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是一部奇书！它是怎样的一部奇书？有离奇的故事吗？没有。有精彩飞扬的文学吗？没有。有曲折的故事吗？没有。有高深的哲理吗？也没有。严格说，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有棱有角的书，它只是一个档案卷宗，一桩谋反案的卷宗。
一个档案卷宗，何奇之有？它奇就奇在这个档案卷宗，是清朝盛世雍正皇帝自编纂的为自己鸣冤的自白书。请听雍正自己怎么说的？雍正说：
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皇帝鸣冤，剖示心迹，告谕臣民，此第一奇也。
众所周知，雍正皇帝是康熙皇帝的第四皇子，名允禛，他不该得皇位。康熙晚年两度废皇太子允礽，形成皇储斗争。雍正机权干略，高人一筹，他收拾掉了允祀、允（礻题）、允（礻唐）等几个争皇位的兄弟，才登上了宝座，乾纲独断，刚毅戾深，蜂目豺声，是标准版的秦始皇第二。史称秦始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被骂为“贪于权势至如此”。（《史记·秦始皇本纪》）。雍正皇帝朝乾夕惕，批鉴奏章，事无巨细，大权独揽，比起秦始皇有过之而不及。雍正帝留下的满汉文朱批谕旨有几千万字，平均每天下笔七八千言，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实实在在是累死的。当然这也是“贪于权势至如此”，不免落下骂名。雍正是一个改革的皇帝，即位伊始，雷厉风行，清查钱粮，改革积弊，耗羡归公，惩贪追赃，实行养廉银制度，摊丁入亩，打击不法绅衿，得罪了不少的人。雍正当世就落下骂名，被舆论说成是篡逆的伪君，不讲人伦的畜类，是一个凶残不仁的暴君。湖南落榜秀才曾静归纳条理成十大罪：害父、逼母、弑史、屠弟、贪财、好杀、酗洒、淫色、诛忠、任佞。又说，满人夷狄，入主中原，得统不正，导致天怒人怨，天崩地塌，灾害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之曾静上书岳钟琪，策动造反，推翻清朝。曾静还说五星聚，黄河清，合该轮到他做皇帝。这是该当凌迟处斩、灭宗灭族的大逆之罪。雍正乾断结案，说什么曾静不是主犯，乃是上当受骗，可以赦免，揪出死了近半个世纪的浙江吕留良做垫背，说吕留良著书立说害死人，才是真正的罪魁。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这桩由曾静造反案引出吕留良文字狱案，合称曾吕案，经过四年专案调查审讯，处理结果重吕轻曾，震骇王公大臣和天下臣民，雍正自称为“出奇料理”。真是帝王断案，与众不同，赦了主犯，灭门死人，此第二奇也。
秦始皇统一思想，焚书坑儒。雍正统一思想，搞全国运动，称为“观风整俗”。曾静谋反，著书立说，骂得雍正狗血淋头，雍正不怒不恼，说什么要对曾静实行思想改造，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死刑重犯，可以看中枢机密文件。审案不用刑逼，坚持说理，要求罪犯写检讨。皇恩沐浴，曾静在灵魂深处开刀，果然奇效，“昔日为禽兽，今日转人胎”，一个灭族重犯，居然脱胎换骨，成为吃皇粮的观风整俗的宣传人员。批判洗脑，必造灵魂，雍正特创，此第三奇也。
雍正自信，认为大义觉迷，真理化人，“无物不可化诲”。谋反谰言，不实之词，不必隐讳，布告天下，全国批判，可以化毒草为肥料。雍正特谕说：
着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联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官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内容包括，雍正皇帝的十道上谕，曾静以罪犯被审讯的口供形式写出的检讨和读书体会，反映了这个造反重犯思想改造的全过程和改过方法，附录曾静的忏悔书《归仁说》。全书四卷，约十二万言。题名之义，上谕称：“特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理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法。”即用纲常伦理之大义，君臣之伦的天理，去排除无礼义无廉耻之锢蔽，觉无父无君之愚蒙。通过刊布《大义觉迷录》，在全国范围宣讲，开展观风整俗的思想教育运动，以使大清之民，拥护清朝统治。这也是亘古以来未有，雍正皇帝的独家发明。此第四奇也。
雍正驾崩，儿子乾隆即位，还没有改年号，不到两个月，一切又翻了过来。乾隆圣谕，着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下令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此第五奇也。
综上所述，《大义觉迷录》有五奇：皇帝受谤，自白辩诬，一奇；赦免造反重犯，拉个死人灭门，二奇；改造极刑重犯，脱胎换骨做新人，三奇；刊布谋反档案，开展批判运动，四奇；老子编的宝书，全国士子必读，儿子谕令禁毁，五奇。有些五奇，亘古罕闻，还不是一部奇书么？
雍正是一个临近近代门坎的封建皇帝，又是一个大有为之君。中国历史上有三大治世和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之治”。三大盛世以清代“康乾之治”最为持久。“康乾之治”实际上经历了三代皇帝，即康熙、雍正、乾隆。因此正确地完整地说，应称“康雍乾之治”。
康熙帝六十一年，雍正帝十三年，乾隆帝六十年，合计一百三十四年，恰好占有大清朝一代立国二百六十八年（1644—1911）之半，持续了一个世纪又三分之一世纪，如此长久承平，可谓盛况空前。清代盛世，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版图最大，奠定了中国今日之疆域和民族大家庭，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雍正改革，承先启后，在康雍乾三帝中，执政最短而成绩最大。雍正处理政务，独出心裁，“出奇料理”曾吕案就是一个显例。康熙末国库储银才八百万两，雍正五年国库储银达五千万两。即此一端，可见政绩非凡，真是奇绝妙绝。
在政治斗争中，没有仁义可言。雍正夺嫡，是皇家自己家门事，当然事关国体，论其中曲直是非，要切在国计民生上。民间传说，野史小说，大都贬斥雍正，最集中的是说他“改诏夺位”、“骨肉相残”、“不得善终”三大恶名。雍正不是样样都好，对待政敌残暴不仁，这正是他的成功秘诀，在朕即国家的时代，何可苛责，天下乌鸦均是一般黑。阿其那、塞思黑上台，未必对雍正就有仁慈之举。政治斗争如同战场厮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哪有温良恭俭让可言。帝王的历史定评，最终要落实在兴国仁民这四字上。历史不诬古人。本书解读雍正皇帝的自白，领略他的治国手段、战斗奇招与帝王之术，可以增长见识，启迪思维，促进成熟，冷眼看世事，是很有意义的。雍正好与人斗，其乐无穷，总是手握胜券，其战斗艺术，令人拍案惊奇。雍正称思想改造为“大义觉迷”，本书提供了鲜活的榜样，将使你无尽叹惋！本书半文半白，不难读懂。人们看一看雍正是如何批判一个走火入魔的古代知识分子，读一读这个脱了胎换了骨的书呆子的检讨、体会，即审讯口供挺有意思。我们深信这本记录一件全国大案、要案的实录，是能引人入胜的，颇能启迪思维的。本书最积极的部分，是雍正皇帝辩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合法，宣扬民族大家庭的第一道特谕。这道特谕做了全文串释，意义在此。

本书是作者近八年来有关义和团研究的成果集成。作者自1986年年末开始连续五年多与日中两国的学者（由佐佐木卫、路遥两位先生任团长），对义和团曾经活动过的九个村庄进行调查，同时，还从不同层面对华北农村社会的特质以及民众运动进行思考，促成作者恢复了中断一时的义和团研究。本书的特色在于，通过对农村调查结果结合汗牛充栋的文献史料的分析，对 “义和拳”这一具有宗教色彩的武术起源到清末义和拳运动的产生、扩大直至列强出兵、清朝的宣战与败北、最终向“扫清灭洋”转变，这一历史全过程进行微观分析，并将其与当时国际关系、中央政治动向的宏观分析相整合，从而勾勒出一个整体框架，使全书不仅有可读性，而且耳目一新。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例如：皇室憑藉權力介入鹽稅和關稅的稅金分配，並將皇室資金借給商人，賺取利息等；再者，鹽商或廣東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賈在各種慶典報效皇帝，動輒百萬兩，也成為皇室收入來源之一。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