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的文字“一类与史学有关，一类则与史学无关”。前者主要是几篇书评，由小及大，由近至远，既不失史家的深刻，又兼顾读者的趣味。后者属于作者的业余爱好，有回忆性的写实之作，也有纯属虚构的“文学”小品。作者在中古史领域有上佳表现，而这些“与史学无关”的文字则非常“有趣”，而在有趣之外，还能体味到作者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洞察与睿智的思考。

汉化带来衰弱？
改革引向灭亡？
重大政治决策如何改变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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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非常手段
将国都从平城迁往洛阳，并致力推行汉化
完成了祭天大典从“西郊”到“南郊”的转变
使游牧之俗渐慕华风
...
然而，短短三十年后，公元523年
北疆即爆发“六镇之乱”
北魏的衰亡由此开始
...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
反而为帝国敲响丧钟
何以如此？
本书将揭开这一历史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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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个人之见，本书对拓跋魏政权结构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有整体的观照，能铸造概念、运用概念来说明关键的问题，并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本书作者讨论北魏的礼制与孝道问题，不唯是北朝史领域上的一个突破，也应能对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有所启发。
——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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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西郊”与“南郊”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祭典——“西郊”是拓跋人的祭天大典，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一支；“南郊”则是汉族王朝国家祭典的核心，同样也是祭天仪式。从西郊到南郊，意味着游牧之俗向华夏之风的转变。
在北魏史的研究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本书追根溯源，从嘎仙洞鲜卑石室的发现讲起，对北魏内部势力进行细分，极具创见地提出“代人集团”这一重要概念，指出其居于北魏政权的核心地位，再以统计学的方法，揭示改革前后各方势力的消长。在讲述孝文改革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文明太后的崛起之路与统治手段，她推动的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实为孝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于孝文改革，作者则详人所略，另辟蹊径，敏锐地抓住以祭典为代表的礼制改革，并着力探讨孝道与北魏政治间的关系。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对后世影响甚巨，改变了中古史的走向。何以如此？本书洞幽察微，对这一复杂问题进行了解答。

父权社会的人伦悲剧，三个母亲的生育困境。母子亲情被反复剥夺，“父至尊”与“母至亲”的艰难抉择。一本史语所中古女性史的经典著作，揭示父系家族传承的血泪真相。李志生、胡阿祥、仇鹿鸣、徐冲等专家学者倾情推荐，让历史告诉你，女性的未来应通往何处。
长期以来，古代中国的父系家族一方面利用体制规范刻意压低母亲的地位；另一方面，“强迫”女性必须生育，将养育子嗣的工作交给母亲，并通过史传称扬塑造理想的母亲形象，利用女性的母职为父系家族的传承服务。
本书从东晋于氏据“礼”抗争、上表争子的例子出发，揭露母职经验对女性自身的特殊意义，以及可能引发的对父系制度的根本挑战。于氏最终的失败表明，超逸出父系制度的女性经验，父权社会往往“无心”去理解。母子关系对父系制度的挑战，只是架构内的修正。
读了这本书你会知道：
于氏和陶氏为什么会三番两次经历失去儿子的痛苦？
古代父权社会是“母凭子贵”还是“子以母贵”？
古代女性凭借什么去挑战父权社会的压制？
从汉代就已产生的胎教观念，是如何规束孕妇言行举止的？
同样作为母亲，父权社会下的古代女子面临怎样的生育困境？
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要坚定地追求女性主义？

《公主之死》是一部法律史作品。作者爬梳史料，详细讲述了北魏兰陵长公主被驸马殴打流产致死这一经典案例的来龙去脉，以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写作方式探讨了婚姻暴力、性犯罪、亲属容隐、连坐、夫家认同、男尊女卑等重要而深刻的法律及婚姻伦理议题。
通过零星残存的条文、案例和判决，作者分析了儒家官僚集团与皇权在确定涉案人员罪名及刑罚轻重方面的共识和分歧，深刻揭示了汉唐之间几百年里女性的法律地位情况、法学和司法的传承状况，显示出虽然从汉朝开始婚姻和家庭伦理已被纳入法律规范之中，但儒家伦理法制化的进程是曲折的，在胡汉交融的北朝时期，夫尊妻卑的伦理并未完全进入法律体系之中。读懂这一案件，对于中国法律“儒家化”或“父权化”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北京大学罗新教授专业代表作修订再版
北魏皇帝，不仅是华夏帝制国家的皇帝，也是内亚游牧征服集团的可汗，他们的历史活动，是多种文化传统的碰撞、融合与新生。北魏的所谓“代都旧制”，分明就是内亚传统的一部分。以内亚视角重读历史，无疑具有巨大的空间。
本书从北魏皇帝即位仪式的代北因素入手，推及北魏的祭天仪式、辽初的权力传承危机、清代的堂子祭天等，一方面观察拓跋鲜卑政治传统与华夏传统的遭遇、碰撞及变异，另一方面考察鲜卑旧俗（代都旧制）与内亚政治传统间的联系。
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那些内徙内亚人群，一方面固然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继承和坚持某些内亚的文化传统。这些内亚传统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史书记录中或遗忘或变形，依稀仿佛，难以辨认，所以清理这些残存的线索就成为一个足以显示历史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工作。

本书采用“制度史观”，着重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两方面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阐述了战国至秦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的创立，入汉之后的各项制度发展，魏晋以下的政治“变态”，北朝官僚行政的再度振兴等等；阐述了此期文吏、儒生、宗王、外戚、宦官、门阀、军人、寒人、部落贵族等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对“制度”与“势力”的相互关系亦予提示，如文法吏与律令体制的关系，儒生与复古改制的关系，士族门阀造成的制度变态，鲜卑军功势力对官僚体制的振兴等。对“政治文化”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阐述了法家、儒家、黄老、玄学及北朝的“功绩制的政治文化”的政治影响。

本书以九品官人法这一贯穿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的选官制度为研究对象，以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准确描述了该制度在300多年间的发展、演变，揭示九品官人法与传统所认为的“九品中正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并以此为线索，将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职官制度与门阀制度整合在一起，深刻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研究打开了全新的局面。本书一经问世，即获得学界好评，荣获日本最高学术大奖“学士院奖”，成为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必读之作。

《九品官人法研究》是日本的中国学和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制度史的必读书。在《九品官人法研究》中，作者从制度的层面，精彩地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贵族门阀的形成历程，以及在汉族社会发育成熟的贵族制度如何成功地移植于北方民族统治的北方社会，胡汉合流，出现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局面。实际上，这是一部通过“九品中正制度”揭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进程与社会形态演变的鸿篇巨制，强有力地支持了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理论，当之无愧地成为京都学派的学术里程碑。本书是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宫崎市定教授的名作，代表宫崎市定乃至日本学术界的最高学术水平。

《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是对中国魏晋南北朝史中重要的铨选制度——九品官人法的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本书曾获1958年日本最高学术奖——学术院奖。

本书以司马炎为基点，上溯其祖、父两代，下延其子、孙两代，以河内司马氏五代人的事迹为主轴，生动描述了曹魏、西晋时代的政治变迁与社会风貌。前半部分以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三代四人的活动为中心，叙述了汉末群雄割据、三国鼎立、司马氏篡魏、西晋统一、司马攸出镇等主要政治事件及其意义。后半部分，以发生于晋惠帝、怀帝、愍帝时代的贾后专政、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事件为线索，叙述了西晋王朝逐渐崩溃的过程。最后，本书考察了西晋王朝统一、灭亡过程中的内在动因，揭示了西晋王朝的特征及其在中国古代史中的位置。

对魏晋之际的诸种研究，大体是站在陈寅恪先生相关论述的延长线上加以发展、修正，运用政治集团学说所具有的利弊在这一时段的研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自从19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不少从个别历史事件的考证入手，通过细节的考证复原魏晋之际政治变局的佳作，本书之作亦得益于此。《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稿为1990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的重印修订本，从行政、军事、经济、刑法等诸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北魏前期社会及政治制度的特点，对其政治制度全面地加以描述与总结。

本书将北魏前期政治史的研究，以首都平城为中心逐步展开，依时间顺序分四章作纵向探索，准确清晰地勾勒出它的变迁轨迹。作者的考察自始至终围绕着拓跋部落本身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汉族文化对其产生的曲折作用这两个影响平城政权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被考察的虽然是北魏平城政权封建化的历程，但其意义却已超越了论题本身，成为探索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汉族与游牧民族相互影响与融合规律的重要一例。在考证中，作者既不回避种种重大矛盾现象，又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对细微之处详加辨察，因而所得结论新颖而令人信服。

结束十六国纷乱局面的拓跋鲜卑，是怎样从落后状态乘时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从而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
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但他不是在传统北魏史的框架内，而是以北魏建国之前的代北时期为焦点、包括北魏时期的框架内，去探求拓跋部所体现的历史意义。他以敏锐深邃的史学眼光，论证了拓跋在与代北乌桓共生的百余年中发育成长，并从此积累了经验和力量。拓跋珪用野蛮手段建立残酷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暴力离散母族、妻族部落组织，巩固了拓跋君权和北魏政权，把拓跋部落联盟带进文明社会，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拓跋珪的野蛮手段使拓跋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也留下了后遗症，以致后人不知道把拓跋史诗中充满野性的历史素材如何裁剪成皇帝认可的体面的国史。北魏国史大狱之兴以及北魏史学不振，根源盖出于此。
书中发表“猗卢之碑”残石版资料，亦将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作者执着于历史新知的获取需要学界长远积累的愿望，修订本对原书有较多改动，订正了一些使用和认知史料的不足，也有若干见解上的变动。仍然意在提供一种研究的思路，奉献给同好读者，共做进一步的考索。