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书中大胆地抓住了由现代官僚国家提出的棘手问题。作者认为，即使身陷行政管理的等级制度之中，人也不能轻易停止存在，人仍然是一个人，“有着个人的动机、脉搏和意愿”。作者将马基雅维里和帕金森的论述与自己原创的理性选择方法结合在一起，对当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官僚体制占压倒之势的赞誉进行了全面抨击，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对一个官僚机构的内部工作进行理性选择的评估方法，赋予官僚体制中的“政治人”以鲜活血肉，让他运用自己的权利去决策、去行动。本书为后来跟进的难度更大的建模工作和统计评估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本的帝国:当代学术思潮》简介：是什么促使布什政府攻打阿富汗，即而又出兵伊拉克？又是什么影响着美国的军事战略和部署?《资本的帝国:当代学术思潮》指出，布什主义代表了帝国主义的一个全新品种，它由资本驱动，使得帝国得以通过纯经济手段实现全球统治。这一资本的经济帝国，要求一种全新的军中事思想和战争原则，即一种在时间和目的上都没有限制的战争状态。

《新帝国主义》是大卫·哈维写了一本影响深远和令人深思的著作。三十年来，他一直将自己的著作对准那些现存的自满的观念。哈维是一个激进的学者：他的著作不落新闻业的俗套，充满事实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这本著作经过了巧妙的构思，拥有散文般的优美文字，叙事风格也非常细致和紧凑。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克迪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
皮克迪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而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能被别人所拥有。皮克迪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建议征收全球性财富税。
皮克迪在中，对过去300年来的工资财富做了详尽探究，并列出有关多国的大量收入分配数据，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
促进增长并不是皮克迪所关注的，他没把它视为经济事件，也不认为它能解决更广阔的分配公平问题。他认为经济是静态的零和游戏；如果一个群体的收入增加，另一个群体就会不可避免地变穷。他把结果的平等性视为最终目的和唯一原因。而以下备选却很少提及—例如，最大化社会总体财富，或是增强经济自由，亦或是寻找最有可能的机会平等，又或按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观点，保证最贫困人群的福利得到最大化。
在书里提出了一系列简单的建议：征收15%的资本税（财富总额），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货膨胀等等。但皮克迪也指出，他觉得这些措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可能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会愿意让步。

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特亚·森指出”艾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其著作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形势、人的理解”、“《欲望与利益》不仅在知识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是赫希曙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既关注当代的经济理论，也关注历史上的经济理论。该著拥有文泛的读者，而不只是拥有经济学工经济学 史领域的读者”。
在本书中，赫希曼回顾了17和18世纪欧洲思潮，阐明了这一时期一个复杂的观念转变：长期以来，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被谴责为一种贪婪的罪恶，然而现在却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即可借以控制人类难以驾驭的破坏性的欲望。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一咱全新解释，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紧密承接。赫希曼的发现颇具讽刺意义：现在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最邪恶的特征，却是它最初的追求目标——压抑欲望以追求“无害的”虽然也许是单调的商业利益。

内容简介：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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