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是大于生命的，再见，地球先生。”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33岁的老舍发表长篇讽刺小说《猫城记》，借火星上一座荒诞的猫城，述说了他眼中彼时中国的真相。由于“对人性超越时代的洞察”，《猫城记》在海外是知名度仅次于《骆驼祥子》的老舍作品，有日、法、英、德、俄、匈语六种译本。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老舍一语成谶，预言了 自己和中国后来的诸多遭遇。
飞机坠毁在火星，“我”误入火星上最古的国“猫城”，结识了形形色色的猫人：大地主、政客、诗人兼军官的大蝎，世事洞明而敷衍的小蝎，只抢迷叶与妇女的猫兵，守着八个小妾的公使太太，杀人不犯法的外国人，打老师的学生，卖文物的学者，起哄为业的党棍，抢着投降的军阀……
一声炮响，繁华落尽。

《健全的社会》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是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的一次有力的探索。
精神健康的问题是否只涉及某些“不适应”社会的个体？社会作为整体是否会患上精神病？对此，弗洛姆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现代社会使人们与自己创造的事物、自己建立的组织、其他人，甚至自己疏离开来。现代资本主义造就了“可支配的人格”。对这种趋势放任自流的结果将是为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在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社会组织方案后，弗洛姆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在理想的社会中，个人不再是达成其他人的目的的手段，个人的幸福是社会的核心关注点，社会的经济增长不应凌驾于个人的发展之上；在精神健全的社会中，个人应当富有创造力和责任感。
作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姆对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与传统的弗洛伊德派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后者将性欲视做人的感情和欲望的基本动力。对此，弗洛姆明确提出：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植根于他的本能需要，而是产生自人类生存的特殊环境。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学说的影响。

著名作家梁晓声10年力作
一部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
只有懂了这个社会，你才能无往不胜
当官的看了知道怎么当官，经商的看了知道怎么发财读懂30年来的中国，300年来的中国社会，3000年来的中国人
在中国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了解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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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已经阶层化了。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咂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商业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
《当代资产者阶层》
将上海人与广 州人、福建人相比，后者们即使已然是成功的“买办”了，可不知为什么，总使人感到他仍只不过是“打工仔”。而上海人，哪怕他明明只不过是境外商家的“打工仔”，却总企图以他后天不知从哪儿模仿来的所谓“儒商气质”——向你表明他是一位大“买办”。
《当代“买办”者阶层》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
《当代中产者阶层》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的有几分不痛快起来。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当代知识分子》
中国“农民工”，明摆着目前是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最少的族群。并且其总体上，完全可能成为将来之中国另一为数庞大的贪穷族群。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既然大多数的他们并不在乎和计较叫他们“农民工”，社会无妨还那么暂且叫着。
《中国农民工》
邓小平生前也曾说过——中国要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很可能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担心的，是发生前苏联那样的事情。然而，中国共产党也可能在非常巩固地掌握着政权的情况之下，政权被某些官员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两面化了。一面做给自己的党和全社会看；而另一面隐蔽地、贪婪地、不断地左右结网，上下结网……
《中国当代“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