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陈寅恪先生后半生（1949-1969年）的传记。
陈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潜心学问，不求显达，深为国内外学人敬重。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述了陈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先生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先生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
这部也许沉重的作品，能给读者许多启示。
本书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

已故思想家顾准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本书收录了他生前的三本日记：一本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时的日记；一本是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的日记；还有一本是顾准1972年10月到1974年10月在北京读书和生活的简单记录。这三本日记，虽然只是顾准生命长河中三个片断的记录，蛤对于研究顾准思想的发展，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从多方面提供了顾准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

榮獲日本手塚治虫文化賞，由谷口治郎和 關川夏央兩位大師耗時十一年的不朽之作，全書共分為五部─描寫日本近代文化先驅-夏目漱石...等人多彩多姿的生活，以最鮮明的表獻方式，呈現給全世界的讀者。

八十六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这场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精神，八十多年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阔步前进。今天，回顾历史，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无 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期间，"民主"和"科学"的提出，切中了时弊。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专制与迷信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然而，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因此，清理五四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价它的千秋功过，揭示它的现实意义便织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面前。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必须综合性地展现五四文化的发展过程。
于是，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领域独树一帜的著名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以当代中国难得的立场明确、思想清晰的启蒙型思想家的眼光，为了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直接与读者见面，同时记下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思考，在去年10月，向广大读者奉献了一本55万字的煌煌巨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
这是一本国内目前最完整、最严肃的五四文选；这是一本有作者独特标准和眼光、意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启蒙读物。新文化运动内容的深广和已经达到的高度，远远超出时贤的想象。 然而，长期以来，总有一些奇谈怪论不绝于耳："全盘反传统"！"科学主义"！"全盘西化"！民主与科学"并无有机的必然关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面海内外对"五四运动"的种种指摘，作为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袁伟时呼吁：请读一读当时的文献!
思想终归要回到现实世界。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一讲到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绕开五四？袁伟时认为，五四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主题----科学、民主、人权，而且这一主题至今仍未完成，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
《告别中世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思想领袖们对民主的内涵，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科学讲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认识、分析问题。科学的认识，本来就是不断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可能完全认识终极真理。不能由某一个人说我是代表科学的，我是真理的化身，说反对我就是反对科学。所以说要好好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袁伟时将整个五四的文献分成十一个专题，表明作者对五四论题的基本概括，其内容包括政治、法律、民主、科学、新闻、青年、妇女、文学等方面。五四先驱们直言无忌，也没有染上以非学术手段解决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的恶习。 这些文献之所以值得阅读和研究，是因为准确地概括了任何国家告别中世纪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打破思想镣铐，让民众成为敢于自由思考、自由言说的现代公民，这就是通常说的"人的解放"。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永垂史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敢于蔑视专制主义的传统，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历史任务。本书的前面有一个篇幅较长的绪论，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作者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以及编著本书的思路与目的。书中有袁伟时的十四篇文章，约十万字。这十四篇文章，实际上是思想文化辩论的结晶，里面贯穿了袁伟时对思想界、学术界对新文化不同观点的答复与回应。
袁伟时编著的《告别中世纪》一书，史料丰富，资料尽可能从最初发表的报刊中选取。其论述见解独特，分析鞭辟入里、批判一针见血，对于理解民主与科学的内涵，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意义。

这里要附带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只有到此地步，中国人对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彻底的认识。他们这一代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无庸讳言到今日尚未达成，因而五四时期所标示的改革课题仍具有生命力。可以断言，在此后的中国，只要知识分子仍旧被视为或自视为是推动历史的先驱力量，相信五四运动于知识界仍然有历久常新的魅力。不过笔者却认为，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知识界能发挥了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只能是二十世纪初头的三十年间，这期间也正是由传统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识分子转化成功的第一代的形成和成长的时期。
其次，除了近代中国革新运动愈步趋深入，以至到五四时期而有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的历史进程外，我们不能忽略与这个历史进程相凑泊的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的历史条件。拙稿下面则试图从新文化运动溯源作条理去展示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本书描述了上世纪短短几十年中，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惊人变化：昔日，他们教化大众，挥斥方遒；如今，他们隐身业，闭门造车，疏于为社稷思考。本书作者，美国老派学者雅各比质问道：过去那种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群众引路人的知识分子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