了另外一种美味之外的味道，她认为作者伯尔顿在书中想表达的不仅仅是美味，而是如何引发一种生活态度。
“电影笔记”和“视觉笔记”则是娜斯书的重点，也是她关注的主要“文化事”。其中最值得一读的就是《吃在电影院》。这组文字把那些和吃有关的电影进行了一番全程式的梳理，这些菜单琳琅满目、色香味俱全，光看名字就让人垂涎。从美食到男女，从东方到西方，从吃到撑死到饥饿难耐，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的世态百相，差不多尽在其中。个中的丰富性和种种矛盾，又怎是一种简单的口味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