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本）》第一章讲述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变化，重点在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和对朝政策，说明在保障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的条件下，斯大林希望东北亚地区保持稳定状态，以维持根据雅尔塔协定所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地缘结构。
第二章讲述中苏同盟建立特别是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过程，重点在于说明，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与以往人们的理解不同，主要不是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了冷遇和屈辱，而是斯大林被迫对中国做出了重大让步。这一让步，将导致苏联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使其在远东乃至亚洲的战略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开始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第三章讲述朝鲜战争爆发的全过程，主要是斯大林对金日成想要用武力方式统一朝鲜半岛这一计划从反对到支持的转变过程。与第二版夹叙夹议的写法不同，这里的重点首先是对历史过程的叙述，而在最后一节集中讨论斯大林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的决策动机。这一节完全是新写的，分析了以往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所作推断的逻辑漏洞或史实错误，并进一步论证了笔者自己的推断——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
第四章讲述中国出兵朝鲜的全过程，并根据不同的背景把这一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分析了中国出兵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及由于条件变化而导致的毛泽东所设定的行动目标的变化。同前一章一样，这里的重点也是历史叙事，而在最后一节集中讨论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动机。从条件和目标的变化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决策动机是多重的，并且有所变化，既有表面的，也有内在的，有的是临时处置，有的则贯穿始终。从总体上讲，中国出兵朝鲜是为了保持中苏同盟的有效政治态势，从而在根本上保障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这一节基本上也是新写的。
第五章讲述中苏同盟在战争中得到巩固和加强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战略决策层面中国与朝鲜之间发生的诸多分歧和矛盾中，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泽东，这说明毛泽东的出兵决策实现了其根本目标。因此，这个决策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虽然带有一定的风险。
余论讨论中国在1951年初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问题。这是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意在说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战略性失误并不在于出兵朝鲜的决策，而在于没有适时收兵，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并因此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过于沉重的代价。

三十八年來《歷史與思想》不斷重印，
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
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克魯格獎（Kluge Prize）得主
從1970年到1976年余英時教授先後發表了〈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等文，開啟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解釋與新視野。這些文章收集在1976年出版的《歷史與思想》一書中，此後年年再刷，影響深遠。
【新版】《歷史與思想》特別收入余英時教授為讀者撰寫的〈新版序〉
《歷史與思想》共收錄17篇文章，主要論題有：
1. 討論中國（專制）政治傳統和反智論的關係
2. 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的問題
3. 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及有關史學的一般問題
4. 對紅樓夢這部小說提出新的看法，並檢討紅學考證運動得失
5. 評析探討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潮
6. 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的關係，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基礎。

日知绿是顾炎武一生学问和思想的结晶，自言「平生之志舆业皆在其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是援庵先生学术、教学与思想进一步深化的时期。
在学术上，他对宗教史、元史以及历史文献学的几个分支史讳学、校勘学、年代学的研究．这时都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酝酿着新的研究课题。

《文史通义》主要内容：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文史通义》是清朝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著作。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零一）字实齐，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曾经为和州永清县和亳州编写县志和州志，又编写《湖北通志》，著有《章氏遗书》，从中选出精要部分为《文史通义》，后附《校雠通义》。《文史通义》是一部开新学术风气的著作，书中主张借古通今，所论涉及史学、文学、校雠学等多种领域，创见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