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ISBN：9787100074469，作者：梁漱溟 著

大卫·休谟，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建立了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不可知论的哲学体系。
本书1954年出版了英文首版，1980年出版了第二版，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再次以平装本形式修订重印。半个世纪以来，莫斯纳的《大卫·休谟传》一直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和作家的（现代） 最权威的传记。本书不仅对大卫·休谟的生平有详细的著述，披露了关于休谟的罕见史实，同时也还原了一个精彩纷呈的18世纪，更探究了休谟所有的智识领域和智识活动，探究了作为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文人的多重面向的休谟，休谟的哲学——作为一种心智倾向，它为自己找到了这些面向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本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这个新版本中有详细的书目、索引和文本补充，使之成为学者和高年级学生研究休谟、认识论和哲学史的完美文本。它也是那些对18世纪和启蒙运动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文学学者以及任何对启蒙哲学感兴趣的读者的理想选择。中文版即是根据此版译出。
--学者及媒体推荐—
莫斯纳的著作是一项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对于休谟研究者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对于所有喜欢与研究18世纪启蒙运动和文学史的学者以及读者来说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宝藏。——Richard H. Popkin，哲学季刊
这部堪称典范的作品已经远超一本传记的价值。它是对18世纪热烈的智识研究的回应；它不仅关乎哲学研究，更是面向大众之书。——C.E. Vulliamy, 观察家
这是一部酝酿已久的著作，在经过近20年的漫长准备之后，它于1954年首次付梓。这部传记是作者漫长而快乐的研究生涯所孕育出来的丰盈厚重之作。作者兴趣广博、智力超群，对18世纪启蒙运动和休谟研究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泰晤士文学副刊

◎奇葩说导师、得到App课程主理人刘擎讲透西方思想史
◎马东、罗振宇、陈嘉映、施展等倾情推荐
◎邀请你穿越时空，与19位闪烁着光芒的思想家对话
◎来一次思想的碰撞、一场观念的探险
人生的意义，人们向往的自由和公平的价值，人类文明的复杂冲突与未来趋势……这些让你困惑的大小问题，过去也困扰过韦伯、尼采、萨特等杰出的头脑。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出阐释，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标识。在这部讲义里，刘擎介绍了现代视域下的19位思想大家，广泛而系统地讨论工具理性的利 弊，如何面对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和全球化等议题。思想不惑，精神明亮。你将在这19位大家的生平故事中，理解他们建构思想大厦的地基与框架。你还会在思想大厦之上，直面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诸多难题，收获审慎而真诚的回答。

哲学往往让人觉得太抽象、太难懂，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本书以图解的方式，将抽象和复杂的哲学概念视觉化，即使没有哲学专业背景，也能精准掌握各种重要哲学思想核心。作者从我们经常接触的议题切入，让我们会发现，其实生活中充满了各个时代哲学家留下的智慧结晶。
本书系统性地挑选了2500年以来50位重要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到当代《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每个哲学家介绍其2项很重要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涵盖了理解世界的角度、探索人类的本质，以及当代很重要的社会正义等议题。
哲学不是答案，而是不断对人生发问。本书对提升大众的哲学思维、逻辑能力有很大帮助。从柴米油盐、爱恨生死到人生哲理，你想得到、想不到的问题，这里通通有解！

★ “中文世界公共写作的典范”
★ 一本在剧变时代成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的思想指南。
★ 作为以政治哲学教授的身份介入国内火爆综艺《奇葩说》的学者，刘擎老师让哲学走下神坛，用真正人性的智慧和学者的温柔圈粉，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马东、蔡康永、李诞、宋丹丹、杨幂、一众辩手，以及数千万观众。
★ 知名学者+《奇葩说》导师刘擎教授解读现代思想，呈现观念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澄清我们的处境与自我理解，在风险与意外交织的年代重建现代人对未来的想象。蔡康永、李诞、刘瑜、施展、李筠诚挚推荐！
★ 这本书搭建与多元价值对话的桥梁，理解现代世界的复杂性，为焦虑的现代人拨开观念的迷雾，打开更广阔的思想视野，反思现代人的精神道德困境，重获对个人生活的掌控感。
★ 从明白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么做，到反思自己的生活所身处的世界，如何接触生活的更多可能、开垦属于自己的领地，打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感，重获崭新的“自我理解”。
【内容简介】
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纵向传承与外来文化的横向互动中，在这种“纵横交错”的文化背景下，刘擎教授通过发人深省的文字启发我们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思考“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如何理解和应对困境”等诸多问题。
这部作品兼具敏锐的历史意识与深切的现实关怀。刘擎教授结合历史、文化、政治、哲学等众多元素，解读社会发展变化、思想的演进，以求大众在面对这个时代时，能够辨析问题与观念的来龙去脉，澄清我们的处境与自我理解，重建对未来的想象。
【名人推荐】
我们常常放弃自己，想要蒙混度日；但刘擎教授不想放弃我们，他希望我们醒来。这就是他的热情、他的可爱、他的理直气壮。知道他在乎我们，谁还能把脸转开呢？
——蔡康永
刘擎老师就是那种不认同你的观点，也愿意与你诚恳讨论的人。他的观点我也很多不认同，或者干脆没看懂，但觉得都该认真对待，都该看看，因为这位赤子的气质让你只能信赖。
——李诞
刘擎可能是最配得上“娓娓道来”这个词的学者，他的语言干净而准确，讲道理善于以退为进，他总在追问最重大的问题，但并不急于找到答案，而是引领着读者探寻沿途层峦叠嶂的风景。
——刘瑜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相信身处当下动荡多变、思想激辩时代的年轻人面对这一问题，多少会有迷茫与彷徨。刘擎老师在这本书里，将高远的哲学观念与世界真实状况的联系展示给大家。如果你对时代与自身有困惑，来跟随他做一次思想的体操与观念的探险吧。
——施展
刘擎老师一直是中文世界公共写作的典范。他奇妙地把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考清晰明快、亲切友好、情义满满地呈现给读者。没有居高临下的训导，只有真诚的智识邀约。他约我们一起思考和讨论关乎我们每个人的议题，在清明的理智中携手走向未来。
——李筠

有没有想过叔本华可以治愈你的心灵？如果丢失了手机，赫拉克利特如何为你提供帮助？亚里士多德能否解释当代艺术有什么用？或者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发问，他是否真的认为莎士比亚胜过《辛普森一家》？
本书旨在利用人类历史上众多杰出哲学家的关键思想，为当下的日常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从“莎士比亚比辛普森一家好吗？”到“今晚我应该点外卖吗？”，从衣食住行的小问题到关乎人类生存的巨大奥秘，这里有现代生活中的各种琐碎问题，借助柏拉图、波伏娃、马克思和尼采等伟大哲学家的启发性回答，我们不仅能更加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切身地感悟伟大的哲学思想。

本书介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康德、罗素、德谟克利特等３６位哲学家的生活趣事与哲理故事。
人们往往会觉得哲学晦涩难懂，而本书作者用轻松幽默、通俗易懂的方式去解读严肃的哲学问题，讲述著名哲学家背后的故事，既能使读者了解哲学家的思想，也能了解盛名背后真实的他们。
读完本书，读者不仅可以对西方哲学大师和他们的代表思想有更丰富全面的认识，更能看到大师们是如何面对和解决人生难题的。以知识开阔视野，用智慧过好人生，可以说，这是一本趣味十足、有料有用的通俗哲学小百科。

本书是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中的第一本（余三本为读《周易》《老子》《孙子兵法》）。本书不再采用传统的依从《论语》文本，寻章摘句解读古典文献的方式，而是将整部《论语》打散、拆开来，分上下篇，二十个专题，上篇纵读《论语》，从人物入手；下篇横读《论语》，从概念入手，面向更普及的层面阐释经典。
本书是《丧家狗》的续篇，它和前书不一样，不是通读，而是精读。在这本书里，作者是把《论语》拆开来读：上篇讲人物，纵着读；下篇讲思想，横着读。作者叫“《论语》纵横读”。它和前书有共同主题：一是讲圣人概念的变化，孔子为什么拒绝当圣人，子贡为什么要把他树为圣人；二是讲道统之谬，它是怎样从孔颜之道到孔孟之道，再从孔孟之道到孔朱之道，四配十二哲都是怎么捏造出来的。

本书以编年体形式,以人物生平为线索，以人物思想发展为纲，介绍了李泽厚先生的学术活动及学术思想成果，展现其作为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脉络,理论勇气和学术魅力。

《迫害与写作艺术》是列奥·施特劳斯1952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文集。"迫害与写作艺术"是其中一篇的标题。作者将这些论文收入一本书中，主要考虑到它们全都探讨同一个问题，即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导论中，作者试图从哲学一方来论述这个问题。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一文中，作者试图从本世纪的一些众所周知的政治现象出发来阐明这个问题。如同作者在导论中所说的，他是在研究中世纪犹太哲学和伊斯兰哲学的过程中开始熟悉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从两位最负盛名的中世纪犹太思想家（哈列维和迈蒙尼德）和被不无道理地称为"最后一个中世纪人"的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呈现出来，最后三篇论文即在这些背景下来探讨这个问题。 《迫害与写作艺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哲学必须讲究"写作艺术"吗？如果必须，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哲学的写作艺术关系问题至关重要？这本书会为我们作出解答。 施特劳斯每一本书的出版都具有思想史上的标志性意义，尽管如此，本书还应该说具有特别的标志性意义：至少它提醒我们古老的西方哲人一直没有忘记的苏格拉底问题。

《局外人》是法国作家加缪的成名作，同时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品之一，该书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谬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谬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尔索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他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灯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然而，局外人现象的产生无疑是由这个世界本身所孕育的，默尔索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

小王子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仙童，他住在一颗只比他大一丁点儿的小行星上。陪伴他的是一朵他非常喜爱的小玫瑰花。但玫瑰花的虚荣心伤害了小王子对她的感情。小王子告别小行星，开始了遨游太空的旅行。他先后访问了六个行星，各种见闻使他陷入忧伤，他感到大人们荒唐可笑、太不正常。只有在其中一个点灯人的星球上，小王子才找到一个可以作为朋友的人。但点灯人的天地又十分狭小，除了点灯人他自己，不能容下第二个人。在地理学家的指点下，孤单的小王子来到人类居住的地球。
小王子发现人类缺乏想象力，只知像鹦鹉那样重复别人讲过的话。小王子这时越来越思念自己星球上的那枝小玫瑰。后来，小王子遇到一只小狐狸，小王子用耐心征服了小狐狸，与它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小狐狸把自己心中的秘密——肉眼看不见事务的本质，只有用心灵才能洞察一切——作为礼物，送给小王子。用这个秘密，小王子在撒哈拉大沙漠与遇险的飞行员一起找到了生命的泉水。最后，小王子在蛇的帮助下离开地球，重新回到他的B612号小行星上。
童话描写小王子没有被成人那骗人的世界所征服，而最终找到自己的理想。这理想就是连结宇宙万物的爱，而这种爱又是世间所缺少的。因此，小王子常常流露出一种伤感的情绪。作者圣埃克絮佩里在献辞中说：这本书是献给长成了大人的从前那个孩子。
《小王子》不仅赢得了儿童读者，也为成年人所喜爱，作品凝练的语言渗透了作者对人类及人类文明深邃的思索。它所表现出的讽刺与幻想，真情与哲理，使之成为法国乃至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一部童话小说。

本书为“思想与社会研究系列”之一，对自杀行为作了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分古典德性的极限追求、上帝面前的神性和罪性、现代自杀问题的诞生等三个部分。本书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严格的历史或思想史的梳理。近些年来，对西方自杀历史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将欧美学界的这些成果介绍到中国来，也不是全面勾画出自杀思考的哲学史。就本书叙述的时段而言，很多惊心动魂的讨论还根本没有开场。本书所触及的时段，有很多自杀问题相关的人与事，作者也并未谈及。这本书所要做的，是选取古典、中世纪、英国现代早期这三个时段，看其中的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和处理方式，由此勾勒出他们对待美好生活、人性善恶，以及政治建构的相互勾连但又非常不同的思想脉络。

把书题名为《为无政府主义申辩》只需要肆无忌惮，而写得漂漂亮亮需要高超才智。沃尔夫教授恰恰智勇兼备。无政府状态通常被扔进了意识形态的垃圾堆，或者被抓去当做社论大放劂词的素材，如此蒙尘已久，早须给予明智的再审视。沃尔夫的力作殚精竭虑，志在于此，从他对“传统民主学说”的天真信仰开始，现身说法，带领读者走过了一段政治苦路。
相较于之前作为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弹而产生的乌托邦式无政府主义理想，沃尔夫的无政府主义更倾向于从学理上论证合法权威的不可能，并没有多少现实关切。中译本同时收录沃尔夫论证无政府主义的另一篇论文和法兰克福批驳沃尔夫观点的文章，以期使读者对沃尔夫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清晨，空荡幽暗的卧室。潜行者（亚历山大·凯伊达诺夫斯基 Aleksandr Kajdanovsky饰）悄然无息地起身准备与另外两人会合前往一片恐怖复杂的地带。可妻子（阿丽萨·弗雷因德利赫 Alisa Frejndlikh饰）却极力哀求他不要冒险进入该地。而这位训练有素、 经验丰富的潜行者，即将穿越的是一片有着千变万化陷阱和圈套的地区“The Zone”。这块二十年前因陨星坠落而荒芜的恐怖地区，传说有一个名叫“The Room”的囚室，它能满足人们潜意识里最深层的意愿和欲望。潜行者与为寻求灵感的作家（安纳托里·索洛尼岑 Anatoli Solonitsyn饰）和为探明真相的科学家（尼古莱·格陵柯 Nikolai Grinko饰），踏上了这片变幻莫测的死亡之地。
这部极具史诗片气质，探究人类灵魂本质的科幻电影《潜行者》，用诗意而极富隐喻的长镜头，挖掘着人类潜意识与外部世界的重重矛盾与深层意义。1957年，一场发生在苏联车里亚宾斯克附近名叫玛雅卡工厂的核灾难，深深触动了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成为本部电影中的创作素材。影片也改变自小说《The Roadside Picnic》。本片荣获1980年第33届戛纳电影节天主教人道奖。

《二十世纪德国哲学》论述了狄尔泰、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雅斯贝斯、伽达默尔以及施密特、施特劳斯和阿伦特三位政治哲学家的思想。虽然不是面面俱到，但也基本能勾勒出现代德国哲学的一些主要面貌。《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对所论述的哲学家的思想采取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但也不掩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只是作者的立场与观点一般并不表现为对叙述对象的直接批判上，而更多间接表现在叙述角度、叙述内容的取舍和叙述语言上；表现在作者对他所论述的对象的理解和阐释上。

让小鸟认清现实需要几颗炸弹？
一个有关先知和提问者的残酷寓言故事
2012年艾斯纳奖获奖作品
◎ 编辑推荐
☆ 15年创作积累、长达600余页、如挽歌般的后现代寓言故事
虽然是十五年的碎片化随笔与创作，但作者安德斯·尼尔森在故事刚成型时就已预见了其结局。它并不仅仅是一个 蓄力持久、由每天突发奇想的小故事所构成的一本合集，书中的小鸟形象就像故事本身一样，好像既存于这个世界，是一个长久存在的生命课题和现实话题，安德斯十五年来每日所做的就是努力将它用画笔记录下来。
☆ 划过头顶上空的是鸟蛋还是导弹？无论你如何坚持自己的认知，其结果都是必然的。
《大问题》围绕人类生存意义展开了讨论，故事中的小鸟观察着空想平原中仅有的几个人类每日的行为，并对发生的事件产生不同的理解，问题是，它们的理解真的准确吗？毕竟小鸟猜测和考察的对象早已超出了它们所能理解的范畴。
☆ 藏在相似皮囊之下的有趣灵魂
你将在这本书中看见几十个长得一样的主配角们。安德斯曾考虑过要赋予每只鸟一个记号，但后来他发现当所有鸟都长得一样时，它们才拥有了这个群体真正的特质，于是安德斯决定用语言和性格特征将书中的个体加以区分。单纯、善良的小鸟中偶尔会出现思维活跃的另类；阴郁、聒噪的乌鸦也会有难以捉摸的日常笑点；危险、神秘的蛇会让受伤的小鸟坐在他冰冷、湿滑的身体上……在故事里，你会看到动物，预见自己。
◎ 内容简介
坠入空想平原的失事飞机，被小鸟视为雏子的遇难飞行员和失语白痴，动物本能所引发的护雏之争，无知者用生命守护的毁灭性真相，人类内心的温存与求生时的挣扎，当平原恢复宁静，往事就汇聚成了这部如挽歌般的后现代寓言故事。
你可以很快地读完这本书，也可以用一生去翻阅千万次，这取决于你在《大问题》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 媒体推荐
这是一部内容庞杂而又诡谲的作品，谈生论死。其中的宏大立意借对几个渺小生命的描绘而得以呈现，且随着作者欢欣不羁、细致入微的钢笔点画笔触变得越发鲜明、深刻。
—— 道格拉斯·沃尔克，《纽约时报》
《大问题》的真正美妙之处在于它没有千方百计去回答什么，而是通过爱、失去和黑色幽默去营造氛围，让它其中的意义如他所画的场景一样宏大且耐人寻味。
——《蒙特利尔镜报》
一部非凡且令人回味无穷的漫画杰作。
——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2011年度十大好书”评语
尼尔森呈现了一部宏大、极富想象力的人性寓言故事。
——《迈阿密先驱报》
◎ 获奖纪录
★ 2011年《纽约时报》100部影响力图书
★ 2012年林德·沃德年度图像小说奖
★ 2012年艾斯纳最佳出版漫画奖

简介：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本书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导读：
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
——卡尔·雅斯贝尔斯
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
——比库·帕勒克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阿伦特那样理解我。
——马丁·海德格尔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辞令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