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是斯密的伦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59年，斯密去世前共出版过六次。全书共有七卷构成，主要阐释的是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斯密在该书中继承了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论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论。他反对神学家用天启 来说明道德的根源，而把他认为是人的本性中所有的同情的情感作为阐释道德的基础。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它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

《爱弥儿，或论教育》，系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重要著作。此书写于1757年，1762年第一次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此书出版时，轰动了整个法国和西欧一些资产阶级国家，影响巨大。这部书不仅是卢梭论述资产阶级教育的专著，而且是他阐发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名著。
继十六、十七世纪荷兰和英国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十八世纪的西欧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封建社会行将崩溃，更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时期。这种情况在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法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这句骄横的名言，就反映了这种专权状况。封建贵族和僧侣们凭借封建王权和神权对第三等级施加沉重的压迫，使整个第三等级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完全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在经济上，封建贵族和僧侣们拥有大量的土地，控制着财政税收大权，残酷剥削和掠夺第三等级，特别是广大工农劳苦大众。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日益扩大，使它再也不能容忍那种无权状况了。反对封建压迫，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成了第三等级的共同要求。卢梭和其他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正是反映了这一要求。《爱弥儿》一书则是卢梭通过对他所假设的教育对象爱弥儿的教育，来反对封建教育制度，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本书共分五卷。卢梭根据儿童的年龄提出了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教育的原则、内容和方法。在第一卷中，着重论述对两岁以前的婴儿如何进行体育教育，使儿童能自然发展。在第二卷中，他认为两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在智力方面还处于睡眠时期，缺乏思维能力，因此主张对这一时期的儿童进行感官教育。在第三卷中，他认为十二至十五岁的少年由于通过感官的感受，已经具有一些经验，所以主要论述对他们的智育教育。在第四卷中，他认为十五至二十岁的青年开始进入社会，所以主要论述对他们的德育教育。在第五卷中，他认为男女青年由于自然发展的需要，所以主要论述对女子的教育以及男女青年的爱情教育。卢梭提出的按年龄特征分阶段进行教育的思想，在教育史上无疑是个重大的进步，它对后来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可贵的启示。但是应该指出，这种分期以及把体育、智育和德育截然分开施教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历来很得到爱好罗马历史、拉丁文学和军事史等各方面人物的推崇。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共七卷，记述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从公元前58年至52年，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凯撒死后，他的幕僚奥卢斯·伊尔久斯续写了第八卷，以补公元前51至52年的空缺。因此，《战记》又成为记述这些地区情况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对高卢和日耳曼各地区的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到萌芽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里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等记述，成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

本书记载了有关罗马帝国最初的12个元首的生平事迹。其中包括朱里乌斯传、奥古斯都传、提比略传、卡里古拉传、克劳狄传、尼禄传、伽尔巴传、奥托传、提图斯传和图密善传等。本书提供了有关罗马帝国丰富的史料，并包括帝王们的日常政治活动、私人生活、奇闻轶事等。

《历史》一书史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撰述的记述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波斯帝国河希腊诸城邦之间战争的一部历史名著。此书在西方一向被认为史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因此罗马著名政治活动家西赛罗称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

公元前424-423年的冬季，当伯拉西达袭击安菲玻里城的时候，他正指挥七条雅典战舰驻扎在塔索斯。驻守安菲玻里城的雅典将军攸克利求援于他，他驶往援救；他虽然打败了伯拉西达的军队，救了爱昂，但是他终于没有来得及挽救安菲玻里。安菲玻里的失陷，主要是由于攸克利的疏忽，但是他后来并没有受到处罚，而修昔底德却因此遭到放逐。修昔底德本人对于此事没有作任何辩护。马赛林那斯说，修昔底德是由克里昂的建议，以叛逆的罪名而被放逐的。当时是克里昂最有势力的时候，而且克里昂对安菲玻里的陷落十分愤恨，他提议放逐修昔底德是很有可能的。
从他被放逐到他回国这一段时期内他的生活，我们也完全不知道。唯一可靠的事实是公元前404年以后不久，他回到雅典了；这一点不但他自己的话可以证明，并且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回国后修订的痕迹，例如他记载了公元前404年雅典及庇里犹斯的城墙的被拆毁，这只有他回到雅典后才可以做得到的。此外其他的事情都是由著作中推测得来的。他自己说到，在这段时期中，他有更多的闲暇来编写他的历史著作，他更有机会得到伯罗奔尼撒方面的消息。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自从他被放逐以后，他和雅典断绝了联系，他编写历史的材料主要来自伯罗奔尼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